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給你們留下什麼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

（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95年了。

從95年前痛憤「偌大一個省份見奪於他國」，到今天從容宣示「常態化巡航就是，我們想什麼時候來就來」；從95年前哀歎「洋貨充斥」「莫之能遏」，到今天吐槽「想買件不是Made in China的禮物回國送人好難」；從95年前悲鳴「國既孱弱，文化落後」，到今天楊談「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有多少巨變的史詩，就有多少紀念的維度一一獨立與尊嚴、繁榮與活力、自信與復興。

這些紀念的維度統統基於一個根本，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復興不是無源之水，來自你我，來自良好的黨風政風，來自共產黨領導下千千萬萬個家庭的付出。「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1920年2月，29歲的浙江才子陳望道帶著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回到義烏山村的老家，埋首翻譯。幾個月後，第一本中文版《共產黨宣言》問世，首印1000冊，書名還被印刷廠顛倒錯印成「共黨產宣言」。新中國成立後，陳望道出任復旦大學校長。在兒子陳振新當上復旦教員時，一向少言寡語的陳望道特地找兒子談話：「你要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一般老師做錯了可以原諒的事情，你也不能做。」1977年臨終前，他對兒子反復交待：「一定要把孩手教育好

1920年夏天，27歲的湖南青年毛澤東第一次讀到這本《共產黨宣言》，多年後他回憶，「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一本便是《共產黨宣言》。就在1920年冬天，毛澤東和楊開慧組建了家庭,相繼生育3個兒子。1947年，在給長子毛岸英的信中，毛澤東寫道：「一個人無論學什麼或者做什麼，只要有熱情，有恒心，不要那種無著落的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個人主義虛榮心，總是會有進步的。」還特意在這段話下劃了橫線。

1920年10月，16歲的四川少年鄧希賢抵達法國，在勤工儉學中接觸到《共產黨宣言》。7年後他改名鄧小平。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時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也就是在視察南方的過程中，他提及家庭的意義：「家庭是個好東西。」「家庭是社會的一個單元，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

這些共產黨人的家庭史，就是一部選擇信仰，並且言傳身教，傳承信仰的歷史。

（二）

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67年了。

從革命烽煙到治國理政，這是一張亮眼的答卷：成為第二大經濟體，GDP占全球比重15.5%，進出口貿易總額躍居世界第一。

走出這些宏大資料，去傾聽一個個具體而微的家庭心聲，還會聽到哪些關切？公平正義，階層流動，獲得感與安全感    這些關切，無一不與執政黨的黨風密切相關。

當中國共產黨走到今天，如何建設好這個黨？如何走向治國理政的下一段征程？答案也就在這些關切裡。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共產黨人的家風，關乎執政黨的黨風，關乎億萬國民的獲得感和安全感。2016年1月1日，就在中國共產黨走進第九十五個年頭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開始實施，明確提出黨員領導幹部4條廉潔自律規範，其中一條就是「廉潔齊家」。將「齊家」列入黨內規章，這是黨史上的第一次。

11天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每一位領導幹部都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時，嚴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我在這裡跟大家語重心長囑咐，要操這點心，家裡那點事有時不經意可能就溜過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漸，不要護犢子。」

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價在他主編的《習近平時代》一書中提出，習家的家風正是一個典範，習近平「繼承了父親實事求是、節儉誠樸的品格，並直截了當地呈現在施政方略的每一個細節之中。比如……他簡化了高層領導出行警車開道、中斷交通的安保環節，並且放棄小轎車，集中乘坐麵包車，而他的父親以中央書記處書記之職去地方調研時，曾嚴肅制止了當地警車鳴笛開道的做法。」

倘若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書寫一部新的歷史，一部好家風代代相傳、進而形成制度和硬約束力的歷史，那麼，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則其功德，當不在禹下」。（許陳靜／文）

