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博彩業歷史悠久，聞名世界，被冠以“東方蒙地卡羅”和“亞洲拉斯維加斯”之美譽。進入20世紀，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中的比重及貢獻度逐漸攀升，自60年代起，澳葡政府稅收的近半數來自於博彩業。2002年，澳門政府開放賭權，將此前的博彩專營權一分為三，開啟了博彩業的競爭時代。此舉猶如向博彩市場注入了一支催化劑，賭場數量、賭客人數，以及行業收益開始激增，博彩業發展成為澳門經濟的絕對支柱產業。2008年，澳門各類博彩項目毛收入達到1098億澳門元，是開放賭權前博彩毛收入的近5倍。2011年，博彩收入達2678.7億澳門元，較20lO年大幅成長42%。2013年的博彩收入再創歷史新高，達到3607億澳門元，占當年澳門生產總值的87.2％，同年來自博彩專營權的直接稅收人]344億澳門元，占當年政府財政收入的86.4％。在繁榮的背後，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給澳門的經濟安全及政治生態帶來風險。在賭權開放過程中，隨著美資大舉進入澳門博彩市場並迅速崛起，其市場份額和話語權大幅攀升，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開始在政治上謀求影響力，幹擾澳門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環境，對澳門的繁榮穩定產生隱患。本文試圖通過對澳門賭權開放歷史的回顧，分析美資在澳門博彩業中的影響，繼而從法治的角度提出應對措施。

一、澳門賭權開放的歷史回顧

(一)澳門回歸前博彩業發展概況

澳門博彩業發展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開埠初期，由於當時政府沒有法規監管，形武上表現為自由開設的賭檔和賭台。1847年，澳葡政府首次將澳門博彩業合法化。19世紀後期，澳門博彩業曰漸發達，賭餉開始成為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1930年，“廣東賭王”霍芝庭的豪興公司首次取得全部博彩遊戲的專營權。1937年，葡澳政府對博彩業進行改革，將所有博彩專營權集中，統一承投。最終由泰興公司獲得專營權，到1961年底屆滿。1961年2月，葡萄牙政府接受時任澳門總督馬濟時建議，批准開創澳門為“恆久性的博彩區”，計劃將澳門打造成以博彩和旅遊為主的低稅制地區。馬濟時認為“凡博彩，其結果為偶然性，純粹幸運致勝者”，此即今天“幸運博彩”之由來。同年7月，葡澳政府頒布法規，決定待年底泰興公司專營權到期時.將博彩通過公開競投批給專人承辦。最終，由葉漢、葉得利、何鴻燊、霍英東等港資商人組成的新財團獲得專營權。為全面承辦澳門博彩業，新財團于1962年成立“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簡稱“澳娛”)，開始了長達40年的專營時期。

(二)澳門回歸的後賭權開放過程

1999年12月21日澳門回歸祖國之後，特區政府開始謀劃博彩業的發展前景，並成立“澳門博彩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及咨詢工作。2001年8月，澳門立法會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律檔——《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決定待2001年底澳娛專營權屆滿後，發放三個經營牌照，以競爭的方武促進博彩業發展，並對博彩專營權的發放、博彩公司資質、經營模式以及博彩稅等基本內容作出規定，為未來澳門博彩業發展奠定了基礎。特區政府隨即頒布行政法規，規定了牌照競投程式，並成立了由8人組成的競投委員會。博彩牌照競標工作于同年11月2曰正式展開，12月7日結束時共收到來自全球的21份標書，其中不乏國際大型博彩財團的身影。

2002年8月。澳門特區政府宣佈競標結果，原澳娛新組建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博”)、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銀河”)、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永利”)三家公司獲得經營牌照。同年12月，由於“銀河”的兩大股東一一香港呂志和家族和美國內華達州威尼斯人集團的合作關系發生變化，特區政府修改了與“銀河”簽訂的經營合約。按照法律關於“分營權”的規定，批准“銀河”以“轉批給”的方武將牌照一分為二.分為主牌和副牌，由“銀河”持有一張主牌，向威尼斯人集團旗下“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威尼斯人”)發放一張副牌。主副牌照除名稱不同以外，其他權益和責任均為一致，可以各自獨立經營賭場tll。之後，特區政府又對其他兩張牌照如法炮製，拆分為主副兩張賭牌，這樣，原有的三張牌照變為六張牌照。“澳博”將副牌轉批給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美高梅”)，“永利”轉批給新濠博亞(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新濠博亞”)。澳門政府通過拆分的方式，巧妙地規避了“三張賭牌”的法律規定，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牌兩公司”的法律景觀”。

