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4日。上海公共租界新閘路613弄經遠裏12號2樓，中共中央軍委秘密機關。這天下午，中共中央軍委和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在這裏召開會議。

主持會議的是楊殷，他在1928年中共六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補委員，回國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兼中共江蘇省委軍事部長。參加會議的有被毛澤東譽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他在中共六大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1929年兼任中共江蘇省常委、省軍委書記。此外與會者還有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和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

擔任會議記錄的是該機關的常住者、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夫婦。

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原本是要到會主持會議的，由於臨時處理其他要務而未能參加。

會議進行到4點左右，滿載租界工部局巡捕和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包探的五輛紅皮鋼甲車呼嘯而至。周恩來回憶：“彼等於弄堂內外佈置妥帖後，登樓捕人如像預知的一樣，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楊、顏、邢外，還有張際春同志)，而對白鑫夫婦則置諸不問。人捕齊後，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林塞維克》《紅旗》及共產黨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當即為警探擁上汽車，直駛向新閘捕房。”(《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所引周恩來的話均見此書)

彭湃等被捕後，周恩來召集中央特科負責人緊急會議，研究營救措施。

中央特科先是通過特情關係鮑君甫把營救意圖暗示給彭湃，當鮑君甫探知彭湃等將在28日晨被解往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情報後，周恩來當即決定劫車救人！

周恩來下令中央特科凡是會打槍的都要參加。營救地點選在楓林橋三岔路口，這是由水仙廟看守所押解“犯人”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必經之地。在周恩來的指揮下，中央特科連夜進行著營救前的準備工作。據當事人李強回憶：“28日清早，中央特科的同志集合在同孚路的中央特科機關裏，待範夢菊騎機器腳踏車把手槍送到後，他們打開裝槍的小皮箱一看，發現裏面的駁殼槍全部塗著一層黃油，不能使用，便馬上派人去買來煤油，把黃油擦洗掉，再塗上生髮油，這樣用去了一兩個小時。”(《階前白刃明如霜—中央特科營救彭湃嚴懲叛徒的經過》，《中華英烈》1986年第5期)

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親率約20人的假裝拍電影外景的隊伍，乘卡車來到楓林橋。顧順章和陳賡也化裝成演員混在營救隊伍之中。人們焦急等待囚車的到來。李強回憶：“可是他們在那裏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敵人的囚車開過來。原來，中央特科的同志錯過了機會，敵人已經將彭湃等同志押去龍華了。”(一說公安局將彭湃等人提前並改變押送路線解往淞滬警備司令部——作者注)

就這樣，營救計畫功虧一簣。8月30日下午，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人，被槍殺於淞滬警備司令部院內。

31日，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為反抗國民黨屠殺革命領袖告全國勞苦群眾書》，聲討國民黨當局屠殺政治犯的罪行。他抑制不住沉痛的心情，一邊起草，一邊流淚。脫稿後他叮囑機要人員：立即刻寫油印，馬上散發出去！沉思片刻，他又說：我們一定要把敵人消滅，一定要把叛徒幹掉！周恩來這堅定的聲音透露的資訊是明確的：黨內出了叛徒，彭湃等是被叛徒出賣的！

那麼，叛徒究竟是誰呢？就在彭湃等被捕的當天，中央特科通過鮑君甫的關係便知道了內情：彭湃等是被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出賣的。

白鑫，湖南常德人，1923年加入中共，後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曾參加北伐戰爭，在葉挺為師長的第11軍第24師任教導營黨代表。廣州起義失敗後，部分起義部隊在廣東花縣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師，於1928年初轉移到東江，同海陸豐地區的農民武裝會合。不久，白鑫在第4師師長徐向前手下擔任第10團團長。徐向前元帥回憶說：“在東江時，他(白鑫)打起仗來往後跑，身上還帶著很多銀圓。當時，我們曾建議處理他，特委(東江特委，彭湃任書記)沒有同意。”(李而炳《徐向前同志憶彭湃》，《革命史資料》第6冊)

1929年，白鑫奉調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當時，周恩來經常召集有關部門進行軍事會議，作為秘書，白鑫除了參加會議外，還負責通知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白鑫本想通過投機革命以出人頭地，但隨著民主革命走入低潮，他對革命的前途完全喪失信心。白鑫有一胞弟叫白雲深，當時在南京擔任國民政府軍政部儲備司司長。早在彭湃等被捕的一個月前，白鑫就派其老婆王英悄悄去往南京，向白雲深談了變節的意願。白雲深遂把此事轉告國民黨最高特務機構中組部調查科，調查科則將此案交上海市党部委員範爭波。這樣，白鑫便與範爭波搭上了關係。當獲知中共中央軍委和江蘇省軍委要在8月24日在他所住的機關開會後，白鑫便事先密告給敵人。

