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戰略機遇期的國內外生成環境與此前不同，從相對穩定型和自發形成為主向更加複雜多變、更加依賴主動塑造的方向轉變
“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對日前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做出的上述重要判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徐堅認為，相當精准，意義重大。他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與之前的戰略機遇期相比，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戰略機遇期，一方面具有內在承繼關係和邏輯上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在內涵上發生了重大變化，不是過去戰略機遇期的簡單延續。
和平、發展與合作作為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徵沒有改變，國際環境依然有利於中國繼續推進以經濟社會發展為核心的現代化事業。同時，多位受訪專家指出，當前戰略機遇期的國內外生成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從相對穩定型和自發形成為主向更加複雜多變、更加依賴主動塑造的方向轉變。呈現三大新內涵：
當前戰略機遇的本質是中國發輾轉型升級的機遇，從粗放發展方式下的規模擴張維度向發輾轉型形成的品質提升維度轉移。
經濟新常態推動我國走創新發展之路，使得中國的戰略機遇正在由過去的要素驅動型機遇向創新驅動型機遇轉變。
伴隨著我國利用和維護戰略機遇期的經濟社會成本和國際責任正顯著增大，戰略機遇正由過去的國際跟隨機遇向國際引領機遇轉變。
規模擴張機遇轉向轉型發展機遇
中國戰略機遇期出現新變化，首先是國際環境倒逼和推動的結果。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複雜變化。權威人士為《瞭望》新聞週刊分析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嚴重破壞了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新的自主增長動力沒有形成，各國經濟復蘇主要靠政策刺激，世界經濟可能維持較長一段時間的平庸增長。
“目前，我國已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世界經濟增長對我國的帶動力減弱。我國利用世界經濟較快增長機遇加快自身發展的條件正在發生變化，必須放平心態，更多依靠內生動力實現自身增長。”權威人士說。
徐堅也對本刊記者表示，國際發展環境對中國延續傳統發展模式的吸納空間日益接近極限。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背景下，中國在國際市場的拓展空間越來越有限，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國際金融危機後，美歐等發達國家深陷財赤危機和債務危機，國際市場增長速度大幅降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欲繼續通過大幅提升在國際市場所占份額支撐經濟快速發展已無可能。
其二，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經濟秩序漸入深度變革時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圍繞國際秩序展開的博弈和競爭更加激烈，其對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壓力不斷上升。國際金融危機給發達國家造成重創，發達經濟體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不滿加劇，西方扭轉國際遊戲規則中對其不利因素的訴求越來越強。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要引導和適應國際秩序變革大勢，必須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
其三，發展方式轉型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後許多國家普遍面臨的一種全球性趨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進入再平衡過程，各類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發展瓶頸。不僅發達國家出現發展困境，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短板也相繼顯現，有關新興大國面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普遍都在探索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新途徑，通過發展方式轉型和體制機制變革擺脫發展困境或超越發展瓶頸，改革、轉型和調整成為各國普遍面對的一個共同主題。中國只有順應世界潮流，在發輾轉型問題上走在前頭，才能在未來國際競爭中爭取主動。
從中國國內來看，面臨著化解過剩產能、促進產業升級、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等一系列艱巨任務，這也倒逼中國必須改變傳統粗放型、出口驅動型發展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戰略機遇也由過去的速度擴張型機遇逐步轉變為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發展品質的機遇。
正因為如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陳東琪對本刊表示，把握機遇的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如果中國能夠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是機遇也可能變成機遇。未來的國際環境下，美國、歐洲調整對中國是機遇，新興市場的發展對中國是機遇，但能不能變成現實關鍵看中國自己的能力。總體來講，‘十三五’時期中國要利用國際機遇，不是單邊的而是雙邊的，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修煉。”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認同上述觀點。她對本刊記者表示，全球轉型，中國先行。雖然其他國家如美國也在推行轉型，但中國的轉型是全方位、高站位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對外開放、《中國製造2025》、“互聯網+”等大戰略的實施，都將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搶佔先機。
在受訪專家看來，在全球增長動力都疲弱的情況下，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是引領中國轉型的牽引力量，也是中國轉型而不失速的動力保障。外部引擎進入調試階段後，中國仍有內需這一巨大引擎。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強調轉型緊迫性的同時，也為本刊描繪了經濟轉型釋放的活力元素。一是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達到55%以上；二是基本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到2020年消費規模估計達到50萬億元左右；三是基本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到2020年占對外貿易比重估計達20%左右。
要素驅動機遇轉向創新驅動機遇
“十二五”以來，我國綜合國力大跨步增強，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持續提高。從經濟實力看，2014年我國GDP總量為10.4萬億美元，占全球比例為13.4%，牢牢佔據世界第2位；從產業競爭力看，2014年我國製造業產值占全球製造業產值份額上升至25%，自2010年起穩居世界第1製造大國之位元；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中，220種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從科技實力看，科技經費投入規模位居世界第2位元，科技人員規模位居世界第1位元……這些都表明，中國綜合國力穩居全球第一陣營。
