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0~28日，越南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河內舉行，受到了國內外媒體空前的關注。誰將登上越共權力頂峰，未來越南將如何發展，對中越關係將產生怎樣的影響等問題成為媒體聚焦的熱點;而就在前不久，媒體對越南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熱議也還餘溫猶存。相比之下，同是我們的鄰居且正在實行社會主義革新的老撾人民革命黨，也於近期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並完成了換屆選舉，但卻鮮有人關注。由此可見，越南引起中國媒體如此大的關注，並非只是因為它是我們的鄰國或社會主義國家，而更是因為越南已經具有了足夠的影響力！而這一切，便是30年前開始的那場革新所帶來的巨大成果。

本次大會選出了越共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由19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阮富仲再次當選越共中央總書記。被外界稱為「保守派」的阮富仲繼續留任而非「改革派」總理阮晉勇當選，這實際上出乎很多觀察家的意料。透視這個國家走過的30年歷程，也許能從中發現更深層次的原因。

是誰啟動了越南革新的歷史車輪

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戰爭之後，1976年7月，越南在趕走美國大兵之後完成了國家的南北統一。因戰爭結束，中國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減少了對越南的援助，而美國對越南開始實行全面的經濟封鎖，靠外援來支撐的經濟模式走到了盡頭。儘管越南有「世界兩大穀筐」——紅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但本國生產的糧食卻滿足不了需要，每年進口糧食100多萬噸，各種生活消費品極其短缺。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為了解決短缺問題，越南嘗試先從流通和分配領域開始改革，實行價格、貨幣、工資聯動改革，結果失敗了，導致貨幣大幅貶值，通貨膨脹率超過了700%，引發了全面的經濟社會危機。在這種背景下，越南北部地方的一些農民私下偷偷實行了承包合作制，而胡志明市的生產企業也暗中嘗試進行生產環節的合作承包，結果大大激發了社員的積極性，解決了部分糧食和日用品的短缺問題。越南呼喚具有改革思維的領導人出現，對民間的這種做法進行肯定，並上升到中央而成為國家的政策。1986年7月，在胡志明去世後就長期掌控越南權力的「親蘇派」領導人、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去世，一位新的人物被推到了台前，這便是「因對中共領導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極其仰慕而改名為長征」的越共領導人鄧春區。在黎筍執政時期，長征因「親華」長期受到排擠，被降職為越南科學委員會主任。而長征原本是早期越共黨內為數不多的理論家，發表了《論八月革命》、《論越南革命》等專著，在理論界工作的這段經歷造就了一位具有理論功底和改革思維的領導人。在上述歷史背景下，長征接任越共總書記順應了越南的天時地利和民心，越南自此步入了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全新時期。

1986年8月，長征組織召開越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在會上指出，越南必須正確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必須從越南和世界的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選擇適合越南國情的發展模式，越南面臨的是思想領域「新與舊之間的一場鬥爭」。接著，長征著手改變黎筍的路線，組織人重新撰寫越共六大政治報告。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開，這被認為是越南革新正式全面開始的標誌。在越共六大上，長征主動退出總書記職位，把同樣具有改革思維的原胡志明市市委書記阮文靈推上了該職位，而其他老同志也跟著退出越共中央領導崗位，由此開啟了領導班子定期輪換的先河。阮文靈上任後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如調整人事、經濟政策和外交路線等，帶領越南從危機和被封鎖狀態逐步走了出來：從198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到100美元的世界最不發達國家，到2015年人均GDP超過了2,000美元，且多項經濟社會指標達到了世界較為先進的水準，其中人均壽命超過了73歲;還有評測機構認為，越南居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之前列。過去幾年，越南被多國投資者視為最具有發展潛力的國家，尤其是在2015年10月TPP協定達成之後，很多機構更看好越南的發展前景，如渣打銀行預測，越南2016年有望成為亞洲增速第二快的經濟體，僅次於印度。這些資料足以證明越南革新3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