關於白鑫的叛變情況，柯麟的說法略有出入。柯麟當時化名柯達文，中央特科情報科成員，公開職業是威海衛路“達生醫院”坐堂醫生。他回憶說：“關於白鑫叛變的問題，我認為它不是偶然的。白鑫原是葉挺部隊政治教導隊的指導員，當時我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部當醫務主任，他經常患病，常來找我治療，因此對我頗有好感。他參加廣州起義後隨軍到了海陸豐，後來又到了上海，也找我看病。開始時，他曾對我說他有一個親戚原是國民黨武漢部隊中比較高級的政工幹部，後來參加南昌起義隨軍南下到海陸豐，起義軍在潮汕失敗後，他想逃跑，被彭湃發現後槍斃了。白鑫跟我講這件事時，就表現了對彭湃有著咬牙切齒的痛恨。白鑫對彭湃有私仇這件事，我曾對楊殷談論過，但由於楊殷沒有及時將這件事彙報給中共中央，因而中共中央派了白鑫到江蘇軍委，當了彭湃的秘書……白鑫當了彭湃的秘書後，一直在尋找機會破壞江蘇省委機關，幫助反動派逮捕彭湃。8月24日，白鑫在通知江蘇省委軍委負責人到新閘路開會時，就已經事先將開會的地點、人員情況報告了範爭波。會議開始，白鑫未到，而國民黨反動派的員警卻來了，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將彭湃等五位負責人逮捕帶走。”(柯麟《回憶彭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範爭波兼任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員，在得到白鑫提供的情報後，他以公安局的名義直接與租界捕房政治部勾結，合夥逮捕了彭湃等。萬幸周恩來沒有到會，不然難免遭到毒手。事後，敵人為了掩人耳目，也帶走了白鑫。

弄清了白鑫叛變的實情後，周恩來立即向中共黨內有關人員發出了白鑫叛變的警報，及時切斷了與白鑫有關的聯繫，改換了白鑫所知道的機關。為了從根本上消除後患，周恩來在組織中央特科營救彭湃等人的同時，要求中央特科情報科和行動科密切配合，偵察白鑫的行蹤，堅決鋤掉叛徒。

彭湃等被捕的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關向應來到上海威海衛路“達生醫院”，他叮囑柯麟不要離開醫院，因白鑫正患瘧疾，很可能來此求治。白鑫經常找柯麟看病，但並不知道該醫院的底細和柯麟的真實身份。隨即，陳賡向該院和柯麟的住處派駐了聯絡員，以便有事聯繫。

果然，十幾天以後，白鑫帶著兩個保鏢來找柯麟看病。柯麟不動聲色地給白鑫看了病，之後裝作尋配藥品，下樓去找聯絡員。白鑫做賊心虛，未等柯麟返回便不告而別。

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中央特科仍未掌握白鑫的動向和住所，甚為著急。但就在這時，亦即10月中旬，白鑫給柯麟打來電話，請柯大夫到他的住處給他看病。叛徒的住處終於暴露了！柯麟返回後向陳賡報告：白鑫住在範爭波公館；位址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蒲石路(今長樂路)之間的和合坊第4弄第43號；范爭波和范爭洛兄弟住在二樓，白鑫住在三樓。

中央特科立即在和合坊設伏：於和合坊進口處和43號斜對面各租下一間房子，嚴密監視白鑫的活動。與此同時，努力尋找鋤奸的有利時機。11月初，鮑君甫給中央特科提供了一個準確情報：白鑫已懇求主子批准，將乘船逃往義大利避風；動身時間定在11月11日晚上。

周恩來當即決定：決不讓白鑫逃離上海！在範爭波公館門前動手，殺掉叛徒，以儆效尤！他對這次行動極為重視，曾親臨和合坊現場觀察弄道佈局，思考鋤叛方案。在他看來，制裁白鑫並非僅僅處決一個叛徒，而是對內奸敗類囂張氣焰的嚴厲回擊。

在佔有詳細可靠情報的基礎上，中央特科制定出制裁白鑫的行動計畫，經周恩來批准，交由顧順章負責執行。11月11日下午，中央特科成員在範爭波公館周圍的弄堂裏埋伏下來。晚上11時許，白鑫“身衣灰嗶嘰之襯絨袍子，藏青絲品西裝褲，黑色皮鞋”，由范爭波范爭洛弟兄及友人王容川陪同，後隨保鏢4人，從43號後門出來，走向停放汽車的地方。當他們剛走到東五弄口，中央特科成員突然從對弄黑暗中挾著彈雨沖出。據11月13日《時報》所刊《前晚霞飛路暗殺案真相》記載：“范、白等一行共7人，王最先，範之保鏢次之，次為白。出門後行至東五弄口，忽由對弄黑暗中躥出刺客七八人，出槍轟擊，範之保鏢韓雲秀拔槍還擊，彈尚未出，即中匪槍，彈中腦際，立時倒地斃命。范氏昆仲亦相繼中彈，應聲而倒，彈粒均中胸腹部。友人王某(聞名容川)彈中左足，尚無大礙。時該弄看門捕林漢臣、王寶元聞聲趕至，林捕亦被擊斃於西五弄南牆根，王幸閃避一旁。諸人中彈倒地後，范友白某即向北突圍飛奔，並拔出自衛手槍還擊，不料寡不敵眾，遂被匪徒擊斃于71號門根下，彈由前額洞穿後腦，腦漿迸裂，登時倒地畢命。”記者看到白鑫在71號門口“側身蜷臥，背傍門榜，而其右手執有手槍，其食指猶伸入於扳機之上，作射人勢……其創在後腦，子彈出處白腦赤血殷然而流，厥狀甚慘。”

中央特科擊斃白鑫等4人(範爭洛身中6槍，次日晨死在醫院中)，擊傷2人(範爭波重傷)後，遂速離現場。

白鑫被中央特科處決的消息震動了整個上海灘，上海許多中外文報紙都報導了這一事件。一時間，“共產黨的神槍手”使叛徒特務聞之喪膽。

（王鐵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