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中國特色？中國特色一定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對現實生活持久影響，對未來的發展還有重要作用的因素。看一個民族國家的發展道路與走勢，必定是一個長的視野，甚至兩三百年也不一定能夠看清楚。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要講中國的特色，就必須要從整個歷史縱深來談這個問題。

在世界文明當中，西方人重視自然科學；中東南亞發展了宗教學與神學；中國人則關注人和社會的關係。人類的三大知識體系，為什麼出現這種分工一樣的情況？要全面探討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們現在以中國為主，看中國歷史的特色，談談為什麼中國是這樣。

中國的國家治理結構

中國地域遼闊，面積大致相當於歐洲。即使在兩千年前，與世界上同時期的其他國家相比，也是非常廣闊的。在這樣廣闊的國土上，沒有現代通信工具的情況下，如何對人民實行有效的行政管轄，建立合理的賦稅制度，保證中央政權的存在和延續，是一個大問題。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廢除分封，實行郡縣以來，兩千多年的各個朝代，都基本上堅持了這一體制。將人民編入戶籍，以戶籍登記的財產狀況、人口狀況為准分派國家的賦稅、兵役。這就是中國從秦漢以來一直延續的「編戶齊民」制度。在戶口控制的基礎上，基層有鄉裏、保甲，往上有縣、州、府、郡，一直到中央。郡縣制能保證將中央政府的意志逐級落實到基層；又為了維持這個管理秩序，創造了職業官僚選拔方法，後來演變為科舉制度。這一套國家管理體系，從商鞅變法以來，沿用兩千多年，這就是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

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政治傳統與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很不同。如，至今仍然存留在非洲和西亞中亞及南亞許多伊斯蘭國家的是酋長制部落制，著名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就出生於特蘭斯凱酋長家庭，他爺爺是酋長，他孫子是現任酋長，酋長是世襲的。

歐洲在希臘羅馬時代普遍是城邦國家，羅馬帝國統治著數以百計的城邦。西元四世紀羅馬帝國崩潰後到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的一千多年，是所謂的feudalism，中文翻譯成封建制，「封建」本指西周的封邦建國體制。無論是城邦，還是封邦，基層自治的傳統都是一貫的，所以西方聯邦自治的傳統真是其來有自。在長達千年的歐洲封建制度下，一方面是「臣民的臣民不是我的臣民」，與中央集權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就是貴族世襲，血緣關係上的世襲。貴族永遠是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世代相傳。

比如英文中Smith這個姓，大家都很熟悉，其實就是「鐵匠」的意思。因為鐵匠的兒子永遠是鐵匠，世代相傳，所以職業就拿來做姓氏。還有姓Baker的，麵包烘焙師世家，一樣的道理。一般來說，在這樣的制度下，選擇繼承人的時候，只有一個兒子能夠繼承父親的爵位和財產，其他的兒子都要各謀生路。這樣保證了家庭的財產和技能世代相傳，不容易消亡。在歐洲，其他的兒子變成騎士，在日本，則變成武士或浪人。在這個制度下，王侯將相是有「種」的。法國作家司湯達的著名小說《紅與黑》描寫了馬掌師傅的兒子於連的命運。於連生在大革命時代，可是20歲時候拿破崙失敗，波旁王朝復辟，他沒有翻身的可能，不能改變自己的身份。

但是在中國，血緣關係的世襲制度只在周朝及以前適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被破壞，從而變成了「競爭上崗」的制度。按照西漢初年賈誼的說法，叫作「務進取」。「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從漢代朱買臣的發跡，到明清耕讀之家的入仕，都體現了一種競爭精神，儘管起跑線未必平等。無論家境如何，只要努力學習，進京趕考，金榜題名時，就像「鯉魚躍龍門」一樣，學而優則仕，躋身官僚階層，一舉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中國民間有很多「私訂終身後花園，金榜題名大團圓」的故事，其實是有真實社會背景的。唐朝以後的中國宰相，三分之二都是平民出身。許多政治人物，並不是通過「世襲罔替」獲得政治地位的。所以，中國的國家體制從戰國秦漢以來就具有某種現代國家的特點。職業官僚雖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西方行政體制中的公務員，但是，怎樣治理國家，怎樣長治久安，中國人不但發展出一套制度，還有一套思想和一套方法。

西方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形成的國家，一般都是民族國家，nation這個詞，既是民族，又是國家，就是這種形態演變的最好說明。現在歐洲國家的國慶日一般都只是從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算起。民族即國家是西方近代國家形成的特點，甚至是國家形成的根據，這就讓西方人誤以為，世界上所有國家就應該是一個民族構成的。但是中國從來不是這樣，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的民族關係，從來都不是單一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也是中國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大特色。