兩年多前的2013年10月18日，在紀念習仲勳誕辰100周年之際，習仲勳夫人齊心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仲勳》，回憶了丈夫的成長經歷以及兩人幾十年相依相伴的往事。當時，齊心也已經九十高齡，她在文章中寫道：「仲勳出生在陝西富平一個農民家庭……仲勳的父親於1928年40歲時病故，母親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僅35歲。苦難的家史對仲勳一生產生極大影響。」苦難中生長出的信仰與本色，苦難中激勵的奮鬥與改革，苦難中養成的勤儉與謹慎，伴隨了這位革命家的一生，進而形成一個家庭的自覺與傳承。

執著的信仰:「如果戰爭持續十年，我寧可十年不見你」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勳出生時，習家已經從河南遷到陝西務農30多年。父親習宗德和母親柴氏都是本分的農民，整日為了生計奔波，勤儉持家。夫婦二人育有7個子女，習仲勳是老大。在教育子女的問題上，習宗德認准一個「嚴」字。習仲勳剛剛五六歲時，父親就帶他下地做些簡單的農活。廣博的黃土高原有著踏實的存在感,習仲勳身上深深浸潤著西北大地的厚實和不屈。這種精神延伸到他革命工作的每一個時期，在很多重要時刻體現出來，哪怕幾經波折坎坷，直到生命的最後他仍然堅守自己的信仰。

習仲勳的少年時代拾逢歷史大變革時期。當時，中國處在一片混亂之中，共和與復辟勢力鬥爭激烈，軍閥割據一方、混戰不止。迫於生活壓力，習宗德常奔走在富平和臨縣之間謀生，回到家中會給孩子們講路上的見聞：那些衣食艱難，那些動盪不安……1926年春天，習仲勳人讀富平縣立誠公學高小部，于右任、胡景翼等進步人士的事蹟給他以啟迪。在這所學校，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不滿13歲就加人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習仲勳進人陝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在好友也是學校黨的負責人宋文梅等人的幫助下，他積極投身學生運動。那年，他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捕人獄。一心希望兒子本分做人的習宗德，聽到消息後病倒了。習仲勳出獄回家後，本來擔心父親責怪。但是他說了被捕的原因和自己的信念後，父親沒有責怪他，還表示了理解和贊同。沒過多久，習宗德因病情惡化去世。也就是在1928年，15歲的習仲勳轉為中國共產黨員，開始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奮鬥，從此這份信仰終生未變。

1930年，習仲勳打人長武縣的國民黨駐軍內部，從事兵運工作，兩年後組織發動「兩當兵變」。兵變失敗後，他與劉志丹、謝子長等人一同創建了陝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然而，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和陝甘晉省委執行「左」傾教條主義，在根據地內部錯誤地發動「肅反」。1935年，習仲勳和劉志丹等一大批領導幹部被關押。危急之中，毛澤東恰好到達西北，習仲勳等人才得到平反釋放，全國「碩果僅存」的根據地保住了。習仲勳說，如果毛澤東晚到4天，他們就要被處死了，是「中央挽救了陝北」。20多年後的1962年明，習仲勳因為「《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到誣陷,被審查、迫害長達16年。但是，他沒有抱怨，1978年恢復工作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上黨費。

此後，習仲勳主政廣東，又先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等職。在複雜的環境裡，執著就是堅守。直到生命的最後，他依然堅守著共產主義信仰。齊心在《憶仲勳》中寫道:「仲勳離開我們已11年了……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樣，關心著黨和國家的大事，關心著我的冷暖，關心著兒女們為黨為國盡忠、為人民服務的情況。」