回顧越南革新的30年歷程，從越共六大到今年召開的十二大，越南革新的重點和政策措施雖有不同，但革新的總體目標和方向依舊是對越共六大的堅持。因此，越南學者把阮文靈比喻為「越南的鄧小平」，稱其是越南革新事業的總設計師;也有學者提出，長征才是總設計師，因為是長征在越共六大報告中提出全新的改革思路，提出以人民群眾利益為根本，尊重商品經濟、競爭規律、價值規律，提出「越南可以跨越資本主義但不能跨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等改革的重要思想。不論長征還是阮文靈，他們都是在黎筍去世後上臺執政、在越南革新進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歷史人物。歷史給了越南一個契機，而越南具有魄力的領導人也抓住了這個機遇，從而最終啟動了越南革新歷史前進的滾滾車輪。

是誰在越南革新進程中把握住了正確的方向

越南革新的進程並非一帆風順。1991年召開的越共七大就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而此次阮富仲獲得連任，背景與越共七大召開時非常相似。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嚴重的危機。在越南國內，不少人對越南共產黨選擇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否正確產生了疑問，越共黨內出現了劇烈的思想路線鬥爭。黨內高層一些人主張放棄社會主義道路，代表人物包括時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陳春柏，原南方臨時革命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呂方，越南共產黨黨報編輯、南方退伍軍人俱樂部重要成員裴信等。經過激烈的鬥爭，最終在1991年召開的七大上，74歲的越南部長會議主席杜梅被推舉為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會上通過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明確堅持越南共產黨的一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方向，而主要不同政見者先後被開除黨籍或免除黨內職務，一部分人則流亡美國、法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加入或成立海外的南越政權反越共組織，繼續進行反越共的活動。

此後，在每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前後，思想路線鬥爭就會死灰復燃，一些人企圖改變越南的發展方向和道路。為了實現政權的平穩交接，1996年越共八大上，杜梅連任總書記，並在1997年12月召開的越共八屆四中全會上把總書記職位讓給了軍人出身、作風果斷的黎可漂。由於黎處理事件和對外政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黨內一些老同志的不滿，其在2001年召開的越共九大上意外出局，被農德孟取代，成為越南革新以來任職時間最短的總書記。農德孟在政治上持溫和立場，在2001～2011年的10年時間裏，越南政治和經濟平穩發展。在此期間，阮富仲擔任國會主席，他積極推進民主化改革，提高國會的影響力，啟動了越南社會民主的進程。在2011年召開的越共十一大上，阮富仲當選為越共中央總書記，開啟了黨內領導體制的改革。與此同時，阮生雄主持下的越南國會的改革也按照阮富仲的思路繼續推進。因此，過去十年來，越南的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同時得到了快速推進。在對外方面，自2006年以來，越南加大了對外開放的步伐，強調「積極主動地融入國際」，西方民主思潮也隨著外資流入了越南。在國內外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越南各種社會思潮活躍，海外敵對勢力和南越政權舊勢力趁機而入，利用宗教和少數民族等問題挑動社會分離;同時，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越南社會逐漸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其中一些黨員幹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國家資源，進行官商勾結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導致貪污腐敗盛行，形成國難。上述各種力量相互交叉，滲透到了越南社會的各個層面，甚至在越共黨內高層產生了一些利益集團和不同思想路線間的派系鬥爭，共同影響越南的政治生態。面對這些情況，2012年越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當前黨建工作中若干緊迫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黨內為數不少的幹部存在被「和平演變」和「自我轉變」的危機，貪污腐敗嚴重，思想道德蛻化，嚴重影響了黨的生死存亡，因此提出發起打擊貪污腐敗、加強黨員思想作風建設和提高黨員道德和政治素質的運動。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越共黨內一些元老和精英們希望越共政權能夠平穩過渡，因此，他們最終選擇了阮富仲繼續留任總書記。正如阮富仲在十二大閉幕後的新聞發佈會上所說，他本人年事已高，身體力量有所不足，但中央執意挽留，為的是使政權能夠平穩過渡。相比之下，此前被西方看好的總理阮晉勇卻因作風激進且家族成員與商業關係密切等原因無緣總書記職位。理論界一向以最高領導人的更替來判斷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走向，然而，這次阮富仲留任，卻被外界解讀為「越南的第二次革新」，其間所暗含的意思，無不是寄希望於阮富仲能夠把已經出現了種種偏離軌道跡象的越南革新進程，重新推回正確的發展方向。而阮富仲本人，也必將成為越南革新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標誌性重要人物。

