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富

月初，人才發展委員會下設鼓勵人才回澳專責小組日前召開了2016年度第一次小組會議。是次會議上，委員會就吸引人才回流的各項構思進行了討論。初步建議邀請合資格的海外澳門人才進行短期回澳服務，擔任教學職務、帶教或顧問等工作。就有關構思，委員會秘書處分別與本澳公立高等院校聯絡，瞭解教學及研究人員的招聘程式。委員們對有關計劃的方向表示認同，並建議在首階段先將高等院校的招聘訊息整合至委員會網站，讓資訊能更集中及具時效地發放。

由此可見，繼前年推出“回歸十五周年人才回澳考察計畫”，讓身處澳門以外地區的澳門人才回澳瞭解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取得的各項成就，並加強與他們之間的聯繫之後。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在吸引人才回流方面的又一積極嘗試。筆者對此深表認同，更希望吸引人才回流的工作能夠常態化、規範化，持之以恆的為本澳發展吸引到更多的所需人才。豐富澳門人才結構，為應對經濟深度調整，實現澳門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正如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所言，隨著博彩業進入深度調整，澳門經濟已經出現發展“新常態”。眾所周知，新常態下澳門經濟需要向多元化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因此，事關多元化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各項工作勢必成為特區政府乃至社會上下最為關注的問題。繼上周以物流為代表，談及基礎產業對多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後，筆者認為，與經濟結構調整更為關係密切的還有人才結構的問題。

其實，關於本澳人才結構的問題，社會早有關注。但是從本澳實際來看，在探究人才結構優化之前，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不得不提，就是量與質的關係。在人資尚且不足的情況下，談優化可謂言之過早。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多數時候，本澳社會最為關注的是人才的培養與供應。這也是符合本澳實際發展階段特點的。在這一方面，特區所做的工作，以及實際的資源投入不可謂少。甚至於臨近地區相比，算是相當努力。為培養和儲備特區發展所需的各方面人才，特區政府專門設立人才發展委員會，由行政長官親自擔任委員會主席。在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上，行政長官崔世安表示，自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澳門社會發展迅速，對人才的渴求日漸突出。為了順利推進“一個中心、一個平臺”的建設，配合社會發展的需求，特區政府有必要儘快規劃好人才發展的戰略部署，以加強人才的培養和儲備。為此，施政方針明確指出將建立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其中包括設立人才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規劃及協調特區人才培養的長遠發展策略，並構思及落實“精英培養計畫”、“專才激勵計畫”和“應用人才促進計畫”；建設鼓勵人才留澳和回澳的機制；推動協調與人才培養相關的本地、區域及國際合作等各項重要工作。其後，澳門基金會也宣佈設立“澳門優秀人才獎勵計畫”，並公開接受澳門居民申請，獎勵分為“卓越成就獎”和“競賽活動優勝獎”兩類。其中“競賽活動優勝獎”主要獎勵去年參加國家級或以上級別比賽及活動並獲得優異成績的個人或團體，個人獎勵、團體獎勵和專業技術輔助團隊獎勵金額由澳門幣1萬元至12萬元不等。

我們可以看到，人才激勵計畫已經有相關的措施屬於較早出臺。此次人才發展委員會下設鼓勵人才回澳專責小組的構思亦將為“回澳”作出探索。僅剩的人才“留澳”卻仍無具體政策，人才留澳的問題，從狹義的理解上可被解讀為在澳就讀大學生留澳工作的議題，這曾經在本澳社會引起巨大的討論，礙於種種原因，最終也並未形成共識，而且可以預見的是，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這個議題仍難以在全社會形成共識，所以狹義上講的“人才留澳”政策空缺尚可理解。在此情況下，如何將人才“回澳”這一方面政策措施落到實處，發揮實效顯得更加重要。

澳門確有人才流失

澳門人力資源一貫不足，中高端人才更是欠缺。官方統計資料以及民間團體的調研已經不止一次的提出這個問題。然而，高速發展的經濟，在提升澳門國際地位和對人才吸引力的同時，卻並未從根本上解決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加加劇了該問題。這其中涉及的社會問題不少，對於人力資源政策的開放還是重視對本地人的保護這一問題筆者不做考究。

其實提到在外的本地人才，留學生是最大的主體。留學生是一國或者一地區人力隊伍的重要資源，也是一筆巨大的社會財富。他們在原居地往往是社會的“表表者”，經過在留學地的學習深造後，又能拓展眼界，增加知識，更加提升了自身價值，如果返回原居地參加工作一般都會成為社會的精英。所以世界各國和各地區都十分重視留學生的管理，希望這些精英人才能夠在學成之後“回歸”。也正因為如此，每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在出訪時一般都會專門會見和看望當地的留學生，顯示對他們的關懷，鼓勵他們努力學習、爭取早日學成歸國。