齊心比習仲勳小10歲，出生在河北省高陽縣一個愛國高級知識份子家庭，父親畢業於蔡元培兼任院長的北京大學文學院法律系。201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齊心在《百年潮》雜誌發表了《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憶我在太行抗日前線抗大的戰鬥生活》一文，回憶了自己選擇共產主義信仰的過程。1937年，她和姐姐齊韞（齊雲）寄住在北平姑媽家。七七事變前夕，她考人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看榜時聽到了城外的炮聲。北平淪陷之日，她在姑媽家門口目睹了日軍耀武揚威進城的一幕。偌大的中國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齊心隨18歲的齊韞——一名中共發展物件——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疏散，輾轉天津、煙臺、青島、濟南、開封等地，最後時任山西長治縣縣長的父親才將她們接回家。姐姐很快穿上軍裝跟父親辭行，參加遊擊隊去了。一路上的見聞和姐姐的影響，讓齊心決定參加革命。她曾偷偷溜出家門，但是因為年紀小，病又剛好，沒有成功。一家人逃難到西安後，父親把她託付給世交好友、決死隊縱隊長陳光斗的夫人，讓陳夫人帶她去山西。在陳光斗的幫助下，齊心終於奔赴晉東南抗日前線，找到了姐姐。1939年3月，在姐姐的介紹下，15歲的齊心進人山西屯留的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女生隊學習，成了八路軍戰士。同年8月，+她因為在反「掃蕩」中表現出色，沒到入黨年齡便被特批加人中國共產黨。1940年冬天，齊心像許多進步青年一樣，去了延安，隨後進人中央黨校學習。

1943年，齊心到綏德師範做學生工作，認識了正在當地工作的習仲勳。第二年，志相投、情相近的兩人結為夫婦。剛結婚，習仲勳就對齊心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願意陷在小圈子裡，今後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顧不了你。」齊心日後回憶說：「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艱難的歲月裡，作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過多關照。」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進攻陝北，齊心因為承擔了臨時任務，從綏德回到西北局機關。有一次野戰軍正在安塞縣開祝捷大會，組織上考慮到齊心和習仲勳很久沒見面了，讓她隨慰問團去參加大會。一心想著戰局的習仲勳看到齊心先是驚訝，隨後很生氣,當著眾人的面就說：「這麼艱苦，你來千什麼？」隨後他又說道：「如果戰爭持續十年，我寧可十年不見你。」齊心回憶說，當時自己沒有覺得委屈，反而暗暗為習仲勳「偉丈夫的氣概自豪」。

在「文革」的日子裡，齊心的信仰同樣未曾動搖。1970年「整黨」時，造反派以齊心是「黑幫家屬」「不能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為由，要求她退黨。齊心不為所動，仍然堅持每月按時交納黨費，最後此事不了了之。齊心回憶：「這段時間，對我和孩子們來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慶幸的是，我們全家人都經受住了這樣的考驗。」

作為革命伴侶，習仲勳和齊心攜手走過了半個多世紀。不管是在「文革」中備受磨難，還是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或是在建設市場經濟的大潮裡，夫婦二人對中國共產黨事業的信仰沒有變過，這份信仰一直支撐著他們的家庭。

真實的本色：「我是農民的兒子」

習仲勳說過：「我這個人沒什麼特殊能力，是個很普通的人。我出身農民家庭，是農民的兒子，辛勤耕耘才有收穫，才能生存。」習仲勒族弟習仲滾回憶說，哥哥跟自己談話時不止一次說起過自己對農村的感情。到了上世紀80年代，習近平在和彭麗媛談婚論嫁時，還會提到「我父親也是農民的兒子」。

習仲勳對農村的感情源自他的家庭出身。年少時，父親習宗德常對他說：「長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經商。當官的欺壓老百姓，一些商人難免唯利是圖，多重錢財。如果有了學問，就做一名教書先生，用自己的本事傳書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種莊稼，做個本分的農民。」1944年，綏德地區召開司法會議，身為綏德地委書記的習仲勳在會上發表《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確方向》的講話，強調司法工作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不當『官』和『老爺』……走出『衙門』，深人鄉村。」