阮富仲再次掌控下，越南革新的歷史車輪將如何轉動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首先來剖析阮富仲長期執政的原因。阮富仲2006年當選越南國會主席，此後又連任五年，並於2011年當選越共中央總書記，位居越南權力核心的「四駕馬車」（即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國會主席）之一的位置，越共十二大上再次當選總書記，即使像外界推測的那樣在任期中退出，其位居核心也將有11年以上，甚至可能因做滿任期而達到15年。阮富仲執政時間如此之長既有越南的歷史條件原因，也是時代背景的要求，而其個人因素更是不可忽視。 從越南歷史條件上看，由於地理條件和歷史原因，越南形成了北部、中部、南部三大政治和經濟中心，形成了權力格局中的不同「山頭」，導致在人事安排上出現了「南北黨」現象。因此，長期以來越南政治權力中樞存在著多頭政治，即所謂的「四駕馬車」。即使胡志明在世時，國家的領導權也被分散在幾個人手中，這易於形成「集體領導」的制衡制度。此外，根據越南革命的歷史經驗，越南共產黨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進行革命之初，力量單薄，但通過發動民族統一戰線號召國內各黨派和社會團體廣泛參與，最後「打下了江山」，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越南學者認為，這就是「越南式民主」的經驗，即通過發動民主參與，最終實現越南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也就是說，「以民主的手段實現了集中領導」。而阮富仲在執政期間，始終強調發揚民族大團結精神，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並將之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可見，阮富仲的思想理論符合越南歷史文化傳統。

從時代因素來看，隨著時代變遷，經濟發展催生了越南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由於長期缺乏一個穩固的領導核心，在越共內部的不同派系中逐漸形成了強調協商的政治局面，間接推動了領導制度的民主化。與此同時，越南不斷加大對外開放，而在這一過程中，各種來自外部的意識形態也在不斷而有力地衝擊著越南的政治體制，民主化的壓力和趨勢逐漸形成。因此，阮富仲在執掌國會期間，大力推動民主化制度改革，順應了時代的發展要求，也因此獲得了黨和群眾的支持。

從阮富仲個人的條件來看，一方面，阮富仲讓人感覺溫文爾雅，不溫不火，能夠讓不同派別易於接受。另一方面，從阮富仲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來看，阮富仲早年留學蘇聯，獲得了黨建專業的副博士學位。在擔任國會主席之前，他長期在思想理論研究領域任職，曾擔任越南共產黨機關雜誌《共產主義》的主編、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主席等，因而是越共黨內最為資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同時又具有國際視野的思想開明的領導人。

其次，我們來總結一下阮富仲以往的政績。在思想理論方面，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阮富仲非常重視理論工作。在他任職期間，他曾經派出代表團到世界各地考察，瞭解各種發展模式和道路。在他的領導下，越南理論界不斷挖掘、豐富和充實胡志明思想，提出胡志明思想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運用於越南的實踐所取得的成果，既繼承了越南的傳統文化，也吸收了世界人類文明的精華，並且結合了時代的因素，從而是革新時期越南的指導思想。經歷了多次領導人的更替，越南始終打著堅持胡志明思想的旗號，並沒有隨著領導人的更替而提出新的思想，領導人的個人色彩也因而被淡化。而這一點也非常符合越南社會的心理。相比之下，阮晉勇的各種作為則顯得個人色彩非常濃厚。

（潘金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