二、美資在澳門博彩業中的發展現狀

(一)美資進入後澳門博彩業市場的多元化格局

經過博彩牌照的拆分和批轉，澳門博彩業六分天下的經營格局形成，六家博彩公司分別是3家持主牌的“澳博”、“永利”、“銀河”，以及3家持副牌的“美高梅”、“威尼斯人”，以及“新濠博亞”。從資本來源看，投資者來自香港地區、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澳門本土。其中，“澳博”是以賭王何鴻燊為首的澳門本土企業，在澳門經營多年。“永利”的主要股東是美國拉斯維加斯傳奇人物史蒂芬.永利。“銀河”在合作關系變化前有兩大股東，香港的呂志和家族占三分之二的股權，美國內華達州的威尼斯人集團占三分之一的股權。轉批牌照後，“銀河”成為一家純港資企業，而持副牌的“威尼斯人”的股東則是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美高梅”是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與美國美高梅(MGM)的合資公司，其中，美國美高梅持有80％的股權。“新濠博亞”是澳大利亞PBL集團、澳門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與何鴻燊之子何猷龍的合資公司。在6張正、副賭牌中，美資企業至少持有兩張半的份額，幾乎佔據澳門博彩業的半壁江山，與華資財團平分秋色。

(二)芙資博彩企業在澳門的經營發展狀況

美資財團的進入不僅改變了澳門博彩市場的格局，為澳門博彩業注入了雄厚資金和新的動力，而且從整體上提升了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質量。“威尼斯人”在經營國際會展方面經驗豐富，實力雄厚；“永利”在發展休閑度假領域以其獨特的創意和模式聞名於世，這促進澳門博彩業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推動澳門博彩業進入高品質的發展時代，這也說明澳門政府在決定開放賭權之時已對未來的持牌者有清晰的選擇意向。

2004，年5月，首個美資財團開發的博彩項目“威尼斯人”投資2.65億美元修建的首間娛樂場——金沙娛樂場揭幕，當天即吸引了3.5萬名客人人場，令澳門賭資一夜之間翻了一番，如此規模令澳門人瞠目結舌，澳門從此誕生了一個新名詞——“金沙效應”。根據里昂証券的數據統計，2004年到訪澳門的1600萬遊客中，有40％去了金沙賭場，以賭桌數量與賭場收入計算，該賭場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賭場。僅7個月之後，金沙賭場就收回了全部投資。到2007年上半年，“威尼斯人”已獲取利潤5.9億美元，超過了美國拉斯維加斯大本營的全部利潤。2006年9月，“永利”投資12億美元建成的永利澳門度假村酒店開業，將美國拉斯維加斯綜合度假村的模式引入澳門，集酒店、博彩、休閑、零售、餐飲、會展於一身，極盡奢華。2007年8月，投資20億美元的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竣工，把義大利水城威尼斯的景物風情整體複製到澳門。“威尼斯人”還計劃聯合國際知名酒店巨頭，投資200億美元，將路　填海區建成“東方拉斯維加斯金光大道”。2007年12月，“美高梅”旗下的娛樂場酒店也全面投入運作。

(三)美資博彩企業在澳門的市場份額

截至2013年底，全澳門共有35家幸運博彩娛樂場。其中，“澳博”占20家，“銀河”占6家，“威尼斯人”占4家，“新濠博亞”占3家，“永利”和“美高梅”各有1家。單從娛樂場數目看，似乎“澳博”佔有絕對優勢，但事實並非如此。“澳博”屬於在澳門經營多年的老牌博彩企業，旗下多為單一、傳統的娛樂場，而美資企業多以綜合性的度假村、酒店為其賭場的承載方式，故在娛樂場的數量上相比略少。根據澳門經濟統計暨普查局和各持牌博彩公司的年度業績報告，2013年澳門博彩毛收入3607億澳門元，“澳博”博彩收益895.6億澳門元，繼續在博彩市場保持領先地位，約占市場總額的四分之一。幾大美資公司的博彩收益合計約為1460億澳門元，占市場總額的四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博彩收益指標上“澳博”大幅領先，但從年度利潤看，優勢則不明顯。2013年，“威尼斯人”以179億澳門元的利潤排名第一，以簡單加成法計算，美資企業拿走了整個市場一半的利潤，說明美資企業的經營模式在贏利能力上更勝一籌，且具有更長遠的發展前景。