習仲勳和齊心的婚禮就在陝北農村最常見的一口窯洞裡舉行。成婚幾個月後，齊心從綏德師範畢業，就去了農村基層工作。1945年，習仲勳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繼而調任中組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等職,而齊心一點「好處」也沒沾上，一直在農村工作到解放。5年間，兩人相隔幾百里，過著聚少離多的生活。習仲勳要她安心在基層工作，齊心理解丈夫，從來沒有要求組織上的照顧。但是她又深愛丈夫，兩人便常常寫信。即使在夫妻倆的信中，習仲勳除了訴說思念之情，也不忘鼓勵齊心:「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習仲勳還以自己開闢根據地時曾到一家一戶做工作的親身經歷指導齊心。一個戰友看了這封信，笑著和齊心說：「這哪里是普通家信？完全是革命的兩地書啊！」在習仲勳的鼓勵下，齊心常以一個鄉或村為重點進行調研，還兼任《群眾日報》的特約通訊員,報導農村基層情況。齊心後來回憶說，那個階段他們雖然多是兩地分居，感情卻日益加深。

解放後，習仲勵到北京工作，很快拾起了「老本行」,在四合院的空地上種起菜來。他掏糞施肥，挑水澆地，雖然有時累得腰酸背痛，卻樂此不疲。對土地的熱愛曰後成了習仲勵身處逆境時最踏實的心頭寄託。在因「《劉志丹》小說問題」被隔離審查期間，習仲勳被安排中央黨校學習。他除了閱讀馬列主義著作，還在後院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收穫多半交公。他還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到農村去。毛澤東讓時任中組部部長的安子文回復他，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吧。習仲勳因此被安排到洛陽礦山機械廠。1979年，習仲勳在撰文紀念周恩來逝世三周年時談及當時的心態：「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然而，在洛陽礦山機械廠，習仲勳還是被紅衛兵「揪出」批鬥。讓習仲勳頗感欣慰的是，當自己被押到富平老家批鬥時，那裡的鄉親說，我們不是來批鬥習仲勳的，多年不見，想來看看他。富平鄉親還記得，要不是這個老鄉在困難時期對富平的關心照顧，恐怕大家早就餓死了。

「文革」結束後，習仲勳復出，前往中國「南大門」廣東工作。十年動亂給廣東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農業瀕臨崩潰。習仲勵到廣東後，翻山越嶺，到田間、豬場、工廠，挨家挨戶，廣泛調研。1978年7月上旬，他到廣東後首次外出考察，選擇的就是寶安縣，先後視察了沙頭角、羅芳、羅湖、蛇口等地，足跡幾乎遍及後來的深圳特區。第二年，廣東成立省農業委員會，習仲勳兼任農業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親自抓起農業工作。這樣與農業「親密接觸」的例子很多。1984年11月，已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的習仲勳邀請正在北京參加農村專業戶座談會的4位陝西農民到家裡做客，詳細詢問了他們的經營狀況，還用自家院裡種的梨招待了客人。

習仲勳對土地的情感和重視農業的工作方法深深影響著子女。習近平就曾在陝西延川縣梁家河村做了7年知青，還當上了黨支部書記，帶領村民建起了陝西省第一口沼氣池。他的博士畢業論文題目是《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直面農村問題，探索農村發展路徑。

群眾的路線:「土比洋好」

岀身農家，紮根黃土地的習仲勳和群眾有著天然的聯繫。這促使他在工作中從人民的角度出發，以最大的包容心努力工作。

1978年明，時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的習仲勳收到一封批評信，是在廣東惠州地區檢察分院工作的麥子燦寫的，充滿了火藥味：「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見過面，只聽過你講話的傳達，只見過你的指示發表在報紙上。但從上述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你是一個愛聽彙報，愛聽漂亮話，喜歡誇誇其談的人。」信中還擺出了證據——習仲勳對惠州的水利整治工程效果評價過高，不符合實際情況。麥子燦還批評習仲勳處理群眾來信來訪不及時，搞「假把式」：「我看你講的重視群眾來信來訪也是漂亮話，是句空話！因為你只講，沒檢查督促。」這封信言辭激烈，但習仲勳認真對待，親自回信說，「這是中肯的意見」。他還把麥子燦的信和自己的回信發給各地委、縣委，要求各級幹部「必須充分走群眾路線，傾聽群眾的呼聲」。

