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重要會議。當年，我是作為中央軍委直屬機關兩位中央委員的隨員上廬山的，現將這次會議過程中我的見聞做些介紹。

林彪和葉群乘坐的車輛與眾不同

1970年，我在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部保衛部為首長做警衛工作。8月17日，我正隨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張池明在瀋陽軍區某機械化師參加全軍裝備管理現場會，突然接到北京的電話通知，說有重要事情，要張池明第二天趕回北京。當時現場會議還未開完，他又是這個會議的主要主持人，因此，商定請總後勤部副部長封永順主持會議。18日，我隨張池明從瀋陽乘飛機返回北京。回京後，才知道中央通知他上廬山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

軍委直屬機關（包括各總部、各軍種、兵種、國防科委等）與會的中央委員除政治局委員和因病請假的外，共有21人。根據軍委規定：軍委直屬機關的中央委員每兩人可帶隨員一名，秘書、警衛人員、醫生均可。這21名中央委員中有的3人帶一名，有的2人帶一名，帶上廬山的隨員共9人。總後勤部當時第九屆中央委員有4人，除邱會作（時任總後勤部部長）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還有3位中央委員，他們是：張天雲（時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張池明（時任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張令彬（時任總後勤部副部長、中央候補委員）。張天雲因病未能出席會議，是張池明、張令彬兩位中央委員決定讓我隨他們上廬山做警衛工作的。8月19日做些準備，20日上午乘空軍專機蘇制伊爾-18在北京西郊機場起飛，中午到達武漢。乘坐這架飛機的中央委員有軍隊的，也有地方的，有五六十人。由於當時的九江機場還很小，不能起降大型飛機，所以送與會代表的大型客機必須在湖北武漢或安徽安慶降落後，再換乘小型飛機到九江機場降落。我們乘坐的這架飛機是在武漢機場降落的。用過午餐稍事休息後，便換乘兩架蘇制安-24型小型飛機於當日下午3時左右飛抵九江機場。這個機場不大，跑道上的水泥接縫中還長著一些小茅草，看來在這裏起降的飛機並不多。會議已安排車輛送委員們上山。大部分車是北京吉普，也有江西南昌生產的一種吉普車，外形和北京吉普差不多。中央領導人用的車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轎車。只有林彪和葉群乘坐的兩輛車與眾不同。他們的車是從北京用運輸機連同司機一起運到南昌，再由南昌經九江開上廬山的。他們的車都是美國造，一輛是林肯，另一輛是凱迪拉克。這種車的車身很長也很低，長度比國產的大紅旗轎車還要長一截，門窗玻璃都是墨綠色的，從外往裏看，什麼也看不見。據說，這是專門為他們進口的，當時在國內很少見。

軍委直屬機關的中央委員乘坐的都是北京吉普。兩名中央委員加一名隨員乘坐一輛。上山的途中，在路邊還臨時設了兩處茶水站，是臨時用帳篷搭的，作為休息之用，帳篷內備有茶水和各種水果。從九江機場上廬山，全是盤山路，路面不寬，拐彎處彎度很大，又是上山，因此車速不能太快，大約兩個小時到達住地。

住別墅，吃土特產

廬山位於長江中下游九江市南側，是馳名中外的避暑遊覽勝地，海拔近1500米。廬山山巒奇峻，蒼松翠竹，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山上經常霧氣彌漫，處在茫茫雲海之中。不僅從遠處眺望廬山時隱時現，就是在山上行走，也常被霧氣包裹。古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大概是霧氣太大，看不清的緣故。清風徐來，遍體浸涼，一早一晚涼氣更大，真有點“高處不勝寒”之感。

廬山上有許多漂亮的西式小別墅，軍委直屬機關的21名中央委員分別住在仙人洞附近山坡上的別墅裏。平房每人住一棟，二層樓房兩個人住一棟。9名隨員分別與他們住在一起。這些別墅，建築很考究，房間裏的設備也很齊全，室外周圍生長著古老的松柏樹，粗壯的樹枝像手臂一樣遮蓋在屋頂上。從山下往上看，隱隱約約能看見點點屋頂浮在綠海之中；從高處往下看，只看見茂密的樹林，幾乎連房屋的影子也看不見。大會為每棟房子配備了一名服務員。他們都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學生，都很忠厚樸實，情緒亦十分興奮，會前經過一些訓練，為會議提供了優質服務。我們的住處設了會議醫療組，由廣州軍區駐江西某野戰醫院和南昌市某醫院抽調的4名醫護人員組成。

我們9名隨員與21位中央委員同在一個餐廳用餐。這是一個小餐廳，是專門為這21名中央委員服務的。他們21人分坐3桌，我們9人另坐一桌，伙食標準有所不同，但差別不大。我們這些隨員都是跟隨首長多年的秘書和警衛人員，還有一位是空軍的醫生，與軍委直屬機關的中央委員都比較熟悉，因此也都無拘無束，比較隨便。他們餐桌上有什麼好吃的東西，也經常端到我們的桌子上來。