在澳門，隨著近些年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留學潮也在本澳興起，越來越多的有志青年紛紛外出留學，這對澳門來說是一件好事，意味著將可有更多的本澳青年一代能接受更為先進和全面的教育，若他們能在學成之後回澳，將為充實本澳的人才隊伍，為澳門的長遠發展打下良好基礎。而相關的“吸引回流”工作，比如支援服務是從其求學階段就必須做起的，以增進留學生與澳門的聯繫。

在對留學生的支援服務上，筆者認為本澳政府設有辦事機構的地區，該辦事機構應負起責任。正如在台的本澳官方辦事處就曾妥善與臺灣當局解決了本澳留學生往返的手續簡化。在2010年12月，歐洲大雪致使本澳留學生滯留英國時，行政長官崔世安就曾及時指示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處理，並著令旅遊局駐英國代表處提供協助，包括必要的膳食、住宿、交通安排及承擔相關費用，並儘快尋求便捷措施協助滯留學生返澳。結果所有的滯留學生得以分批安全返回本澳，算是給其自身及家人送上了最好的聖誕禮物。類似的事件不僅僅是讓在外留學生得益，而且也有助於特區政府形象的建設。而沒有設立機構的可以借助中央政府所設立的大使館、領事館等盡可能向本澳留學生提供幫助，讓留學生們感受到來自祖國和澳門的關懷。另外，在支援在外留學生的具體方式上可以直接援助，更可以支持和鼓勵留學生成立自己的團體，互幫互助。

需要指出一點，對留學生提供支援並非是在遇到問題時才開始運作，而是要時常存在，並且要將其制度化。這一點，值得慶倖的是本澳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早已經在進行相關的嘗試。並重點向留學生介紹澳門的發展變化，讓他們更加清楚的知道澳門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以便他們做出針對性的學習或者轉型，避免返回澳門後自己的所學與澳門所需格格不入，造成資源和人才的浪費。同時，也有社會意見認為，要更好吸引留學生返回澳門除了透過日常的支援和服務，在精神和心理層面感召外，更應儘快的完善本澳的人才制度，建立健全各種專業認證制度儘快與國際接軌，讓留學生們認識到返回澳門後專業技能仍有很到發展空間。並且出臺鼓勵措施，吸引留學生回澳創業。

吸引人才回流的國際經驗

其實，在關注本澳人才流失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也是一個正常的人才流動過程。當前，人才流動趨勢主要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從較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從發達國家流向少數發達國家。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人才外流的嚴峻形勢。綜合來看，各國吸引人才回流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給予獎學金、研究基金和研究經費補貼。20世紀60年代中期，韓國人均月工資僅為50美元。而韓國科技研究所等科研機構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實行新的工資標準，將回歸科技人員的月薪提高到250至400美元，這一政策激發了韓國海外留學人才回國的積極性。法國政府在2007年設立了國家級海外研究人員歸國獎勵基金，規定在海外從事專門領域研究的學術帶頭人回到法國就可以得到20萬歐元的特殊獎勵，其家屬的工作和保險事宜也由政府解決。

2009年初，法國高教和科研部宣佈，具有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回國從事教育工作，報酬比過去提高12%～25%；政府還與130名頂尖科研人員簽訂了5年的合同，全額提供科研經費，並每年頒發獎金6000～15000歐元。印度科學與工業研究委員會（CSIR）為回歸人才提供了“共同指揮項目”，CSIR還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實施“海外印度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轉移知識與技術專案”。在這些項目中，印度政府為那些歸國的年輕科學家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和研究經費保障，並給予相應獎勵。

第二，建設高科技產業園區和人才資訊資料庫。印度政府先後投資建立了17個高科技軟體區，為歸國創業的軟體人才提供了最先進的設備儀器以及最前沿的科技資訊和現代管理制度，使那些從美國歸來的軟體業人才有了理想的創業環境及條件。如政府説明資訊系統技術有限公司在班加羅爾高科技園區建立了占地22公頃的大學校園，為4500名資訊技術人員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

許多國家正在大力建設本國公民與海外公民的聯繫網。例如政府主導的南非外國人才網路和墨西哥人才網路，民間的“智利全球”等。這些國家通過構建與海外人才的緊密交流圈來轉移資本、技術和知識。這種做法不僅可以打破人才移入在制度和發展水準上的障礙，而且成本遠比直接資助外國人才低，見效也更長遠。