1985年，習仲勳已經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那年11月，他到江西考察，一路到了井岡山、寧岡、遂川、贛州、興國等地。考察路上，他對警衛人員說：「請你告訴前面警車上的同志，他們後面的車上坐的不是老爺，不要動輒八面威風。我們是來給老區百姓辦事的，不能給群眾添麻煩!」當時，興國縣的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沒有擺脫落後面貌，根據1981年到1983年的統計調查，人均年純收入不到120元。興國的水土流失尤其嚴重，人民日報曾報導興國出現了黃土高原現象，如果不抓緊治理，興國就要「亡國」，臨縣寧都就要「遷都」。習仲勳聽當地幹部彙報了興國的情況後說:「你們如實彙報情況，很好。在出發前，我已經講過,這次下來，希望能夠真實地瞭解老區的現狀，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蓋矛盾，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有喜報喜，有憂報憂。只有這樣，才能弄清老區貧困落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我們在工作中還存在哪些問題？情況明，決心大，辦法也就多，步子才會快。」

受習仲勳的影響，齊心也一直保持著真實的本色，從沒給他添過麻煩，從沒搞過特殊化。上世紀50年代末，國務院機關週末會辦一些活動。在一次晚會上，有人看到齊心衣著簡樸，便在背後議論：「習副總理的夫人怎麼穿著那麼土啊！」回家後，齊心將這件事告訴了習仲勳，不料他哈哈一笑：「土比洋好！」

正是秉承著這樣的家庭本色，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後指出「群眾路線是永菜黨的青春活力和戰鬥力的重要傳家寶，必須做到教育和實踐兩手抓」。

務實的改革:「盡最大努力縮小差距」

「文革」結束後，習仲勳調往廣東，工作任務非常艱巨。他在深人群眾、瞭解事實的基礎上，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以後才肯休息。齊心說，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時光奪回來，儘量為黨和人民多做些實事。

「逃港潮」是習仲勳當時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1978年，習仲勳到逃港問題嚴重的寶安縣考察。據當時陪同考察的南方日報社副總編輯張漢青回憶：「7、明份正是收割的時候，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裡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裡只有一些老人、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沒有人收割。習老看了心裡很不好受。」在緊鄰香港的沙頭角「中英街」，習仲勳看到街中間的幾塊石頭把街道一分為二，一邊是廣東，一邊是香港，兩邊對比非常鮮明：香港那邊車水馬龍，一派繁華熱鬧；屬於廣東寶安的這邊雜草叢生，蕭條冷清。老百姓去那邊買東西，不少人跑過去就不回來。習仲勳和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等人談了很久：「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破破爛爛……一定要下決心改變這個面貌，要在全黨統一認識，要盡我們最大努力，逐步縮小和香港的差距。」

習仲勳深知，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從根本上穩住人心，刹住這股偷渡外逃之風。一回廣州，他就派省計委副主任張勳甫帶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等地調研，並整理出一份工作報告。報告提出，要在3到5年內把寶安、珠海建成具有相當水準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和新興邊防城市。1978年10月，習仲勳找到張勳甫、吳建民兩人談話，說準備將寶安、珠海兩縣改為省轄市，省委正準備籌建兩市的領導班子，建議兩人擔任市委書記。1979年1月，廣東省委正式決定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成立兩市市委，分別由張勳甫、吳建民任市委書記。第二年，中央正式批准廣東實施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創辦出口特區（後更名為經濟特區）。廣東改革開放的大幕就此拉開。

