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1993年到香港，一呆就是二十幾年，親歷不同時期的香港，這中間給作者最大的感受是，香港經濟越來越不行，各種指標開始下跌。但香港仍然孤芳自賞，看不到自己的問題。這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小編摘取了本文精華部分，在讀者一同探究

「積極不干預」政策使香港過度依靠服務業

我們通常會將香港地區與新加坡和中國內地（或其中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廣州）做比較，比較的結果就是香港在爬行，新加坡和中國內地的主要經濟城市都在猛進。與深圳比，深圳有一個非常棒的方面，就是把髙科技、互聯網經濟搞上去了。這兩點，香港根本不是對手。香港沒有龐大的互聯網市場是事實，香港政府沒有及時投入去發展IT也是事實。

與此相反，香港經濟越來越依賴旅遊，遊客還越做越低端，香港話叫做「旺市不旺財」。港口也是，越來越多的是低收費的中轉集裝箱，陸路直運的高收費的生意，以及在香港有開箱物流增值服務的轉口貿易箱，都越來越少。而世界最大的集裝箱碼頭經營商和記黃埔，早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就把其香港葵青碼頭的主要股份賣給了迪拜港務集團。

也就是說，香港雖以其非常高的效率處理著增加的流量，但每個單位的流量（集裝箱）帶來的增值卻越來越小。這其中間接或稱作深層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轉型發展高科技的年代，沒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樣，在政府引導下整體投入並向著新經濟轉型。

不可否認，不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香港政府都沒能下決心改變「積極不干預」政策，因為該基本「市策」被認為是香港過去經濟成功奇跡的基石之一，直至去年梁振英提出將這個政策調整為「適度有為」。

過去這麼多年堅持該政策的結果，就是市場不認為香港會在高科技等明日工業中有前景，因為這類工業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扶植，於是資本便選擇走向中短線回報最好的服務業、旅遊業、房地產，以及將大量資金投放到中國內地以及近來的東南亞等地。

這樣做的後果，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

香港過去這二三十年，沒有再出現哪怕一個新的大企業，但卻聚集了大量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特別是金融和其他服務業的）。而原來的大企業，比如和記黃埔、新鴻基、東方海外等，則主要到中國內地或其他國家投資，中小企也成批湧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業，去掙政府出口退稅的錢。

慢慢地，香港本地企業的宏觀結構特徵，導致越來越少的晉升機會。同時，香港需要到內地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多，但很多富三代們甚至90後們，總體上都不願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而寧願留在香港做些有一搭沒一搭的事情。每年升職機會不多，但跳槽的人很多，據稱這也是人們對今天社會不滿的起因之一。

另一個更顯性的變化，當然是旅遊業從滿口日語到「普通話的流行」。銅鑼灣的著名日本崇光百貨公司（SOGO），在1990年代，要求每個服務員都要會用日語交流；到了2000年代，不論崇光還是莎莎，不僅售貨員普通話流利，顧客中也幾乎見不到幾個說其他語言甚至粵語的人了。聽旅遊界的人士講，不少就業前途不太好的一些新移民，抓住內地遊客這一商機，大量進入導遊業。

這既是好事，也成了麻煩。好在解決了就業，特別是低端就業問題，麻煩是，他們沒有接受過很好的培訓就上崗，還急著掙大錢，於是各種招數都使出來了。我們在報上常常見到的一些欺負遊客的事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旅遊業從業人員的培訓和旅遊業管理跟不上需求，不僅害遊客，更害了香港！

香港重商傳統使其缺乏創新人才和企業

香港有重商的傳統，一百多年前開埠就是一個轉口貿易門戶。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更讓香港的製造業幾乎全部北上珠三角，留在本地並獲得長足發展和提高的，多是從金融到物流到貿易的各種生產者服務業，它們成就了今天香港的世界級金融中心、亞洲最大交通樞紐以及物流管理中心的地位。

這種重商的傾向，與瑞士這個800萬人口的歐洲小國非常不同。為什麼要拿瑞士來比較？香港滙豐以前的一位總裁在香港回歸時曾建議香港地區轉型為亞洲的瑞士。近來又有深圳的文章認為，香港地區與瑞士和新加坡比較，輸就輸在缺少製造業。而不能不提的是，瑞士人和德國人一樣，有一種工匠文化，他們那種對產品精益求精、從產品製造中尋求利益和樂趣的精神，逐漸形成一種本地或本民族的文化。我接觸到的瑞士人動手能力極強。即便是一個跨國連鎖企業的CEO，對具體業務流程中的每個細節也都了如指掌，可以上手做示範，而且以此為榮，代代相傳。但在香港，不論制衣廠老闆還是打工者，有幾個以這種工匠能力為榮代代相傳的？

除了政府不干預政策與重商精神，第三個影響今天香港經濟結構的，是人才與教育。政府不干預市場，不特別扶植任何行業，導致人才自然向著本地回報最高的行業集中。根據我在香港大學20多年的觀察，1980年代到2000年代，香港最好的學生大部分畢業後都集中到社會收人最高或最穩定的幾個職業，它們是律師、醫生（包括牙醫）、金融業從業員和政府公務員。而人文和社會科學各個專業學生中的精英，最後也往往被政府、銀行或國際大公司吸走。

香港的大學開始重視研究以及高科技相關的教育，是在香港回歸前後。回歸前，特別是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前，香港的大學教育，就是為英國在這裡實行統治的需要服務的。這裡不需要搞研究，更不需要培養有創新精神的科技人才。香港科技大學成立，是考慮到1980年代後期香港從出口加工業轉型的商業服務業為主的社會而設立。香港開始成批培養出自己的高新科技人才，基本上是回歸以後的事。但是，即便培養了一些科技人才，由於重商的結構，他們也未必能在本地做出成績和大事業。

香港在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之前，靠著自己做出口加工業辛辛苦苦拼出了四小龍地位；但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成立深圳特區之後，突然間，一個靠廉價勞動力在珠三角建廠經香港轉口的掙錢機會冒了出來。而中國內地對香港，既是市場和服務對象，又是轉口貿易的貨源地。而香港已經失去了發展高科技的壓力和動力。香港特區政府的科技促進局到今年才成立，比新加坡晚了整整十五年，就是事實。

（王緝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