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如何應對下行壓力?

縱觀2015,中國經濟亮點紛呈。

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劃定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航標;「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口號提出,創新產業有望成為經濟增長新動力;互聯網大會在烏鎮舉辦,彰顯中國「互聯網+」行動計畫的潛力;城市工作會議時隔37年重開,「城鎮化」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可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何去何從?這些努力都說明了一件事,「轉型」是中國經濟第一關鍵字。

調結構「視窗期」

2014年5月,習近平第一次提出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在同年10月的北京APEC會議上,習近平對經濟「新常態」做了系統闡述。縱觀2015年中國經濟,漸別「唯GDP論」,走進「新常態」成為各種經濟變化的一抹底色。

2015年前三季度,中國GDP增速在6.9%。雖然中國經濟增速從「9時代」下滑到7以下,但這個過程中人們的「痛感」並不強烈。而在過去30多年來,經濟一跌到8以下,馬上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就業,以及伴隨就業率下滑產生的社會安定問題,財政收入也會下滑,所有需要財政補貼來發展的行業,特別是農業,就會陷入困境。

而這次經濟增速下滑到7以下,就業指標和財政指標卻沒有跟著變糟。在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石良平看來,這就是一個新常態,是以前沒有遇到過的新狀態。「反過來說,我們要正確認識現階段經濟增長對於整個結構轉型的重要性,新常態下要有新思路、新觀點、新政策。經濟要轉型,認識和應對也要轉型,這已經慢慢形成共識了。」

習近平對中國經濟「新常態」做過分析,認為有幾個主要特點: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正是說明原來的投資驅動經濟模式在「新常態」下行不通了。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機,為了預防當時經濟出現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4萬億投資。4萬億的理念是繼承凱恩斯主義思想,在經濟蕭條時,只有靠政府投資產生乘數效應,才能減緩經濟下滑的態勢,實現經濟復蘇。但是實踐的結果表明,刺激政策最後造成了產能過剩,令中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2016年五大任務中,化解產能過剩居首。

產能過剩的局面讓人們醒悟,不是政府任意投資,都能產生乘數效應來拉動經濟,所以「新常態」下經濟轉型迫在眉睫。同時,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意味著經濟結構不斷優化,這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和健康發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應。

11月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劃定了未來五年中國經濟走向,也明確了「十三五」時期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視窗期」。轉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以前依賴出口的產業結構轉成自主創新的產業結構。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基本是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企業起步標準很低,要素成本也很低,正好作為低端製造業的角色功能加入世界經濟中。中國勞動力成本低、製造能力強、模仿能力強、人很勤奮等等,所有的優勢在過去幾十年充分發揮,所以中國經濟才會有多年的高速增長。整個國際環境也造就了中國經濟發展,尤其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開始騰飛。

而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局面是,所有以前的優勢基本上都沒了,人口紅利減退,各種要素成本提高。反過來,世界經濟危機,外部市場不需要這麼多產品了。整個世界經濟在金融危機以後出現了大的結構轉變。傳統產業逐漸失去市場,和互聯網以及新的技術革命有關的新興產業在起步。2008年4萬億投資注入的是傳統產業,結果產能過剩,正說明了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思考,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已經有能力生產自己的產品,中國經濟到了轉捩點,中國要有創造力和創新能力,應該要從跟隨走向引領。這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

供給端發力,「雙創」是關鍵

以前投資下去,勞動力配上,經濟就增長了,現在僅僅靠投資拉不動經濟,最重要的一點是,人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變化,消費者對品質、對創意、對供給新型化都有了不低的要求。

2015年12月1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早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就首次提出供給端改革。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在供給端,要通過改革促進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和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總需求的套路來促進經濟增長。

從供給端發力,這是2015年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大熱詞,也是「新常態」下應對中國經濟下行放出的大招。以前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而消費拉動經濟比較難,因為消費是一個常態,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人們的衣食住行不可能無限制增加。但是在轉折期,會出現供給引領消費的典型狀態。

什麼叫供給引領消費?就是通過發明一種新產品,提供一個前所未有的廣大消費空間。舉個例子,手機智能化以後,人們發現很多手機上的消費以前是沒有的。手機不止承擔通話功能,還是一個交友平臺、支付平臺。人們在手機上的消費會大幅提高,這種消費在沒有智慧手機的時代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如果供給端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產品,就會激發以前沒有的新消費,這種消費往往是爆發性的、大面積產生的,對刺激經濟有很大作用。

把美國經濟帶出滯脹困境的前總統雷根,就是供給學派的堅定信奉者。他在任時,美國經濟陷入痛苦的滯脹,雷根聽取了供給學派的一個建議,通過刺激供給帶動消費需求,而刺激供給的最好辦法就是減稅,尤其是給創新企業減稅,讓它們用很低的成本創業。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所闡述的內容。美國矽谷等大型創新創業園區都是在雷根時代締造的,雷根的供給刺激政策帶動了美國的資訊革命。

而中國的供給端發力靠什麼?答案也是創新。當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平臺搭建好以後,相信新的供給模式會不斷刺激新的消費。

2015年,中國進入創業的「黃金時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已成為中國經濟活力的催化劑。今年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提及「雙創」。6月,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真正將大眾創業上升到國家戰略來踐行。

「創新」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的表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這一年,「創客」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創新是党和國家領導人口中的高頻辭彙。