改革先行者的氣魄和擔當，影響著家庭中的每一分子，當然也包括習近平。習仲勳從廣東調回中央後，前往河北正定工作的習近平也開始了自己對改革開放之路的探索。他看到南方一些地方正推行農業「大包乾」，河北省遲遲沒有啟動，就和同事商量要在正定先行一步，找個公社搞試點，然後全縣推廣。在里雙店試點取得成功後，正定全面推廣「大包乾」，在河北省內開了先河。當聽說《紅樓夢》劇組準備投資80萬元搭建榮國府臨時場景時，習近平抓住機會，籌錢興建了榮國府，為正定旅遊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對於習近平在正定改革開放的實踐，他的已故好友賈大山曾詼諧地說：「他是不穿西裝的改革者，銳意進取而鋒芒畢露。讓人們接受歷史性變革的同時，還能優哉遊哉地喝上一盤。」

2012年12月，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的第一次離京視察就前往廣東。34年前，習仲勳站在那裡，有感於大陸和香港的差距，推動了改革開放大幕拉開；34年後，習近平站在同一片土地上說：「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勤儉的持家:「染染一樣穿」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唐代詩人李商隱對勤儉發出了這樣的感歎。習仲勳的勤儉本色深深植人了與家人相處上的每個細節。

1952年，習仲勳調到北京工作，任中宣部部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黨委書記。齊心帶著年幼的女兒齊橋橋和習安安也從西安來到北京。雖說一家人是團聚了，卻還是不能常在一起。齊心先是到馬列學院學習，後來留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遠，她照料孩子不方便，只能把3歲多的齊橋橋送到幼稚園，每週接回一次，小女兒習安安則基本是靠吃奶粉長大的。1953年和1956年,他們的兒子習近平和習遠平相繼出生。兩個男孩都是10個月斷奶後就送回城裡，由習仲勳照顧。那時候家裡沒有請保姆，已經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得利用業餘時間帶4個孩子，給他們洗澡、洗衣服。

習仲勳言傳身教，著意培養孩子們簡樸的生活習慣。飯桌上，「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是習仲勵的口頭禪。即便是掉在飯桌上的米粒，也要求孩子們撿起來吃掉，一點都不能浪費。每次吃到最後，還要掰一塊饅頭把碗碟上的菜汁擦乾淨。房間裡只要沒人，必須隨手關燈,因此家中廳堂的燈晚上很少打開。

據習近平回憶，當時父親的工資是一個月400元，不過家人的生活只是勉強「衣食無憂」，遠算不上優渥:「雖說父親的職務級別工資很高，但要養全家九口人，還要不時接濟老家的親友，在經濟上經常捉襟見肘，可謂『大有大的難處』。」因此，習家姐妹兄弟幾個的衣服和鞋襪都是接力式地穿，大的穿舊了，再讓小的穿。據齊心回憶,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們穿過的衣服和花布鞋。有時候兩個男孩挺苦惱，習近平就曾經因為被同學笑話而不願意穿姐姐的鞋子。習仲勳哄著他說：「染染穿一樣。」遇上逢年過節，兄弟姐妹也會去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一些晚會，有人問誰家的孩子穿得這麼破爛，「知道的人就會說這是習家的孩子」。穿習慣了舊衣服，他們穿著新衣服反倒覺得不自在，以至於習仲勳後來還要給齊橋橋做工作說：「你是女孩子，還是要穿得好一點。」

節假日公務不忙時，習仲勳也會帶著孩子到商店轉轉。孩子們看到櫃檯裡的玩具就嚷嚷著要買，但習仲勳從來不帶錢，孩子們不高興，他就耐心地講道理，不讓別人代買或者贈送。不過，買書時習仲勳就大方很多,帶著孩子們去書店，讓他們自己挑。對此，齊橋橋回憶說:「儘管我們姐妹兄弟小時候沒有華麗的衣著，甚至比平常人還要簡樸，但我們的學習都很好,內心是充實的，精神是健康的。即使在最艱難、被人歧視的日子裡，我們仍然是樂觀的，而且活得很有尊嚴。」

