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2015年，十三五規劃的制定無疑是一件大事。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人們分外關注國家下一步的發展戰略，這是十分自然的。今日之“規劃”雖然不同於往日之“計畫”，但都會影響到人們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決策預期。

十三五規劃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未來5年是要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5年。其中，比較核心的指標是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是經濟體量達到10萬億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實現翻一番的目標，經過測算，經濟增長需要保持在大約6.5%的中高速水準，每年新增的GDP就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如果實現了翻一番的目標，人均GDP將從目前的7800美元左右達到1.2萬美元的水準，這就是國家領導人多次講過的，意味著中國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離目標越近，挑戰也越尖銳。”經濟也是政治。在“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尤其是世界經濟復蘇低迷的考驗之下，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是我們特別關注十三五規劃的根本原因所在。

經濟發展新動力從哪里來？

十三五規劃的建議稿明確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整個規劃建議內容的展開就是圍繞這5個理念展開的。對於新的發展理念，人們還有各種各樣的表述，比如從過去主要依靠自然資源轉變到依靠人力成本，講到外貿就說要從過去的大進大出轉變為優進優出等等，都是從不同角度對新發展理念進行闡釋。

歸根到底，問題的本質很清晰：經濟發展新動力從哪里來？

理解這個問題，比較好的方法是和人們熟知的解釋過去中國經濟成功的一些理論框架做對比。比如有一種解釋是後發優勢，這是發展經濟學的一個經典概念，簡單說就是後來者通過模仿和學習，可以減少自身面臨的不確定性。具體說來，就是如果後發國家的政府的政策誘導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那麼，產業結構就會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穩步向發達國家接近。圍繞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學界也出現過幾次很激烈的爭論。

今天來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後發優勢無疑是大大減弱了，而後發劣勢的一面越來越影響下一步的發展。曾經有學者津津樂道於中國“公共資本”的強大，包括中國的居民儲蓄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加上土地、國有企業所有權和控股權。強大是毫無疑問的，但強大背後也有亟待克服的弱點，儲蓄高背後是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企業直接融資比例的不高。至於國有企業，通過巡視和中央對國企改革的具體部署來看，正如新華社的一篇評論指出的，一些國企內外勾結圍獵國有資產已經到了明火執仗的地步，任由發展後果不堪設想。

再比如說，人們還經常用政府競爭（縣域競爭等）來解釋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不能說這種動力今天就要連根除掉，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一個絕對的平衡點，但毫無疑問，政府競爭的負面後果在今天暴露的已經比較充分了。因此，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用發展新空間培育發展新動力，用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建議具體部署了一體化發展（包括城鄉一體化）的措施，其中的道理就是，資源只有在更大的行政區劃範圍內優化配置，才能進一步提高發展的效率（眾所周知，像特大城市霧霾的治理絕不是限於一隅的思路可以搞成的）。

並且，在變化了的國際條件下，後發優勢也無法自動保持，準確地說，原來中國發揮後發優勢所依賴的國際經濟格局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已經不是過去的世界，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

比如，同樣是講開放，十三五規劃建議重點講的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地位的提升，也意味著中國要更多的充當先行者的角色，同時也是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的“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物流鏈，建設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產基地，培育一批跨國企業”，有序實現“人民幣成為可對話、可自由使用貨幣”等重大戰略的必要條件。

事實上，通過微觀經濟領域一些大型企業的競爭態勢看，已經是和國際一線品牌直接面對面的“較量”，要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大家不約而同的選擇都是在全球範圍內“戰略尋源”，也就是要在全球範圍內優化配置資源。

這些都提醒我們，原先的優勢，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可能就是劣勢。發展要進入新境界，就必須有自己的先發優勢。所以，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在國際發展競爭日趨激烈和我國發展動力轉換的條件下，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構架，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對於經濟發展新動力，人們會有各種說法，但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就是打造自己的先發優勢。而全面深化改革，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要解決掉後發劣勢。改革不是憑空產生的，正如領導人多次講的，是問題導向的。所有的問題也都不能說是新產生的，而是我們過去就感受到過的，只是被超高速增長掩蓋或者人為拖延了下來，到了今天已經成為制約下一步發展的桎梏。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在這個背景下，再來理解“供給側改革”，便會感覺到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打造先發優勢，從供需的角度說，說的就是供給。

最高決策層提出這個概念，是十八屆五中全會結束不久。在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準實現整體躍升。

這個概念一提出，引起了人們熱議。習近平總書記具體講了4個供給側改革的工作：有效化解過剩產能，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化解房地產庫存；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4條個個都是針對中國經濟的焦點和難點問題，各路專家都不斷有一些專業分析出來。