在這些輝煌成就的背後，權威人士也提醒，要看到中國未來發展中面臨的壓力。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發達國家推進高起點“再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加速工業化，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下降，要素成本快速提高。中國利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原有比較優勢的機遇成就“中國製造”的條件在發生變化，必須加快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結合國內實際看，創新仍舊面臨著不少制約。比如基礎研究薄弱、產業創新缺少基礎支撐，科技和經濟結合不夠緊密，創新成果轉化不力等。即使是在數量上有優勢的科技人才隊伍上，總量上美國雖不及中國一半，但在領軍人才、尖子人才方面，中國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
在權威人士看來，創新始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主導國家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依靠要素成本優勢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沒有多大空間。突破各種瓶頸制約，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於創新。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強調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年來，中國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帶動全面創新，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果。2014年R&D經費投入達到1.3萬億元，占GDP比例達到2.09%，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科技成果產出持續擴大，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4.85件，突破一批核心關鍵共性技術，特別是超級計算、探月工程、衛星應用等重大科研專案取得新突破。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更是從國際對比的角度為《瞭望》新聞週刊分析了中國科技創新的進步。他指出，經濟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以及後發優勢等，使得中國在全球創新體系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引進模仿創新者轉變為創新集成者、自主創新者，從創新跟隨者變為創新並駕齊驅者，進而成為創新領先者。
中國電子資訊產業發展研究院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李燕也為本刊分析指出，中國正處於從工業化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這必然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比較優勢的重塑，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新一輪科技革命孕育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歷史性交匯，給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契機。集群式技術創新湧現，製造業的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發展日益明顯。這些將對生產方式、產業分工、商業模式等帶來影響，甚至實現國際競爭力的重塑。
國際跟隨機遇轉向國際引領機遇
回顧過去的全球發展歷程，徐堅表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十年，既是世界經濟的繁榮期，也是大批發展中國家的大發展時期。“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範圍之廣、規模之大、勢頭之強、影響之深，近代以來絕無僅有，堪稱世界發展五百年未見之巨變，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進步了不起的成就。”
權威人士也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發達國家相對下降、危機感上升，正在主導制定新的經貿規則和應對氣候變化規則。“我們利用原有規則招商引資、促進產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發展的條件發生變化，必須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保護和擴大我國發展利益。”
不僅如此，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在更多領域發揮更大作用、承擔更多責任。而那些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的國家對中國戒備和防範心理加重，聯手對中國遏制，與中國發展的摩擦風險上升。對此，中國需要統籌國內國外、統籌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工作，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努力維護和延長發展戰略機遇期。
徐堅進一步分析指出，未來十年中國在國際上面臨的期待、責任、壓力和挑戰將明顯增多。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更加容易成為國際矛盾焦點。在國際治理體系重構背景下，許多前十年未曾出現或並不突出的問題，有可能成為當前及未來十年面臨的新問題或迫切問題。包括中國在國際體系調整中的定位、中國如何引導周邊區域重構、“全球公域”問題、國際話語權與國際形象提升等。
儘管面臨各種挑戰，但受訪人士一致認為，中國有能力、有條件應對各種外部挑戰。過去三十多年來的深厚積累，為中國在未來十年進一步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和參與國際競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構築了必要的機制平臺，為中國駕馭未來十年發展機遇進行了必要的準備。
更進一步看，由於中國對於世界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中國的發展本身也是世界各國發展的機遇。胡鞍鋼表示，中國至少在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兩次幫助維護全球宏觀經濟穩定，而且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增長發動機，第一大貿易發動機，第一大投資發動機。可以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利益共同體。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每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25%。今年上半年更是達到30%。中國還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胡鞍鋼認為，在此過程中，中國除了繼續利用外資、利用外國的技術和資源，還要走出去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視世界的問題為自己的問題，視世界的發展為自己的發展。
中國奉行的共贏主義，既大大拓寬了自身發展的空間，也與其他國家一起分享了發展的機遇。中國提出的諸多主張，都是為了促進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向著更加合理、更加均衡的方向邁進。比如中國通過多種方式，幫助非洲國家的發展，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力推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宣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助力全球基礎設施的建設，聯合設立金磚國家銀行，推動新興市場的協同發展等，都會推動全球經濟的增長。
陳鳳英強調，全球化合作的機遇仍舊存在並還將長期存在。“誰能夠提供需求、誰能夠提供資本、誰有合作的意願，機遇就屬於誰。目前，市場在我，資本在我，發展空間在我，所以中國理應成為全球發展的引領者，而不是過去的參與者。”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促進全球經濟平衡、金融安全、經濟穩定增長。這正是中國以積極負責任大國姿態，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新開端。
（王仁貴 宮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