市場經濟的傳統

市場經濟是中國的傳統，當然是帶農業社會特徵的傳統。《史記》一百三十篇，其中第一百二十九篇《貨殖列傳》，就是專門記載商業活動和著名商人的傳記。裏面提到第一個有名的商人是西施的丈夫范蠡，第二個是孔子的學生子貢，第三個是「商聖」白圭。

《史記》中記載了範蠡對市場經濟的體會：供需關係影響商品價格——「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但是價格始終圍繞價值波動——「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怎樣應用市場經濟規律呢？「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根據市場供需關係，判斷物價走勢，根據物價走勢，決定採取操作手段。就是通過這個辦法，他致富了。

孔子的弟子子貢，也是春秋時期有名的大商人，他先跟孔子學習，然後在衛國做官，後來在曹、魯之間做生意，發了大財。孔子72個著名的徒弟，數他最富有。富到什麼程度呢？所到之處，國君都要跟他「分庭抗禮」。所謂富可敵國，大概就是這樣了。正是在子貢的資助下，孔子的學問才能揚名於天下，可見，教育事業也需要財富做支援。

《史記》的這一篇記載了許多企業家經商致富的故事。商聖白圭是其中提到的第三位商人。由於他經商極為成功，名揚天下，於是很多人慕名而來，希望他學習經商之道。這樣，他就辦了個「白圭商學院」，但是並不是誰都有資格來上課的：「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白圭認為經商如治國如果不懂「智勇仁強」，想來學經商，白圭也不教給他。其實經商之術，在今天仍然是跟白圭一樣，或者是跟範蠡一樣，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根據市場供求關係反向操作。文聖是孔子，武聖是關公，戲曲之祖是唐玄宗，商人之祖就是白圭，因為他不但有經商之術，還將之上升到治國的層面，創立了經商之道。

貨幣是商品經濟的晴雨錶，紙幣尤其是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產物。西方的紙幣是1696年英格蘭銀行成立的那一年發行的「銀單」，就是英鎊的前身。但是中國比它早好幾百年。北宋的交子，南宋的會子，都是紙幣。北宋的交子在四川地區，是四川地區的「民營企業家」發明的。紙幣後來被宋代政府壟斷，就出現了濫發現象。元朝政府一開始就壟斷了紙幣發行，並且因為濫發紙幣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機。這些西方工業革命之後的東西，在中國，千年前都有了。唐朝的「飛錢」大約相當於票據，也是一種金融創新的產物。《馬可波羅行紀》裡面記載，中國人用紙幣買東西，歐洲人不相信，都是用金幣銀幣。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市場經濟這麼發達？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土地，從「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在實質上是可以買賣的，而在西方中世紀，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因為封建土地不能買賣，所以荷蘭的商人們想實行城市自治，只能通過交租金的形式，將城市管理權從土地所有者手裏買來。儘管中國政府也在限制幹預地產轉移，以保證貧富差別不致造成社會動盪，但是土地買賣與土地兼併一直是中國歷史的常態，這是中國市場經濟發達的基礎。

商鞅變法的巨大影響，還有一點就是分家制度。父親的財富均分給各個兒子，兒子再均分給兒子，於是家產越分越少，風險抵禦能力也迅速降低，破產的情況也日漸頻繁，因此，社會流動劇烈，貴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儘管這裏面也有階段性，但總體分化趨勢是越來越嚴重，社會貧富差別很大。所以《漢書•食貨志》就講：「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對政府的統治權力提出了挑戰。

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穩定性自然就變差。但漢唐宋明清這五個朝代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長，動不動兩三百年，沒有現代交通工具和現代通信手段，要在廣大土地上保持兩三百年的統治，是很不容易的。可見，政府在處理貧富差距問題上有一套自己的做法。為了應對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分化，中央集權體制下，興修大型工程、築長城、打仗、農田水利和修運河等，都需要錢。而為了擴大財政收入，政府則對鹽和鐵實行官營。國家把握了經濟命脈，遏制了豪強勢力的擴張，也從中獲取了大量財富。但是，官府掌控國家經濟命脈帶來的腐敗和官商勾結則成為另外一個社會痼疾。

貧富分化問題一直到現在都是社會的重要不穩定因素。現代西方國家通過「社會市場經濟」來調劑貧富分化，市場經濟讓財富流通；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給弱勢群體提供保障。但是中國歷史上處理這一問題，則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權和政府國營、打擊豪強(剝奪豪強)的政治手段。這就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權力如何制約，一個是市場機制與政府管制之間怎麼找到平衡點。在那個時代這兩個問題是不可能徹底解決的。但是大體政治清明的時候，王朝前期統治者清醒的時候處理得就好一些，否則就處理得差一些。最糟糕的時候就王朝崩塌，改朝換代。