我們從消費的角度來理解一下供給側改革。因為現在談到供給側改革，人們經常用出國購物狂潮的例子來說明，不是沒有消費需求，是你供給不行。比如到日本去哄搶馬桶蓋，輿論沸沸揚揚，以至於國務院常務會議也給予了高度關注。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就說：“老百姓兜裏有錢了，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不能限制大家出國買東西，更不能把國門關起來，還是要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自由。”“但與此同時，必須要以民眾消費需求升級，促進國內消費品產業升級。”

我們可以補充一點。在人們議論日本馬桶蓋的時候，本刊記者特意找了一些日本企業的深度報導來看，發現有一點對我們很有參考價值：日本是為數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之一，日本也經歷過經濟告別經濟超高速增長的階段，而一些日本企業在這個階段之後仍然保持了比較快的增長。個中的道理，很值得挖掘。

以7-Eleven為例，這個日本零售業巨頭的案例好就好在，它完整經歷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放緩的過程，但又保持基業長期（用流行的話叫“逆勢增長”），因此它的經驗對我們就很有啟發。它的經歷有個經驗，就是經濟好的時候，人們拼命買東西，好像什麼都缺，但經濟放緩了，人們是不是不消費了呢？不是，是人們越來越渴求促成購買行為的合理理由，即尋求正當化消費的理由。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你所要賣的，與其說是一個消費者心中原本就明確需要的產品，不如說是讓顧客購物時，內心突然萌發出“我一直就在尋找它”的潛在需求並產生購買意願的產品。

如前所說，創新是發展新理念之一，但為什麼經濟放緩了，創新的重要性就突出了？通過企業的例子可以看出，從消費的角度看，創新其實就是消費者驅動，是要挖掘潛在的消費需求。

我們不需要把創新神秘化，道在日用之中。我們日常生活中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比如早上起來我們要用軟毛牙刷刷牙，小孩子都懂。但接近100年以前呢？人們根本沒有這個習慣，但被一個商業人物改變了。去超市買東西，70後的人都記得，小時候是站在櫃檯外面，對服務員說，請您給我拿個什麼什麼東西，今天呢，自己挑自己選，然後去出口排隊買單。買東西身上沒帶錢，沒關係，刷卡或者去銀行取，但銀行下班了，也沒事，有ATM（有美國經濟學家曾經略帶調侃地說，真正的金融創新只有一個，就是ATM）。

更何況，我們社會裏面有太多不是“潛在”而是“顯性”的需求，長時間深受供給不足之苦。所以，國務院最近出臺了一個促進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意見，包括教育、醫療、養老等。

創新並不容易。7-Eleven的創始人就曾說，自己的大多數開拓新市場的關鍵決策，毫無例外的一開始都遭遇了大多數內部人士的反對。創新為什麼難？其中既有過去的成功帶來的慣性思維的原因，也有外部環境的原因。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了具體的供給側改革的措施，比如“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現在我們的企業應該行動起來。搞好企業，政府應搭好台，但關鍵還是自己。供給側改革提出後，國家的經濟發展思路進行了重要調整，也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的現狀實現了徹底的匹配，這樣，未來企業在制定發展戰略和策略的時候，更應該義無反顧了。

經濟發展思路的調整是全局性的

最後，還有一點特別重要，需要專門提出來。經濟發展思路的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必然會有全局性的考慮和部署。正如十三五規劃建議說的，“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是關係到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全黨同志要充分認識這場變革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統一思想，協調行動，深化改革，開拓前進，推動我國發展邁上新臺階。”

改革裏面，政府改革是重中之重，這個已經不需要過多贅述。本屆中央政府一直大力推動簡政放權，目前呈現出一種解決一個問題，有變通、打折扣現象出來後，再及時糾正的前行態勢。根本上還是需要法治政府的建設。值得一提的是，12月9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九次會議就有一個重要動作，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編制試點方案》。

國務院部門要有權力清單了，這是一個重大變革。

具體來說就是：推行國務院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編制試點，要按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以清單形式列明試點部門行政權責及其依據、行使主體、運行流程等，推進行政權責依法公開，強化行政權力監督和制約，加快形成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職能體系。

從全社會來看，經濟發展思路的調整，必然涉及各種利益和各方面關係的深刻變動。比如，化解過剩產能，就要解決好員工再就業問題，防止衝擊社會穩定。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有這樣一段話來概括了今後5年的工作：優化結構，增強動力，化解矛盾，補齊短板。其中的邏輯關係很清楚，在優化結構、培育新動力的過程中，必須要化解好矛盾，補齊好短板。規劃建議中提到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實施全民參保計畫”、“促進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和諧”、“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疏導機制、危機幹預機制”等等，都是化解矛盾、補齊短板的重要措施。

總之，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後，一場關係到國家和每一個人利益的經濟發展思路調整正式展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把中國的發展帶入一個新境界，就取決於未來5年我們的工作做得如何。十三五規劃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趙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