廬山地區盛產甲魚、石雞和蛇，幾乎每天都有這些土特產做的菜。據說，為了保證供應，由某部抽調了一些戰士到山上捕捉。別人都說鮮美可口，但我看那石雞又大又黑，活像癩蛤蟆；那甲魚的模樣一看直噁心；再看那一米多長的蛇，裝在鐵籠子裏鑽來鑽去，皮被扒掉了的，尾巴還在擺動，叫人看了渾身發麻。所以，我在廬山的十多天裏一口都沒敢嘗。

與會代表大部分都是8月20日或21日到廬山的。會前，代表們及隨行人員都到廬山的風景區遊覽和做些會前的準備工作。風景區主要有仙人洞、花徑、廬林、含鄱口、大天池等，還有名貴的雲霧茶場。特別是秀峰那氣勢磅礴的瀑布更加引人入勝。李白膾炙人口的名句——“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正是廬山瀑布傳神而生動的寫照。

會議安排了攝影師在幾個風景點為會議代表和工作人員照相留念，不收取任何費用，只要把住址留給攝影師，一兩天內就把照片洗好了並送到各自的住處。

保密代號：200

8月23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大禮堂開幕。會議期間，我們的任務主要是為各自負責的中央委員分發檔、收文件，開會時為他們安排車輛，再就是照顧好他們的生活。由於我們的住地離開會的地方較遠，因此，無論開全體會或分組會，都要派車接送，每兩人乘坐一輛吉普車。九屆二中全會的分組會是按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6個大區劃分的。部隊的中央委員分別編入這6個大組。我負責的兩位同志，張令彬參加華北組，張池明參加東北組，這兩個組的會場相距不遠。會議的警衛工作是很嚴密的。據說，從山下到山上有好幾道崗哨，住地也有哨兵巡邏。在那裏，只要首長的身體不發生問題，其他方面的安全是有絕對保證的。因此，開會時隨員可同車去，也可不去。一般開全體會時我都去，主要是想去見見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在北京經常能見到周總理等其他領導人，但見到毛主席的機會相對要少一些，所以開全體會時我必去。把首長送到大禮堂後，就到禮堂後臺進門處的路邊上等著毛主席的到來。毛主席一般都是在會前一兩分鐘或正點到達的，毛主席一到會議就開始了。 　　中央會議的保密性很強，出發前不能告訴任何人。保守機密是我們警衛人員必須遵守的工作紀律，不僅開什麼會要保密，就連到哪兒去、什麼時候出發都不能對外講。到廬山之後，也很嚴格，會議要求，沒有要緊的事，不要與外地聯繫，即便是有要事需要聯繫，對外也不能說是廬山，只能按照會議規定的代號，對外統稱200號。但會議對我們隨員都很信任，有些工作交給我們做，如檔、簡報的分發，都是我們經手分送的。會議期間，21名中央委員的文件、簡報，是由中央辦公廳用一個信袋裝好，密封後直接送給隨員中一位空軍首長的秘書。他啟封後不再密封，由我們分發給各自負責的中央委員。這類文件幾乎每天都有。說實話，出於好奇心，我們在分送過程中也順便翻閱。因此，廬山上發生的事情，從檔和簡報中隨時就知道了。如收回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第二號簡報）、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等。當知道這些消息時感到很驚訝，隨員之間私下也在一起悄悄地議論。當從簡報上看到揭批陳伯達之後，很想去看看這個“天才理論家”陳伯達挨了批之後是個什麼模樣。有一天，我便隨車去開會的地方，看到陳伯達耷拉著腦袋，慢慢騰騰地蹣跚而來，都快到點了他才到會，這和過去那種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神氣勁可大不一樣了。

“廬山發生的事件要絕對保密”

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這次會議結束時，關於攜帶文件的規定特別嚴格，與過去不大一樣。以往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通常是發給各部委、各省、各大軍區及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一整套會議文件，由與會同志帶回，傳達給本單位的黨委常委。這次會議規定，除了只准帶一份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外，不准帶會議上發的任何文件、材料，就連會議中委員們自己的筆記本也必須上交或自行銷毀，幾乎連張紙片都不准帶。所帶回的九屆二中全會公報也必須以見報為准，報上沒發表之前也不准公開。因此，臨下山前，首長要求我們，廬山發生的事，回到北京後要絕對保密，對任何人都不准洩露。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一部分党的高級幹部中口頭傳達過陳伯達反黨的問題。大約在1970年10月初，軍隊各單位傳達到軍以上幹部，隨後開始學習討論。開會的地方是很嚴密的。為了儘量縮小知情範圍，中央決定，各單位在學習期間上報給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報告、簡報，不准打字員列印、鉛印，也不准讓沒聽傳達的人經手，只能手抄上報。為此，總後勤部在此期間上送給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報告、簡報，是由總後政治部一位副主任親自起草的，總後黨委常委討論定稿後，晚上由我在張池明的辦公室裏反鎖上門，工工整整地謄清後，再由那位政治部副主任密封，經保密室發送。直到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將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傳達給黨的地區級核心小組成員、部隊師級黨委委員。在這期間，關於陳伯達問題的保密程度是相當高的。

（許廣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