1970年12月7日，時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做出了一個令全世界頗為震驚且難以忘懷的舉動：正在波蘭進行國事訪問的勃蘭特，在向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敬獻花圈之後，突然雙膝下跪，為在二戰中死於納粹德國屠刀下的無數死難者默哀。

按照勃蘭特的說法，在死去的千萬靈魂面前，“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

“勃蘭特應該下跪嗎？”德國《明鏡》週刊隨即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48%的德國受訪者認為勃蘭特的這一舉動過度了，11%的受訪者持中立態度，41%的人認為是合適的。這一調查結果，顯示了德國民眾的意見分歧。

從二戰結束到“華沙之跪”，德國的“去納粹化”過程，充滿了曲折與艱辛。

但40多年後的今天，德國社會對戰爭、對歷史的態度不再糾結，德國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已真正融入歐洲，成為國際體系中的積極力量。

這背後，有政界對納粹大屠殺的深入反省，有學界對民族良心的持續考問，也有普通民眾對歷史罪行的激烈批判。

不久前，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日本期間在東京發表演講時說，“正視歷史”和“寬容態度”是修復國家關係的正解。她指出，德國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重新被國際社會接受，正是由於德國能正視歷史。

盟軍主導“去納粹化”

1945年春，德國戰敗。當時的德國，經濟與交通網絡陷於癱瘓，大多數青壯年男性公民身處戰俘營中，城市人口處於饑餓之中，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處處斷瓦殘垣。這是“五世紀羅馬陷落時的場景”，史學家曾如此作比。

英國作家弗雷德裏克•泰勒在《驅逐希特勒》一書中記述，盟軍在進佔各個城市時，時刻提防著狂熱納粹分子的反撲與抵抗。盟軍軍事行動的目標十分明確，即在佔領後構建一個“沒有納粹”的德國。

實際上，在當年2月舉行的雅爾塔會議上，美、蘇、英三國領袖就已商定，摧毀所有與納粹有關聯的機構、組織、法律，去除納粹對德國人生活的影響。一份決議中寫道：“所有參與過納粹活動的（納粹）黨員……不得擔任公職或半公職崗位，不能在重要的私營部門任職。”

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自殺身亡。1945年5月8日，他通過遺囑指定的帝國總統卡爾•鄧尼茨宣佈德國無條件投降。隨後，從柏林至每一個村鎮，盟軍都建立新機構取代了納粹德國的管理機構。

在英、美、法佔領區內，德國公民須填寫詳細的問詢表，說明個人戰時經歷，由評判員裁定是否有罪。在蘇聯佔領區內，不少與納粹有關聯的公務員、教師或律師都被清算，甚至被沒收了個人財產。

戰後三年內，盟軍瓦解了主導德國軍國主義的容克軍事貴族階層，將大批納粹黨員投入監獄。至1948年，盟軍才將“去納粹化”的任務逐步轉交給德國戰後政府。

反思的局限與“寬恕”

1945年8月8日，美、蘇、英、法四國在倫敦正式簽署控訴和懲罰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議，依據《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盟軍在紐倫堡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對被控犯有密謀罪、破壞和平罪、戰爭罪、種族屠殺罪以及反人類罪的納粹德國主要戰犯進行審判。

不過，戰後初期德國對納粹罪行的追訴和審判並不成功，一些民眾回避納粹歷史，甚至反對“去納粹化”，並要求赦免部分納粹罪犯。在紐倫堡審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戰爭罪被判刑，死刑判決806例，但只有486例被執行。

一些德國人甚至認為紐倫堡審判有“成王敗寇”的意味，反對紐倫堡審判揭露納粹罪行。德國精英階層則在一段時間內對希特勒的暴虐持保留態度。

泰勒在《驅逐希特勒》一書中分析，德國自1871年統一為德意志帝國後開始“權力集中”，全民整齊劃一、講求秩序，不少德國人相信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是保持德國團結的基礎，並認為希特勒帶領德國走出了經濟蕭條。這也讓德國民眾對納粹黨帶來的短暫秩序抱有同情，同時希望在二戰結束後再次建立秩序。

