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老年癡呆症所累，袁庚退出公眾視線已近十年，但公眾一直惦記著他。
每當回望改革歷程，總不免將他與另一位改革闖將相提並論——梁湘。其實兩人當年關係並不和睦，因為工作上涉及國企與政府、部委與地方、市府與區府幾重固有矛盾，加上兩人個性都很強，難免衝突。梁湘曾想讓袁庚當深圳市市長，袁庚拒絕了。
袁庚與梁湘最讓人唏噓的是命運迥異。梁湘建國之初就是廣州市副市長，過了二十多年還是廣州市副書記，好在平穩度過了歷次政治運動，有幸在62歲“高齡”出任深圳市委書記，建立一番豐功偉業，卻在七十多歲高齡蒙冤受屈，鬱鬱而終。袁庚早年歷盡艱險，中年被康生打成“美國特務”，在秦城蹲了五年半大牢，出獄後迎來人生第二春，從軍政情報系統轉入經濟領域，創辦了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巨型企業，而最終頤養天年，得享天倫之樂。
東江縱隊中的“美國特務”
袁庚1917年4月23日出生於廣東省寶安縣大鵬區王母圩村中和裏（現深圳市大鵬新區水壩村），客家人。原名歐陽汝山，1939年入黨時，改用母姓，更名袁更，建國初期護照誤寫為袁庚，於是將錯就錯，一直沿用。
袁更6歲入讀私塾，14歲考入省城廣雅一中讀書，19歲考入中央軍校燕塘分校。第二年“七七事變”，軍校人心渙散，袁庚返回鄉下，一邊在學校代課，一邊組織沿海青年抗敵後援會。1938年10月，日軍登陸大亞灣，袁庚加入大鵬抗日自衛大隊。1941年，日軍侵佔香港，袁庚加入港九大隊，配合營救茅盾、鄒韜奮等人撤離香港，同時還營救了不少國際友人。1942年2月港九大隊抽出一批英語較佳的人士組建國際工作小組。國際工作小組成功從戰俘營中營救出英軍上校賴特，賴特又組建了英軍服務團。英軍服務團要求與東江縱隊合作，繼續營救盟國人士，並開展軍事情報合作。
1943年，盟軍打算轟炸日軍駐港補給和軍事基地，在港九大隊的地面指引下，，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成功炸毀日軍十多架戰鬥機，炸沉兩艘軍艦，油庫、鯉魚門炮臺和軍營也遭到嚴重破壞，日軍在九龍的軍事力量遭到沉重的打擊。
1944年2月11日上午9時許，29歲的中美聯合空軍飛行指揮員兼教官克爾中尉率領第十四航空隊20架戰鬥機從桂林起飛，護衛12架轟炸機襲擊日軍在九龍的啟德機場。激戰中，克爾駕駛的P-51野馬式戰鬥機擊落2架日機後不幸被炮火擊中起火，負傷的克爾無奈棄機跳傘降落到啟德機場北面的新界。在日軍展開地面大搜捕的危急時刻，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緊急行動，成功營救出克爾中尉。
在近一個月的營救行動中，東江縱隊龐大縝密的人員網路，從戰士到村民的齊心合力，還有通曉英語的曾生司令員和馬來西亞歸僑女戰士李兆華……都給克爾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克爾回去後，將自己被營救的經過向第14航空隊隊長陳納德報告。考慮到東縱出色的國際合作經驗，陳納德請示華府後決意與東江縱隊聯手。
1944年7月，美國的《美亞雜誌》發表題為《東江遊擊隊與盟國在太平洋的戰略》一文，其中認為東江縱隊在太平洋反法西斯戰爭中戰略地位重要，盟軍必須加強“與華南敵後作戰的遊擊隊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響，美軍第十四航空隊派歐戴義在10月7日到達設在葵湧土洋村的東江縱隊司令部，攜帶克爾中尉的感謝信，正式要求與東江縱隊合作，建立聯絡站和電臺，收集日軍情報和氣象資料等。東江縱隊就此事在向延安請示後，東江縱隊派對外聯絡處處長袁庚負責建立情報聯絡處，收集廣東沿海及珠三角洲敵佔區的日軍情報。
1944年12月，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的第4艦隊和陳納德的第14航空隊準備實施對駐香港日軍的聯合轟炸。為了達到轟炸效果而又不傷害平民，盟軍要求東江縱隊事前提供準確轟炸目標情報，事後提供轟炸效果資料。袁庚立即啟動安插在香港的各個聯絡點，搜集有關情報：15歲的情報員黃文，以雜役的身份，經常出入九龍日軍憲兵分部的文件油印室；女情報員文淑筠連續多日守候在中環榆林台8號的4樓，用望遠鏡監視維多利亞港日軍艦艇的停泊狀況……不久，袁庚就將轟炸目標的情報送出，內容涉及日軍在啟德機場的機庫，香港海面的艦艇型號活動規律、鯉魚門炮臺、青山道軍火庫的準確方點陣圖等。這些轟炸目標都遠離民居。