社會制約機制上的「禮法」文化

我們總講中國是以儒治國。其實，中國歷史上真正治理國家都是霸王道雜之，儒法兼用。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用人都是儒法並用。漢宣帝總結漢朝的統治經驗，叫作「霸王道雜之。」

依法治國，是韓非子講的。賈誼的《治安策》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可見，單純依靠法，並不能長治久安。因此，他提倡恢復儒家的禮制，「興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兩者結合起來，才是聖王治國之道。而兩者之中，「禮」尤其重要，因為它起到一個規則、約束的作用，能夠「防患於未然」。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通過禮儀來規範行為，禮的中心思想是「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通過禮教，讓錯誤的行為不會發生。「禮」的作用，就是特別強調道德，這是中國特色的制約機制。道德中，尤其強調「孝悌」。「入則孝，出則悌」是最基本的倫理要求。「務本莫貴於孝」，中國人將孝的觀念提高到做人之本、立國之本的高度。盡孝于父母，盡忠於朝廷，是中國人的邏輯。

由於孝這麼重要，所以朝廷不遺餘力地提倡孝道，將之作為最重要、最根本的美德。兩漢的時候，如果一個人父母死了，守孝盡禮，就被當作有德行的人，有可能被推薦去做官。「二十四孝」的故事，也是勸說人要行孝道。在孝的基礎上，還要「悌」，尊敬長者，愛護幼小。孔融讓梨，孩子的天性是喜歡佔有好的東西、吃大的梨，但是偏要通過禮的教育給他改變過來，讓他知道好吃的東西應該謙讓給兄長。感恩父母，尊敬長者，這是孝悌的基本要求。

從這個基礎出發，中國文化就建立在對家庭、親情的感知和擴大上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官者叫作「父母官」，要把百姓當成自己的子女一樣慈愛、哺育；君臣父子，為臣下的要把君長當作父母，感激、孝敬。所以，提倡孝的目的早已不是家庭內部的狹窄意義，而是將整個社會作為一個擴大的家庭來處理，「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個人通過學習處理家庭成員的關係，擴大為在社會上做人做事的經驗。這種道德觀念決定，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極為濃厚，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也比西方人要密切得多。

中國宗教觀念相對淡薄，法治意識跟西方人比也是相對淡薄，然而中國人最重視道德的教化作用，把這條強調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禮法禮法，禮就是法，禮教禮教，禮就是宗教。孟德斯鳩說，在中國，法律、道德、宗教和禮俗是一個東西。中國的道德跟西方不一樣，中國的道德，是家庭倫理產生的，所以它叫作家教。西方道德倫理呢？是宗教倫理產生的，所以它需要的是宗教，家教跟宗教不一樣，家教需要講孝，嚴父慈母，宗教要講神。你看，孩子出生在西方，他就要取個教名，要在教堂洗禮，有教父教母。但是在中國不會，哪有孩子出生交給尼姑和尚的？沒有，她要在家接受教育，嚴父慈母讓她學會做人的遊戲規則。

所以，中國人特別強調道德，不是中國人虛偽，因為這是人的自我約束最重要的部分。這種道德，基於家庭倫理產生，因而十分重視「孝道」。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唯利是圖，所以從漢武帝以後，提倡儒家的禮法來約束社會。中國人特別強調道德，依法治國，以德治國，德才兼備，以德為本。講忠孝，把忠字放在孝的前面，國家、社會、集體，百善孝為先。

餘論

今天，中國碰到的機遇是全球化。近五百年來，西方的文化擴張全球，有兩種應對方法，一種是原教旨對西方的反抗，主要是伊斯蘭世界。另外一個做法是全盤西化，包括印度的西歐化道路，和我們過去走的蘇聯東歐化道路。顯然，這都不是最好的辦法。

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和諧、中和。當我們國家落後挨打的時候，人民會抱怨這種局面是傳統文化所致，比如「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就是這麼喊出來的；但當我們今天發展起來對自己有了些自信的時候，才會逐漸發現這種傳統文化的魅力所在。中國的學問研究的是做人做事，充滿人生的智慧、治國的智慧。其實，幾千年的中華歷史證明，中國人在治國安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罕有其匹的。

當前，我們不應該一概否定中國人幾千年的探索。中國人應該用自己的經驗和探索，共同豐富一些所謂普世價值的內涵，對諸如「民本與民主」、「自由與秩序」、「市場與調控」等關係，做出我們的說明。只有認真總結這些真正的「中國特色」，才能把握中華文化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一些核心價值；認清了什麼是真正的「中國特色」，不僅是恢復國人對於自己文化的自信，也可以幫助我們在撲朔迷離的全球化浪潮中，理解現實，認識未來，找到加強社會管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具體路徑，從而凝聚國人的自信，理直氣壯地探索中國人自己的道路。

（張國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