當時，德國社會對二戰的反思還局限在少數知識分子範圍內。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阿登納的首要著眼點，並不是徹底清算納粹帝國歷史和贖罪反省，而是在飽經創傷、滿目瘡痍的德國土地上重新恢復國民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

除本國人包庇、弱化納粹罪行外，二戰結束不久後形成的冷戰格局，也讓美、蘇兩大陣營不得不“寬恕”一些納粹技術官僚，甚至釋放一些納粹軍方高官，以重建西、東德的軍隊。

納粹德國國防軍高級將領、以“閃擊戰”聞名的埃裏希•馮•曼施坦因僅被監禁4年後就被釋放，出任聯邦德國政府的高級顧問，協助建立新的德國聯邦國防軍。

1949年12月，聯邦德國眾議院通過了赦免納粹分子一般犯罪行為的法案；1951年又公佈“131法案”，批准除蓋世太保和在此前審判中被定為“主要罪犯”的人員外，其他納粹文職人員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眾議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納粹罪犯。

於是，許多納粹分子在戰後恢復了職位。尤其是在阿登納執政時期，有大批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重返政府機關。

直至1963至1965年在法蘭克福舉行奧斯維辛審判，這種現象才得到遏制。這次審判使得聯邦議院取消了關於納粹謀殺罪行的追訴時效，這意味著追責納粹戰犯是沒有期限時效的，納粹罪責也因此持續成為公眾關注的議題。

年輕一代發起“清算”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歐美爆發了廣泛的青年學生運動，這一運動在德國的表現形式是青年學生對納粹德國的歷史及其殘餘勢力的攻擊。

由於戰後沒有對之前的歷史進行系統的批判與清理，此時納粹殘餘勢力立即成了青年學生清算的目標。那些探究前納粹精英們的生活以及職業生涯的人驚訝地發現，許多曾經身居高位的納粹官員毫髮無損、毫無悔悟地又出現在聯邦共和國裏，其中的許多人都是大屠殺的罪犯。

這些沒有親身經歷過二戰的年輕一代，希望從父輩那裏得到他們參與納粹罪行的確切答案。他們行為激進，甚至引發了兩代人之間的尖銳衝突，致使政府機構組織普遍遭受輿論批評。

其中比較著名的事件是，1968年11月7日，在一次黨派會議上，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突然起身高喊“納粹總理下臺”，給了原納粹黨員、聯邦德國總理庫爾特•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在她看來，二戰結束僅20多年，一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然能當上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

1969年初，聯邦德國總統海因裏希•呂布克因其納粹背景而被迫下臺。同年，反法西斯戰士維利•勃蘭特出任聯邦德國總理。

70年代後，在“東方政策”的推動下，德國政府對外謀求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解，德國社會對納粹大屠殺的反省也不斷深入。

1978年，德國文化部要求課堂教學中增加反納粹的內容，引導學生自覺與納粹意識形態做鬥爭。德國還與法國、波蘭等鄰國合編歷史教科書，傳達虔誠反思歷史的信息。

1979年，聯邦德國各州電視臺播出記錄猶太人二戰經歷的《大屠殺》，2000多萬德國人含著熱淚在電視機前觀看了這部片子。由此，德國社會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討論：我們每個普通的德國人是不是也有罪責？德國年輕一代也提出疑問——我們的父母在納粹時期都幹了些什麼？

隨著納粹罪行逐漸進入公眾視野，政府還頒佈法律禁止否認大屠殺的言論與行為。

態度反復引發質疑與爭論

1982年，科爾出任聯邦德國總理，這位保守人士的上臺，似乎導致了社會各界對納粹帝國歷史態度的再度轉變。

1985年，也就是二戰結束40年後，一些政治和文化界的上層人士認為，德國應該到了擺脫希特勒及納粹帝國陰影的時候了。他們言之鑿鑿地質問，“如果我們的回憶永遠停留在奧斯維辛上，德國還有未來嗎？難道年輕一代沒有權利卸下納粹帝國的歷史重負，輕快地走進新世紀嗎？”