在預定的大轟炸之前數天，袁庚和兩名偵察員由港九支隊派人護送晝伏夜行，於預定轟炸之日淩晨悄然攀上啟德機場後面的鑽石山，觀察美軍兩次空襲的情況。轟炸過後，袁庚等人又穿過市區折回聯絡點界限街，向幾個地下聯絡點瞭解情況，整理出一份關於空襲效果的報告。
尋找日軍精銳師團波雷部隊
1944年秋，一份在中國華南登陸的計畫，在美軍第4艦隊指揮部醞釀成形。與此同時，延安通過中共南方局下達的收集日軍沿海情報的要求和指示也愈見頻繁。與之配合，有關日軍海空佈防的秘密軍事情報，由袁庚的聯絡處源源不斷地傳遞給尼米茲。但到了翌年3月，一個消息使尼米茲很是擔憂——曾在衡陽戰役中重創國民黨守軍、代號“波雷”的日軍129師團突然神秘失蹤了。那段時間，美軍每天用3部電臺，形成交叉信號追蹤這支部隊的動向，但什麼信號也沒有捕獲到。
同一時期，美國海軍甘茲上尉率一個6人小組來到東縱，想在大亞灣和汕頭之間勘測一個適合美軍登陸的灘頭陣地。聯絡處派遣了原中山大學學生黃康率領的情報小組，到深圳至汕頭的海岸進行勘測工作，他們發現了日軍在汕頭沿海和東山島構築的洞穴工事，並將其繪製成圖交給袁庚。美軍一看，發現這裏的工事和日軍在塞班島構築的洞穴工事一樣。要知道，“波雷部隊”擅長洞穴式作戰，而美軍恰恰在塞班島戰役、硫磺島戰役中吃盡了這種戰術的苦頭。
而汕頭一帶的地形和塞班島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波雷部隊”事先在登陸點修好了這種洞穴式工事，必將給計畫在此搶灘登陸的盟軍帶來巨大威脅。正在此時，廣州和東莞等處的東縱情報人員買通了一名日軍翻譯，從他的口中得知了駐守在汕頭沿海的日軍就是“波雷部隊”。至此，“波雷部隊”的失蹤之謎解開了。原來，日軍情報機構得知美軍的登陸計畫，馬上命令“波雷部隊”關掉所有電臺，晝伏夜行，從衡陽一路南下秘密到達廣東沿海。
根據這份東縱提供的“波雷部隊”作戰部署的情報，尼米茲將軍決定取消在華南的登陸計畫，以避開“波雷部隊”。後來，為加快戰爭的結束進程，美國決定直接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彈。華南登陸計畫雖然沒能執行，但是美軍對東江縱隊的情報工作仍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在給東縱司令員曾生的感謝信中說：“你們關於日軍129師團的報告十分重要，總部致以感謝！”
1987年9月17日，袁庚作為美國總統雷根的客人，出席美國立憲200周年紀念大會。大會之後，少數賓客應邀登上總統的遊艇觀光，此時，雷根專門介紹了3位“特別嘉賓”，其中一位就是袁庚。
創辦蛇口工業區
1945年抗戰勝利，28歲的袁庚被臨時授予上校軍銜，任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第一任主任。1946年5月隨東縱部隊搭乘美國軍艦北撤至山東煙臺，部隊編入三野。1948年兩廣縱隊成立，袁庚任縱隊偵查科長，後為作戰科長，9月參加濟南戰役，11月參加淮南戰役。1949年兩廣縱隊成立炮兵團，任團長，9月，進入粵境解放沿海島嶼。
1949年11月奉命調至中央軍情部參加武官班受訓。。1950年奔赴越南，任胡志明的情報和炮兵顧問，參加高平戰役。1951年5月34歲，奉調回國。1953年外派到印尼擔任駐雅加達總領事館領事。萬隆會議期間，協助保衛周恩來。1963年4月，派駐柬埔寨，破獲臺灣謀刺劉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被囚禁于秦城監獄，在周恩來多次過問下，1973年獲釋，1975年5月，袁庚就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
受部長葉飛委派調查香港招商局經營狀況，袁庚在一份報告中對招商局的經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1978年，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劃撥的寶安縣蛇口半島(現深圳市南山區轄內)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創建蛇口工業區，當時袁庚經常把“大不了回秦城監獄去”掛在嘴邊，以示自己衝破陳舊體制牢籠的決心。