隨著歲月的推移，習家的孩子們陸續都到了上學的年紀。習仲勳讓兄弟姐妹幾個都在北京市郊的八一小學寄宿讀書，每週回家一次。習仲勳從來沒用自己的車接過孩子，他們都是坐公共汽車往返。孩子們除了伙食費和車票錢，幾乎沒有零花錢。有時候，他們嘴博花錢買冰棍，錢不夠坐全程的車了，就只好走一兩站路，累得走不動了，姐姐就拉著弟弟妹妹的手，堅持走到下一站。孩子們想看電影時，就跟習仲勳的秘書張志功要錢，雖然只是幾毛錢、幾分錢，張志功還是要記賬，月底把賬本送給習仲勳。有時候，孩子們怕習仲勳發現這些「小秘密」，只能跟齊心「坦白交代」，要點錢來把賬補上。

習仲勳的勤儉節約影響了兒女一生。多年後，習近平說道：「爸爸平生一貫崇尚節儉，有時近乎苛刻。」在成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後，習近平非常強調節約，反對浪費。2012年12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起了改進工作作風：「擺得花團錦簇的，也是要花很多錢的。如果咱們不擺，層層不擺，一年可以省很多錢。」2013年1月27日，習近平在新華社《線民呼籲遏制餐飲環節「舌尖上的浪費」》材料上批示：「聯想到我國還有為數眾多的困難群眾，各種浪費現象的嚴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費之風務必狠刹!要加大宣傳引導力度，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檢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從與戰士同吃自助餐到看望河北阜平縣困難群眾時「四菜一湯」的菜譜，從農村的大鍋飯到慶豐包子鋪的包子，我們看到了勤檢節約的美德在習家兩代人之間的傳承。

嚴於治家：「夾著尾巴做人」

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在《我的童年與領袖父親》一書出版後，接受採訪時回憶過父親對子女的嚴格要求：「父親從來不主張我們都攏在他身邊，更不允許我們以他的名義、權力去尋路子、謀私利，而要我們夾著尾巴做人。」同樣的話，習仲勳也對家人說過。「夾著尾巴做人』就是低調做人、踏實做事。

一直以來，齊心都把習仲勳「工作好，學習好，一切事情處理好」的囑咐記在心上。上世紀50年代，齊心在頤和園附近的中央黨校工作，家卻在東城區，她只能每週六下班後坐公車回一次家，到家時經常已是晚上八九點鐘，星期日的晚上還要趕回單位，準備第二天上班。由於時間緊張，她不能和習仲勳一起參加週末的文娛活動，常常是習仲勳自己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恩來很關心習仲勳的生活，每當見到他自己帶著孩子參加活動時，總會問一句：「怎麼見不到齊心同志呢？」後來，在一次節日晚會上』周恩來終於逮到了齊心，高興地說：「這麼年輕，哪里像35歲，四個孩子的媽媽啊！」周恩來決定，以後讓齊心和習仲勳一起參加外事活動。不過齊心只是按照國際禮節，陪著習仲勳參加過在北京接待蒙古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夫婦，在廣東接待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夫婦的活動。齊心從未跨出過國門，就連習仲勳在珠海、深圳等地長期休養時，齊心都沒有到緊鄰的香港、澳門去看一看那裡的繁華。