三、美資博彩企業對澳門社會產生的影響

毋庸置疑，美資財團的到來從根本上提升了澳門博彩業的整體實力和發展質量，澳門特區政府也因此擴大了財政收入。但是隨著美資在澳門不斷發展壯大，其話語權也不斷提升，美資財團逐漸將觸角伸人到澳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對澳門內部事務尤其是政治表現出過分的關注甚至幹預。

(一)資金外流，削弱了中央對澳門的支持力度

長期以來，澳門博彩業的主要客源來自香港。2003年開放赴澳自由行後，內地成為澳門博彩市場客源和賭資的最主要來源地。據統計顯示，201 2年澳門入境遊客人數達到2932萬人，其中內地遊客占到64％。內地賭客頻頻光顧澳門賭場，許多賭客一擲千金，大量資金流人澳門，又通過美資財團流到美國本土。據保守估算，中國內地每年有6千億人民幣的資金流向國外及港澳地區的賭場及賽馬場，相當於2013年經濟總量全國排名第一的廣東全省的GDP。與香港不同的是，多年來澳門博彩業的發展不但難以回饋內地經濟，而且還造成新的社會矛盾，長期下去，必然對中國的經濟建設產生負面影響。澳門之所以能夠以博彩立業，與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息息相關，為支持澳門經濟發展，中央政府允許澳門發展博彩業，並對澳門持續開放自由行，這等同於默許內地遊客以旅遊的名義去澳門參賭，實際上是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利益傳送。但是，以賭資形式流人澳門的內地資金，卻被美國財團輕松賺取，這與中央的初衷相去甚遠。

(二)美資幹預澳門內部事務，不利於澳門政治穩定及社會和諧

美資博彩企業對澳門政治及社會事務的關注和幹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以澳門為平臺，窺探內地情報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和澳門歷來是各國諜報人員活動的前線以及情報中樞，設在港澳地區的各國領事館的情報功能已是公開的秘密。目前，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統籌港澳事務，該館是美國在全球最大的一個總領館，工作人員有數百人之多，與港澳地區狹小的面積極不相符。據香港《明報》報道，美國曾以美國在澳門商業利益日漸增多為由，向中方提出在澳門設立領事館的要求，不過北京擔心外國力量介入澳門政治，對此沒有表態。有跡象顯示，美國情報機關通過美資博彩企業，深入澳門進行情報搜集。美資賭場裏的保安人員很多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退休警員，眾所周知，聯邦調查局很多人員都是終身的，無所謂“退休”一說。一個典型的案例，永利集團股東發生內鬥，大股東史蒂芬.永利為了應對公司日本董事岡田和生的挑戰，指責岡田向菲律賓官員行賄，違反美國反貪汙法，並花重金聘請以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局長弗裏為首的調查組到澳門調查岡田的活動，調查時間長達一年，並且出具了及其詳細、專業的調查報告，內容涉及澳門法律制度和管制政策等狀況。史蒂芬.永利與美國中情局前局長老布希關系頗為密切，此次又聘請全球頂級探員涉足一起簡單的商業案件，其中必有隱情。更令人擔憂的是，有學者指出，美國情報機構利用設在澳門的美資賭場，威逼誘騙在賭場洗黑錢的內地官員及其子弟出賣國家利益，為其所用。另有消息稱，美資賭場容許有外交豁免權的人員在美資老闆及管理層配合下操控賭場的監控和錄像，這些方面的安全隱患需引起高度重視。

2.在澳門製造事端，蓄意擾亂社會安定

近年來，美國以保護在澳門投資及居住的僑民利益為藉口，頻頻製造事端，插手澳門內部事務。2005年，美國財政部指稱澳門匯業銀行協助朝鮮洗黑錢、協助偽鈔流通等支援恐怖主義活動，建議美國公司斷絕與匯業銀行的聯系。此舉引發匯業銀行擠兌，短短兩天時間內被提走三億澳門元，差點在澳門引發金融危機。澳門報刊警告稱:“這經營了幾十年、在港澳地區根深蒂固的銀行被美國人棒擊一下，就面臨如此局面，美國人的大棒實在太厲害了!……下一個又會是誰？美國人已強勢介入澳門社會，其政治經濟聯手是如此緊密，美國人的言行舉止對澳門的影響曰益深遠。被攪亂了多年平靜生活的澳門人應該醒悟:這就是澳門走向世界舞臺、與美國人為伴的代價。”此事引發了中央的高度關注，意識到美國勢力已深入到澳門社會，並且成為攪動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實際上，美國制裁匯業銀行，是為配合美國政府在朝核六方會談中談判策略的伎倆，同時，又向澳門社會顯示了自身的巨大影響力，給中國政府一個下馬威。