有人統計袁庚踐行了24個全國首創或第一：第一個進行民主選舉；在全國率先實行人才公開招聘；第一個改革人事制度，凍結原有級別、工資等級，實行聘用制；第一個實行工程招標；第一個進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個實現住房商品化、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第一個企業自辦的對外開放港、創辦第一家企業自辦的股份制銀行、創辦第一個股份制保險公司。他接手時，招商局只有1.3億(人民幣)資產，他離任時，招商局資產超過200億。
宣導改革精神
住過秦城的人不多，敢於回到秦城的更絕無僅有。袁庚一邊推進蛇口工業區建設，一邊尋找、思考和發現最能鼓舞特區工作者士氣的名言警句。1981年3月的一天，袁庚經過反復思考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袁庚的助手熊秉權考慮到當時社會的承受力，提議去掉後面一句，袁庚同意了。於是，美工在一塊三合板上用紅漆寫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豎在工業區指揮部幾棟樓前。很不幸，這塊木板兩三天后就被當地農民當柴火拆去燒了。
1981年11月，袁庚又派人做了一塊標語牌，豎在蛇口最熱鬧的商業街旁：“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有人說，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是從這句口號開始的。袁庚提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一口號，大膽突破了當時的思想束縛。然而，這個口號一度成了“姓社姓資”的爭論焦點。袁庚說：“寫這標語時，我是準備‘戴帽子’的。”
1984年1月，袁庚在鄧小平來蛇口視察的前一天命令工程公司連夜加班，埋水泥柱，漆油漆，用五六米長的鐵皮和三角架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重做一個，立在深圳進入蛇口的分界線上。
1984年1月26日，鄧小平視察蛇口時肯定了這個口號，這條標語從此安然地矗立於蛇口。當年的國慶日上，近百部彩車中唯一的一部企業彩車——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彩車上，有一幅醒目的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口號出現在天安門遊行隊伍中，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
袁庚曾對原《蛇口通訊報》總編輯說，要“敢於刊登批評蛇口領導幹部，包括批評我的文章，目的就是讓當官的敬畏百姓，而不能讓百姓怕官。”當得知《蛇口通訊報》真的要登批評他的文章時，袁庚竟興奮異常，要求批評稿“一字不改見報”，並立即召開全體幹部大會宣告此事，從而開創了中國同級黨報批評同級黨委一把手的先例。
後來，當一位培訓中心教師再次批評袁庚說話過於絕對，只有一半可以採納，而報紙又以“袁庚此說，一半可取”作標題將該老師的意見刊登在頭版時，袁庚見報大為讚賞，特地在教師節上登臺發言，號召蛇口人都要學習這位老師“敢說敢為、敢講真話，具有鐵骨錚錚的男子漢精神”。
以至後來《蛇口通訊報》舉辦的“新聞沙龍”貼出海報，以“尋找蛇口真正的男子漢”為題，不論有無官銜，老闆工人，一律平等，為求真理，暢所欲言，來了一個“男子漢聚會”。當年的袁庚就是如此，為了讓大家解放思想，“敢作敢為”的精神讓人敬佩，從中也可看出其領導魄力和細緻程度。
正是袁庚大力提倡的“求真敢言”，為蛇口百姓爭得了“知情權、質詢權、監督權、選舉權和對不稱職幹部的罷免權”，為蛇口“以民主為重”的政治體制改革試驗打下了思想基礎。這樣的“敢為”精神，在蛇口工業區拉開序幕後再次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