創新需要市場和政府兩個引擎,一方面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一方面繼續營造有利於創新發展的政策環境,包括改革先行財稅、投資、金融等政策,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進一步打破壟斷促進競爭。

今年,中央不斷出臺加快推進創新驅動發展的檔,在提前完成本屆政府目標任務情況下繼續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商事制度改革實現「先照後證」,全國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超過1萬戶。

不斷擴容的自貿區也已經成為簡政放權、深化改革的橋頭堡。2015年3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天津、廣東和福建三大自貿區以及擴區後的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相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決定正式實施。

中國經濟增速能不能在「新常態」下企穩?很關鍵的一點,就是取決於新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此消彼長。如果在經濟低潮的時候,通過鼓勵創新刺激供給,帶動消費,就能在「十三五」期間,把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給止住。

「如果新產業上來快一點,新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快一點,就能把舊產業下去的部分彌補上,經濟實現新的平衡,增速下滑就會停止。」石良平表示。現在所宣導的「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所有這些政策導向,就是要激發新的增長動力。

「城鎮化」拉動經濟

12月20日至21日,時隔37年,中央再次召開城市工作會議。會議對於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樣,城市也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的「火車頭」;「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8%上升至2014年的55%。而從經濟角度來看,城鎮化是帶動消費、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一步。「城鎮化以後,人的需求會發生變化。人在農村一般是享受不到高品質的服務的,也沒有這種需求,在城鎮就會享受到,就會帶動消費。」石良平說。

以前中國比較傾向於發展中小城市。小城市很安靜休閒,管理也不複雜,人口大概在20萬-30萬,10年前大家認為這樣的城市規模最好,也沒有什麼「城市病」。現在發現不對,城市人口不足100萬,很多產業發展不起來,特別是大型服務業,比如大型超市、娛樂中心等。城市沒有一定的人口基數,購物中心不願意進駐,因為一進去就虧本。

所以現在大家觀念發生了變化。今後不能隨意地讓各省自己任意建造小城市,結果都成了空城,現在房地產蕭條的都是小城市,必須要從全國角度,把資源集中起來發展大中型城市。城市人口達到一定規模,才能出現繁榮景象。

就像中國長三角地區,經濟比較發達,大城市也是連成片的。從上海到蘇州、無錫、常州一路過去,都是人口100萬以上城市連成片。中間有一些農村,主要提供休閒度假、生態有機農業的功能。城市集聚後,人多了,機會也就多了,人口要相對集中才有發展。

在以前的產業結構下,中國有很多生產型、制造型的工業城市,人口不需要很多,現在資訊化以後,資訊對人口聚集是有要求的,因為鋪設網路是有成本的。平臺越大,能實現的功能就越多,交友、支付都能運作起來。

另一方面,人口都向大城市集中,就能留出更多青山綠水保護起來。因為人會製造污染,集中處理比分散處理容易得多。如果每一塊土地都開發為小城市,把環境都破壞了,只會加大國土整治的成本。

「互聯網+」引發想像

今年3月,李克強這樣回答一個記者關於「互聯網+」的提問:互聯網上流行的一個詞叫「風口」,我想站在「互聯網+」的風口上順勢而為,會使中國經濟飛起來。

2015年,「互聯網+」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國家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畫。12月,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舉行,更彰顯中國對互聯網事業的重視。

一年之中,各項政策相繼出臺。5月,國務院宣佈未來3年將投資1.13萬億元用於網路建設;7月,國務院印發了《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隨後,各地也陸續推出地方版的行動方案,並積極與騰訊、阿裏等互聯網巨頭展開合作。

「互聯網+」是什麼?據媒體報導,「互聯網+」理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11月「三馬」(馬明哲、馬化騰和馬雲)在眾安保險開業儀式上的發言。馬化騰提出:「互聯網加一個傳統行業,意味著什麼呢?其實是代表了一種能力,或者是一種外在資源和環境,對這個行業的一種提升。」

「互聯網+」行動計畫又是什麼?雷軍在國家發改委一份報告的名詞解釋中看到了具體內容,他用手機逐字逐句把這些內容發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互聯網+」代表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即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於經濟社會各領域之中,提高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實現工具的經濟發展新形態。

通俗來說,「互聯網+」就是「互聯網+各個傳統行業」,但這並不是簡單的兩者相加,而是利用資訊通信技術以及互聯網平臺,讓互聯網與傳統行業進行深度融合,創造新的發展生態。打個比方,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力讓很多行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未來互聯網也會像電一樣,作為一種生產力工具,給每個行業帶來效率的大幅提升。也就是說,未來互聯網將不再是一個行業,網路將深入所有行業。

對於「互聯網+」改變行業目前所面臨的難點,石良平認為,現在的互聯網平臺大部分是在消費領域,以及交友和支付方面。現在互聯網滲透的一個難點,在於互聯網和製造業的結合。一個原因是,搞互聯網的人對製造業是很不熟悉的,製造業千差萬別,不像消費是通用的,它是專用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以前形成的專業化分工,造成了所有平臺的分割,各個平臺難以聯通。這都是大機器時代產物。互聯網時代的特徵就是跨界。我們現在形成的條線管理模式,正好是跨界的障礙。

如果「互聯網+」在十三五期間有所突破,相信中國經濟媲美德國「工業4.0」將不是夢想。

(任蕙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