3.幹預澳門內部事務，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美資博彩企業經常要求澳門特區政府為其開綠燈，通過制定新規則甚至立法來保護其商業利益。澳門律師公會主席年華達在2008至2009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上罕有地公開指責一些外來企業巨頭，產生一種意圖控制本澳經濟和政治的沖動、自大的心理，無視本地和中國人的固有文化，企圖將外來的系統規則強加到本地社會。為了自身利益，這些企業更以澳門司法體系妨礙貿易和經濟發展為由，對政府各個部門施加壓力。在2002年澳門開放賭權之時，特區政府沒有對賭場借貸做出規定，賭客只能通過專門的高利貸借錢。永利集團希望能夠通過賭場借貸，以此吸引賭客。為此，史蒂芬.永利在博彩委員會四方遊說，希望頒布類似美國內華達州的賭場借貸法律。澳門政府對如此激進的做法很猶豫，史蒂芬.永利對此非常不滿，大發牢騷。甚至暗示只要賭場貸款法律不通過，其在澳門的投資計劃就不會開工，最多只是做些准備工作。時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祁俊文也到處呼籲，促請澳門政府通過博彩信貸法。迫於壓力，澳門立法會於2004年6月1日通過新法案，允許賭場向賭客貸款，使賭場借貸合法化。這是美資博彩企業幹預澳門政府內部施政的典型事例，而這種事例並非鮮見。

現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楊蘇棣曾於2010年多次到澳門，與美資博彩企業高層及行政長官崔世安會面，就“賭場設施的建造和賭場運營方面遇到一些麻煩”展開對話，要求澳門政府必須保障美資博彩企業賭場酒店及管理賭場酒店的人力資源，並解決澳門勞工政策的某些問題”。在“一國兩制”下，澳門的法律制度和投資政策屬於澳門的內部事務，甚至連中央政府都不能幹預。而美資企業作為外來投資者，理應瞭解並尊重投資地區的法律制度，而不應當為了自身利益，以自己的習慣和思維來促使甚至威脅澳門特區立法，這實際上是對澳門內部事務的幹預，也是對中國內政的幹預。

4.覬覦澳門立法會選舉，極力扶植利益代言人

在港澳地區，立法會有著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地位。一是立法會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對行政長官形成強有力的制衡，在政治體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是立法會議員作為社會各階層、各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有非常廣泛的代表性，因此立法會換屆選舉被視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同時，由於港澳地區的特殊性，立法會議員可以持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赫然存在“建制派”與“反對派”陣營。因此，港澳地區立法會換屆選舉帶有敏感而強烈的政治色彩。隨著美資博彩企業在澳門坐穩做大，其政治訴求也逐漸膨脹，未來勢必要在澳門社團及立法會中尋求和培植代言人，而近年來這種趨勢已可見端倪。美資博彩企業在澳門擁有龐大的員工隊伍和選民資源，保守估計，美資博彩企業員工總數占到澳門博彩從業人員總數的一半以上。目前，在澳門的230多家中資企業員工總數僅約為1萬人，其中澳門本地員工不到7000人，而僅美資金沙集團一家聘用的本地員工數量就超過12000人。早在2005年的澳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就被認為是“澳博”與“威尼斯人”角逐澳門政壇的前哨戰。當時“威尼斯人”旗下金沙娛樂場的負責人表示已鼓勵手下.4200名員工登記成為選民，只是最終因人數太少未獲得席位提名，但這足以顯示美資已可以利用其自身在經濟上取得的優勢，加強在政治領域的幹預”。聯系去年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後的一些社會熱點事來看，美資覬覦澳門立法會的意圖更加明顯。隨著美資博彩企業羽翼日漸豐滿，社會影響力和動員力愈加強大，完全有實力暗中資助某些參選人，或發動員工將選票投給願意為美國利益代言的參選人。隨後，就可以將議員作為自己的代言人，通過立法的議事規則，向澳門特區施加某種壓力，或意圖影響特區政府的政策，實現自身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四、從法治視角看遏制美資幹預澳門的應對之策