人才資料庫也是選拔歸國人才的重要途徑。我國臺灣在美國設立了3個常設辦事處以收集“海外華人專家學者檔案”，僅洛杉磯辦事處就收集了3000名自台來美的工程師及電腦專家的個人資料檔案。台有關部門還編印了《碩士以上人才通報》，每月將有意向回台的海外華人、留學生的教育背景、未來工作意願、待遇要求等分類彙編成冊，供臺灣的2000多個企業參考選用。這些人才資訊資料的運用有效提升了企業選拔優秀人才的效率。

以大陸為例，資料顯示，從1978年到2012年底，我國留學人員回國總數超過109萬人。而近6年回國發展的人數超過110萬，是前30年回國人數的約3倍。特別是從2007年到2012年，各類回國留學人員從4.44萬人逐年遞增，到2012年達到27.29萬人。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我國海歸人數創歷史新高，達30多萬人。出國的人增加了，每年回國的留學人員也越來越多，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和“人才環流”的接納國。

分析認為，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結構轉型，為海外人才提供了大量創業的機遇。而且面對大量的人才需求，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引才政策吸引海外人才回國。

為了吸引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回游”，從2008年起，中國實施了“千人計畫”專案(“Thousand Talents”program)。為中國政府為這些人才提供了總金額達100萬元人民幣的崗位、研究資金和安家津貼，這對吸引頂級的中國學者、科學家“回家”極具誘惑力。之後的三年間，這項計畫已經吸引了超過2100多位專家，遠遠超越其最初的目標。隨後針對吸引40歲以下、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海外博士的後續方案——即“1000青年人才計畫”也在2010年底推出，這讓中國的海外留學人員、學者、科學家等，有了更充分的“回游”理由。“走出去，遊回來”，成為這些接受了海外教育的人才的重要選擇。與之相適應，中國各省也出臺了相應規劃，以吸引本省籍的高級人才“回歸”。

該計畫引起了海外媒體的廣泛關注。美國《僑報》報導稱，對華人來說，在事業發展上有著難以逾越的“透明的天花板”，使得很多人的發展停滯在一定的水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下，很多海外華人發現中國有很多機遇，激發了新的事業心，希望能夠有新的機會大展身手。大部分成功創業的海歸，都集中在高科技領域，尤其以從事互聯網、IT和通信行業為最，其次是諮詢、法律服務和教育等領域。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有文章認為，隨著中國人才政策的日漸開放，目前已經不只是單純的“逆向人才流失”，即中國高級人才回國，而是“土生土長”的美國頂尖人才也開始流向中國。很顯然，這一趨勢還會加快。

內地的人才回流計畫，可以說是成功的，現時在內地各個經濟領域，尤其是新興產業經濟形式中的眾多領軍人物不少都是“海歸”。

吸才回流需有提前準備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現時本澳對在外人才的具體情況尚無準確掌握，制訂吸才政策時政府心裡“冇底”，而即使政策推出，他日亦難從數字判斷成效，無疑是影響科學決策的缺失之一。所以，當前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進行相關資料的儲備，效仿臺灣盡力相關資料庫。

當然，在此之前，還要對人才的定義加以清晰。明確需要吸引回流的人才種類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一方面的決策必須是超前的，要綜合考慮和預期本澳長遠的發展需要，而非簡單根據當前一段時間的社會需求。

另外，對將要回流的人才而言環境適應的困惑，應該堅守國外的安穩生活還是回來尋找並適應新的生活模式或許成為每一個准海歸不得不面對的抉擇。由於受國外環境的影響，海歸往往形成了與國內不同的人際交往模式和思維方式，與原居地社會脫節，部分海歸回國後會突然產生一種文化的陌生感，無法快速融入現有的生活圈，對他們來說，與周圍的朋友、同事處理人際關係成了一種考驗。這就是所謂的“逆向文化衝擊”。對於其形成的原因，北京哈佛校友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關世傑總結了四點：第一是海歸在本土文化環境中原有社會角色的喪失；其次是歸國後時過境遷、親友謝世等因素造成心境黯然，同時，原有的人際關係網發生了較大變化，給生活和工作帶來不少困難；第三，價值觀的矛盾與衝突，在異文化中形成的一些價值觀和本土的傳統觀念相抵觸；最後則是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產生了不必要的矛盾和誤解。對於海歸來說，回國後令他們擔憂的不僅僅是事業，還有子女的成長。如何更好地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也稱為海歸回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所以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對引進海外人才回流意義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