對於子女，習仲勳一再要求他們不能搞特殊化。齊橋橋小學畢業升初中時，報考了北京101中學和河北北京中學。她很想上101中學，但是成績比學校的錄取分數線低了0.5分。習仲勳故意試探地問：「要不要我去打個招呼？」齊橋橋雖然年紀小，但早就知道父親不會這樣做，因此明確地回答道「考上哪兒就去哪兒」，然後就去河北北京中學讀書了。那時，習仲勳是國務院副總理，名字常在報紙上出現，加上習姓又不多見，他擔心老師和同學會聯想到橋橋就是自己的女兒，因此特殊照顧她，就讓女兒改隨母姓。齊橋橋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習仲勳的另一個女兒習乾平在「文革」之前畢業於外交學院，學的是法語專業，被分配到《國際商報》工作。1983年，王光英籌建光大公司，有心調她去工作。習仲勳聽說後，謝絕了王光英的好意：「還是不要調她去好。你這個光大公司名氣太大，眾目睽睽，別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後來，他把此事告訴了女兒，習乾平委屈地說：「我是學外語的，到光大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為祖國的改革開放做點事情，有什麼不好？」習仲勳嚴肅地說：「人只要有才能，在哪裡都可以發揮作用，就怕你沒有本事。你是習仲勳的女兒，就要夾著尾巴做人。」習乾平就留在《國際商報》工作，後來因為工作出了幾次國。當時出國不容易，還有機會低價購買進口電器。習仲勳得知女兒多次出國後，要她說清楚出去的理由。有一次吃飯時，習仲勳又提起這事，習乾平頂撞說出國是工作需要。習仲勳把筷子一摔說道，哪有那麼多工作需要？不要什麼都加上工作的名義！直到女兒表示今後不再隨便出國，踏踏實實工作後，他才算消了氣。

改革開放以後，有些幹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響經商，甚至有人違法亂紀，社會上議論四起。習仲勳對此很是憂慮，他一直認為，只有家風端正，好的黨風才能樹立起來。有一次，齊心當著兒女的面說：「家中的小事不能影響工作。」習仲勳聽到後卻嚴厲地說：「大事也不能影響工作！」

每過一段時間，習仲勳和齊心對子女都會提出新的要求，而且要求越來越高。習近平擔任福建省長時，齊心寫信叮囑說「高處不勝寒」，要他更加從嚴律己。2001年春節，習近平工作繁忙，不能回家跟父母一起過年,齊心在電話裡對他說：「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對爸爸媽媽最大的孝心，這就是對家庭負責，也是對你自己負責，這都是一致的……兒子，我的千言萬語，就是希望你把你的重擔挑好，千萬不可大意，千萬不能犯錯誤。你的責任比誰都大，但也不要有負擔，你把身體搞好,安全第一，健康為重。沒有後顧之憂，全身投人，把工作做好。」

如今，習仲勳去世已經14年了。他在最後的日子裡對子女說的話，廣為流傳：「我沒給你們留下什麼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

2001年10月15日，習仲勳88歲米壽，習家三代人及親朋好友歡聚一堂為他祝壽。這是大家庭難得的一次團聚，惟獨缺席的是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當天晚上，他參加了福建省委組織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學習討論會。

習近平抱愧給父親寫了一封拜壽信，信中深情地說道：「自我呱呱落地以來，已隨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對父母的認知也和對父母的感情一樣，久而彌深。」他希望自己能繼承和汲取父親的五點寶貴品質。

一是學父親做人，「您為人坦誠、忠厚……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和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並一以貫之」；二是學父親做事，「父親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更令我們感動的，是父親從不居功，從不張揚，對自己的輝煌業績視如煙雲。這才是成大事者的風範，永遠值得我輩學習和效仿」；三是學父親對信仰的執著追求，「無論是白色恐怖的年代，還是極左路線時期，無論是受人誣陷，還是身處逆境，您的心中始終有一盞明亮的燈，永遠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四是學父親的赤子情懷，「您熱愛中國人民，熱愛革命戰友，熱愛家鄉父老，熱愛您的父母、妻子、兒女……這也激勵著我將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到為人民群眾服務的事業中，報效養育我的錦繡中華和父老鄉親」；五是學父親的儉樸生活，「父親的節儉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也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從小就是在父親的這種教育下，養成勤儉持家習慣的。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

那天，齊橋橋向大家宣讀這封信時忍不住熱淚盈眶，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齊心後來回憶說：「仲勳聽完來信，非常理解兒子，向家人、子女和親朋們說：『還是以工作為重，以國家大事為重』，『為人民服務，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他以自己的身體力行，教誨兒女們如何做一個純粹的、有益於人民的人。」

(余亦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