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的方針政策一以貫之並與時俱進。長期以來，中央將保持香港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作為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和制定港澳政策的根本宗旨。近年來，中央逐漸意識到，要維護香港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在加強自身發展的同時，還要防範外部勢力的幹預。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到，要“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幹預香港、澳門事務”，這種提法在以往中央的相關政治檔也有出現，但主要是針對香港的，將澳門也明確提出來這還是第一次。2009年1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視察澳門時發表重要講話，提出要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幹預澳門事務，維護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十八大報告更明確指出，中央對港澳政策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與以往有所區別的是，在重申要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同時，另外一個要素——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也必須得到體現和保障。這說明，中央開始旗幟鮮明地從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高度，關注澳門的經濟安全和政治穩定，確保澳門不受外部勢力的幹預和滲透。

（一）運用國家規劃和產業政策手段落實經濟多元化

要有效遏制美資勢力通過商業途徑對澳門進行幹預和滲透，關鍵在於實現澳門經濟多元化，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從根本上減少對博彩業的過度依賴。實現澳門經濟多元化是個老課題，也是個難課題。早在回歸之前，澳門社會就對產業多元化多有呼籲，回歸之後，歷屆行政長官和政府班子也都將促進經濟多元化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之一，但是效果卻不明顯，澳門社會和政府對博彩業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究其原因，澳門是狹小的微型區域經濟體，各方面的經濟要素和產業稟賦都比較欠缺，經過博彩業百年立命，資源在不同產業之間的配置早已固化，僅靠市場經濟的自由調節和產業之間的自發競爭博弈很難改變現狀。因此，要有效落實和推動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必須將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框架之中，依靠強有力的國家規劃和產業政策等手段，逐漸改變經濟要素分配，從而真正落實經濟多元化。

從“十一五規劃”首次在國家層面明確提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到《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三個專項規劃對“十一五規劃”的落實，再到“十二五規劃”具體提出澳門的新興產業，澳門經濟發展逐漸融人國家整體發展，經濟多元化也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對於澳門來說，其經濟社會發展納入國家整體規劃意義重大:一是基於規劃的法治特徵，將澳門經濟多元化目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澳門發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法治保障。規劃是政府主導下的一項重要經濟暨法律制度，與法治有著天然聯系。“在社會化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劃、政策不能脫法，規劃、政策也是法”，規劃由立法機關通過或以規範性檔的形式發布，圍繞規劃的相關政策制定和實施都要納入問責制的法治軌道，這大大提高了對澳門政策支援和資源配置的力度。同時規劃對澳門政府自身施政的理念和行為提出了規範化、科學化、法治化要求。為了與國家規劃實現對接，澳門政府必然要在職能轉變、決策程式、工作機制、協同配合等方面有所改善，從而提升整個行政管理效能。

(二)有序引入多種資本參與博彩經營，以平衡、制約美資的發展

在澳門賭權開放之初，政府對於未來的持牌者是有偏好和意向的，即看中了美資的雄厚資金、經營理念和商業模武，但對於潛在的風險和隱患卻估計不足。時至今日，澳門的博彩業發展環境已大有變化，如果說在賭權開放時側重“引進來”的話，那麼經過十多年高速發展後的今天，澳門博彩則開始“走出去”，在模武、管理和服務等方面開始輸出理念和標准。在這種基礎下，澳門特區政府有條件通過引入多種資本，實現博彩市場的股權多元化，以平衡協調各方勢力，加強對博彩業乃至整個澳門經濟的控制力。

