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突發的“林彪事件”中斷了全面“鬥、批、改”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的實踐進程，極大地擾亂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發展方向的設計與掌控，文化大革命的後續演進由此呈現出明顯的不確定性，“鬥、批、改”思想亦隨之進入最後的歷史階段。

“林彪事件”後風向改變

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開展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提出要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

“林彪事件”後，這一要求便迅速成為批判林彪集團的基本原則和重要任務，其主要內容就是大力宣傳“兩條路線鬥爭史”，突出強調“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的正確性，試圖澄清被急劇變動的政治形勢所模糊的階級鬥爭版圖，以利於新的政治批判的展開。

“鬥、批、改”思想的內涵與外延得到繼續延展。批判者明確指出，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鬥、批、改”並未結束，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有些經驗要加以總結，有些政策要繼續落實，有些規定要堅決執行，新出現的問題要及時調查研究和解決，“在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中，我們要認真抓上層建築，重視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把它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一件大事來抓”。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因勢利導，對無政府主義等極左思潮展開了深入全面的批判，在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

批判者由此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工業是一種社會化大生產，必須有組織地進行，必須遵守合理的規章制度，以實現統一指揮和統一行動。

以此為契機，全國很多地方和領域逐步恢復並健全了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品質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規章制度，改善並加強了企業管理。

此後，儘管政治形勢不斷發生變動，但對規章制度的重視漸次成為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共識，即使“四人幫”掌控的刊物有時也不得不承認：“任何一項規章制度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不然的話，實質上就會導致取消一切規章制度，這也是不對的。”在1975年鄧小平全面整頓期間，經濟領域繼續著力糾正無組織無紀律現象，恢復被廢弛的工業企業規章制度，加強產品品質。這些努力作為“鬥、批、改”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生產領域產生了積極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訓，在反思和批判極左思潮的環境下，對寬鬆政策的強調與推行成為“鬥、批、改”思想的重要內容。

在此前後，一大批黨政軍老幹部、專家教授和技術人員從關押、審查和批鬥的狀態中解脫出來，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從而進一步促使高度緊張的政治局勢呈現緩和趨勢。

綜上所述，這些政治思想及其實踐局部糾正了某些嚴重的極左錯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粗暴的階級鬥爭的二元對立思維，遏制了無政府主義造成的全面危害，有效地緩和了“林彪事件”帶來的社會緊張局勢，也顯現了當時整個國家和社會普遍存在著的意圖恢復正常生活和生產秩序的強烈訴求，賦予“鬥、批、改”思想以一種建設性的面相和效能。

當然，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整體環境並未發生根本改變，因而隨著政治局勢的逆轉，“鬥、批、改”思想的內容和方向亦隨之丕變。

被極左勢力所利用

1972年底，毛澤東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員的談話中，針對一封主張貫徹周恩來要求批透極左思潮的精神、反映張春橋和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來信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他認為：“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中共十大政治報告也強調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批、改的任務，各條戰線都需要繼續深入”，強調要重視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

事實上，這些政治指導思想的變化，均與毛澤東感受到“林彪事件”後社會上出現的質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潛流有關。

這一變化不僅逆轉了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方向以及“批林整風”運動的重點，而且使主要承載“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鬥、批、改”重新成為極左勢力影響政治形勢的工具。

此後不久，毛澤東再次提出注意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批准發動了由極左勢力主導的“批林批孔”運動。

隨著時間推移，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與維護日益強化。1974年底，他又提出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為核心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強調“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極左勢力借此極力引申和擴大該理論的應用範圍，如張春橋提出“全面專政論”，完全不顧社會主義制度已確立近20年的客觀事實，不承認上層建築的無產階級性質，認為“在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有些方面實際上仍然被資產階級把持著，資產階級還佔有優勢”。

這一理論的提出和解釋，既表明毛澤東內心對他發動且進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上層建築領域的“防修反修”效果缺乏自信心，也透露出文化大革命後期意識形態理論體系的極端矛盾性：一方面鼓吹“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及其“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認為“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還被資產階級佔據。

總的來看，自毛澤東扭轉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勢頭以來，他極力捍衛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態度與決心，成為影響“鬥、批、改”思想內在邏輯發生變動的根本原因。

在此形勢下，極左勢力對“鬥、批、改”歷史的回溯與宣揚，以及對文化大革命鬥爭目標的重新設定，表明他們對”林彪事件”後文化大革命頹勢已現的不甘與反抗。

這種情況典型地彰顯了“鬥、批、改”思想所具有的雙面性特徵，它既可以為黨內的健康力量提供局部性重建社會秩序和維持政治穩定的務實工具，又更多地被極左勢力所掌控和利用並以之為話語權推行新的政治運動。

這種狀況也鮮明地展現了這一段時期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徵：“與前一時期抵制‘文革’活動總體上是潛在地、被動地相比，抵制、糾正‘文革’路線和堅持、維護‘文革’路線的鬥爭形成了兩軍對壘。”

終於走向盡頭

從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全程來看，自“林彪事件”後，“鬥、批、改”思想在政治理念的建構作用和意識形態的宣傳效果等方面均呈顯著的下降趨勢，這從《人民日報》關於“鬥、批、改”報導數量的變化中可見一斑。

但它依然作為推動文化大革命繼續前行的一種政治動員方式而繼續發揮著效用，並在與部分歷史元素的脆弱結合中豐富著自己的思想內涵。

當然，文化大革命後期的“鬥、批、改”不再被頻繁地提及，不再成為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幾乎所有群眾運動合法性的決定性來源，其思想內容與面貌也逐步傾向於模糊化和整體化。

這是因為“林彪事件”直接引致文化大革命所營造的革命理想和價值理念在事實上的創敗與潰退，作為文化大革命理論次級形態的“鬥、批、改”思想的吸引力、說服力和動員力自然也隨之式微。

同時，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一段時間裏，儘管政治運動依然頻仍，但絕大多數民眾乃至整個社會生活有趨於恢復正常秩序的強烈訴求，“鬥、批、改”思想逐漸失去現實基礎，這從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後期的設計與控制上亦可看出端倪。

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已不再擴展新的政治運動的範圍，而有意識地將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意識形態尤其是教育領域，試圖維持政治穩定。

他多次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好”，要求制止一些地方的武鬥，要求四屆人大後把文化大革命以來關押的幹部解放出來。

儘管落實這些政策、實現政治團結和穩定，仍然受到極左勢力的阻撓，存在很多現實困難，但這無疑極大地削弱了“鬥、批、改”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體系中的地位與價值，“作為文本，它一直在減損著自己的權威基礎”，終於在嚴重的內在矛盾與自我衝突中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盡頭。

（吳志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