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氛圍之下，1985年5月8日，在二戰結束40周年紀念日之際，美國總統里根和德國總理科爾共同來到比特堡的二戰德國陣亡士兵公墓進行弔唁，試圖把二戰重新定義為一場歐洲範圍內普普通通的戰爭。據說此墓地中埋葬著幾十個納粹“黨衛隊”的成員。

此時，德國對二戰的態度顯然有了較大的反復，這也引來了國內外的一片質疑和爭論。

此後，所謂的歷史學家之間的爭論更是將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

1986年6月6日，柏林自由大學現代歷史教授恩斯特•諾爾特在當天出版的《法蘭克福彙報》的副刊上撰寫了一篇題為《不願過去的過去》的文章，表達了一種之前沒有過的觀點：奧斯維辛其實是蘇聯斯大林時期“古拉格群島”事件的一個翻版。

諾爾特的言下之意是：希特勒的猶太人種族滅絕政策類似於斯大林處理政治犯與不同政見者的手段，它可以被看作一種假想的防禦行為。他稱，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不是獨一無二的，蘇聯就發生過類似的大事件。而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很有可能是對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種“亞洲式的酷刑”的回應，猶如一種正當防衛。諾爾特抱怨，納粹德國已經滅亡40多年了，但這段歷史卻仍然不能成為“過去”。

對於諾爾特的言論，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與一些左翼歷史學家們一起作出了及時而有力的回擊。

他們認為，之所以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因為納粹國家利用現代工廠化的方式，對一個種族進行了不分男女老少的整體性、滅絕性的大屠殺。這種罪行恰恰是在極其冷靜的、如機械化高效率運轉的狀態下持續實施的。

他們還強調，如果有意尋找，總能找到與其他國家的大屠殺的“可比性”，但這種“可比性”並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德國人降低自我道德標準的理由。關鍵要看德國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釋重負，是否願意逃避良心的譴責。民族主義曾令德國陷入一場災難，德國人不應再重蹈覆轍。

“民族自身認同的一部分”

上世紀90年代，隨著東西德的統一，德國對二戰歷史的反思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階段的主要成就在於對一些未經反思的說法進行了駁斥與修正。比如，針對那些試圖把二戰罪行限定在納粹高級領導或者實權人物身上而排除普通德國人甚至德國國防軍罪行的觀點，眾多戰後成長起來的德國青年民眾都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同時，德國也用一系列實際行動證明瞭其反思歷史的堅決態度。

在立法上，德國聯邦議會於1994年5月通過《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加重了“煽動罪”的定罪程度。按照新法，在公開場合宣傳、不承認或者淡化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罪行，可處以最高5年的監禁。

在領土遺留問題上，1990年兩德統一時宣佈，將不會申索因戰敗被割讓給波蘭的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領土，儘管那裏是普魯士起家之地。

德國也一直在為納粹罪行進行賠償。比如，德國先後向以色列賠償了大約700億歐元，向大屠殺倖存者賠償了約150億歐元，並且賠付至今仍在持續。德國政府還積極協調那些使用過戰爭勞役的德國公司向受害者進行賠償。

除此之外，德國社會各階層幾乎每年都要在集中營舊址、主要戰場、博物館、西方盟軍和蘇軍的墓地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以銘記歷史教訓，增強公眾對納粹主義危害的認知。

1995年正值二戰結束50周年，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戰爭紀念館，命名為“恐怖之地”。2005年5月10日，作為二戰結束60周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在柏林市中心隆重揭幕。這一建築被多個政府部門環繞，體現了反思歷史的自覺和誠意。

可以說，德國人對戰爭、對歷史的反思真正觸及了民族的靈魂。正如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所說，“對於納粹主義及其發動的戰爭、種族屠殺和其他暴行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自身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

（張遠/高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