從學術探討角度看，澳門政府可以嘗試引入三種資本經營博彩業。一是引入與中央關系良好的港資財團。港資財團投資靈活自由，國際化程度高，熟悉澳門營商環境，且有呂志和家族的“銀河”作為示範，所以是較為現實和可行的一種方武。2013年底，呂志和取代何鴻燊，成為新一代澳門華人賭王，這讓港資權貴羡慕不已，相信如果澳門博彩市場向港資財團拋出橄欖枝，港資大佬必然會爭先搶灘。二是引入中資企業參與經營博彩，這是一種目前政策不允許，但現實看必要而且可行的方武。眼下澳門中資企業市場份額不大，話語權不強。以南光集團為代表的駐澳門中資企業的業務主要以本地市場為主，不能參與博彩產業，所經營的行業競爭激烈，利潤率低，市場剩餘空間非常有限。更嚴重的是，受博彩行業擠出效應影響，經營批發零售和酒店餐飲的中資企業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困境和被邊緣化的現實。實際上，從維護澳門繁榮穩定的角度出發，思想上可以更解放一些，政策上可以更放開一些，特許某些中資企業尤其是有在澳經營基礎的央企，有限度地參與博彩業，並由澳門當局加強監管，這既不影響“一國兩制”，又可以在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上取得最大收益。第三種方式：是由澳門政府對博彩業進行投資，參股或者控股一家博彩企業，參與到市場競爭中去。可以預計，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博彩仍將是澳門的絕對支柱產業。既然如此，澳門政府可以謀劃長遠，通過政府投資和當股東的方式，參與到博彩經營之中，將博彩業這個經濟命脈控制在自己手中。目前，在澳門公共事業領域，政府作為控股股東的只有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還參股一些公營事業公司，如石油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8％的股權。如此來看，澳門政府投資經營博彩並不存在障礙，可以每年從博彩稅收益中專項列支一部分，作為資本金投入。經營模式上可以學習淡馬錫，政府只投資不經營，指派政府公務人員兼任公司董事，在全球範圍內聘請職業經理人負責經營，既可以保証政府對公司的控股，又可以實現公司獨立經營運作。

(三)完善博彩業競爭和反壟斷法律制度，維護市場平衡有序發展

澳門博彩業歷史上一直以專營和壟斷為主，開放賭權不過十幾年時間，政府在規制市場競爭方面尚不成熟，相關立法也較為薄弱。在處理促進競爭與防止惡性競爭之間的關系上，政府常常顯得手忙腳亂甚至前後矛盾，這一點從規範博彩市場“碼傭”上可見一斑。澳門第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專營法律制度》第21條第3款規定:“禁止呈批公司之間或屬有關集團之公司之間以任何方式商定之、能對呈批公司之間之競爭造成阻礙、限制或破壞之協議或行為”，這是澳門法律中關於規制博彩業競爭的主要條文，目的在於限制博彩公司之間的卡特爾行為。但是隨著“碼傭戰”愈演愈烈，為避免陷入惡性競爭，六家持牌博彩公司在2009年成立了被稱為“六神合體”的澳門博彩業商會，並通過決議將“碼傭”限制在1.25％。這一價格卡特爾行為不僅受到了政府的支持，而且政府隨後頒布行政法規，授權經濟財政司司長可以用批示的形式限定仲介人傭金的上限及支付方式，將傭金上限法定化。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招來學者乃至立法會議員的爭議和批評，凸顯了特區政府在規制競爭方面的欠缺。從長遠看，為使澳門博彩業健康持續發展，特區政府應當盡快完善博彩領域的競爭法和反壟斷法，對各持牌公司的市場份額、賠率、市場推銷手段等做出明確規定，防止市場出現壟斷或不公平競爭，確保澳門博彩業在政府的掌控範圍內有序競爭。同時，澳門政府應加大執行力度，有必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限制賭台的增長及對新賭場的批准，確保市場有足夠時間消化現有的博彩設施，減少壟斷形成的機會。

五、結語

澳門《新華澳報》曾在2008年做過一個評論，將澳門政治經濟社會出現的少些問題歸結為“十大矛盾”，其中之一即是“美資博企引進先進經營技術與國家安全、澳門特區經濟安全之間的矛盾”。對於美資進入澳門博彩市場帶來的一系列影響，應當客觀並辯証地看待。資本是流動和逐利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個市場的開放都會伴隨著繁榮和隱憂的雙刃劍影響，正如鄧小平那句名言“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了，蒼蠅也飛進來了”。可以預見，隨著澳門在國家整體規劃中地位的提高以及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隱藏在澳門繁榮背後兩種意識形態的爭奪和角力仍將繼續並或將加劇，而對於涉及國家安全的隱患，如何重視都不為過。遠瞻未來，澳門只有緊密依靠祖國，堅定不移地在“國兩制”的政策框架下切實推動經濟多元化發犀，才能保持長期的繁榮穩定。

（于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