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掌控不了的「文革」時間表

「文化大革命」竟然綿延十年之久,確非毛澤東始料所及。運動之初,他曾設想以較短的時間,結束「文革」;後來,又提出3年結束「文革」。然動盪不定的局勢愈演愈烈,「天下大亂」終究沒能達到「天下大治」。這場歷史性的浩劫,在他生前一直沒有划上完整的句號,以致成為他輝煌一生的「扼腕之嘆」。

「這個運動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是這樣安排的,考慮到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召開,而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有許多工作要準備,所以「文化大革命」進行到「明年的一個適當的時候」,就可以告一段落,以順理成章地召開黨的代表大會。

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心中早已有了譜。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鍊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他發動群眾的最直接的辦法,便是支持剛剛興起的紅衛兵運動。8月18日,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青年學生,集結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大會,他興高采烈地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代表,並且佩戴「紅衛兵」袖章。望著浩浩蕩蕩的群眾遊行隊伍,他高興地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上街頭,聲勢浩大地開展所謂「破四舊」活動,整個社會形勢混亂不堪,黨內外很多人對此很不理解。可他卻堅持認為,這正是他所設想的群眾性的大風暴,放任這種風暴的發展,有利於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國。為此,他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

這樣,紅衛兵運動如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拾。他們停課鬧「革命」,進行全國性的大串連,衝進黨政機關,揪斗各地黨政負責人。一些黨政負責人被迫迴避,甚至隱藏起來。毛澤東知道後很不滿意,認為領導幹部不能正確地面對群眾,哪有馬克思主義者害怕群眾的道理?他說:「我們開了全會,還有很多人沒有轉過來,他們就是不執行。有些人當群眾圍攻他們時躲起來,這是臨陣退卻。」正因為如此,他覺得「文化大革命」不能草草收場。8月28日,他親口對《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說:「『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

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為了保證黨不變修,國不變色。為此,他寧可犧牲一切,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於是,偌大的中國就像一鍋燒滾了的粥,沸反盈天,至矣盡矣。

黨內很多高級幹部怎麼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為什麼非得要亂了自己的陣腳。他們出於對毛澤東崇拜的慣性思維,不敢公開提出異議,只能採取較為婉轉、隱蔽的手法,抵制「文化大革命」。越是這樣,他越是認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已經是一個路線的問題。於是,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認識問題,他批評說:「這個『文化大革命』只有五個月,不能要求同志們現在就那麼理解。」他認為,儘管中央發了通知,報刊發了文章,還是沒有引起全黨的重視,可是,「大字報、紅衛兵一衝,你們不注意也不行。」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的意義在於,「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時間步驟時,他說:「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

1967年1月起,全國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國內形勢已經是波譎雲詭,每況愈下。他為穩定局勢,派解放軍到地方「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3月13日,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時說:「主席說,二、三、四月看出眉目來。昨天,見了主席,主席又說,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這樣,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來。」

他也開始著急了,也不希望動亂的局面再持續下去。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實行「三支兩軍」,正是他不得不採用的強制措施,以使運動納入他所預期的軌道。他預計,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頭緒。但是,動亂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局勢的發展便難以逆料,各地派性武鬥逐步升級,事態已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

事實是,「文化大革命」到了5月,非但看不到眉目,反而越來越亂。毛澤東在會見剛果(布)政府代表時,不無擔憂地說:「亂得很,紅衛兵到處鬧。」「不是我創造的,是群眾創造的。大字報、紅衛兵,都是他們創造的。炮轟這個,炮轟那個,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同時,他又說:「亂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日益惡化的國內形勢,此起彼伏的派性鬥爭,好像都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四個階段:從姚文元文章發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以算第一階段,主要是發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月風暴,這可以算第二階段,主要是扭轉方向階段。自一月風暴奪權到大聯合、三結合,這可以算第三階段。自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發表後,這可以算第四階段。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

按照這樣的籌劃,從戚本禹的文章發表時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決戰的關鍵階段」,把這樣的「主題」、「正題」做好了,「文化大革命」就會看出眉目。7月13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肖華、楊成武等開會,他說,發動群眾的階段已經過去,「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他在接見外國友人時,仍然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只需3年的時間。他說:「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所以不要著急。凡是爛透了的地方,就有辦法,我們有準備。凡是不疼不癢的,就難辦,只好讓它拖下去。」「經過四、五、六、七月,現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時間要放長一些,從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場革命,就不會輕鬆。」

他自己也正著手做著「掃尾工作」。9月,在南方視察的途中,他一再強調要正確地對待幹部,徹底地消除派性鬥爭,儘快地實現「革命大聯合」。他說:「運動的第一年已經過去了,第二年又過了三個月了,七、八、九,我看春節差不多了,可能有個眉目了。」據陪同視察的楊成武回憶:「在視察途中,毛澤東還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結束後,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他還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彭真、賀龍等人。」顯然,他已經把「解放一批幹部,大膽使用一批幹部」,列入「掃尾」工作的議事日程。

1968年9月7日,全國除台灣以外的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員會,即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宣稱,「全國山河一片紅」,「標誌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斗、批、改階段。」按照毛澤東的部署,「斗、批、改」的主要內容,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

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掃尾工作」。他在與外國友人交談時說:「直到今年上半年,學生是運動的先鋒,現在落後了。」換句話說,那種大轟大嗡、急風驟雨式的群眾鬥爭,已經不合時宜,也是他所不願看到的了,他所迫切期待的是,由「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而要順利地結束「文化大革命」,只有做好「掃尾工作」,搞好「鬥批改」。為此,他親自給幾個「鬥批改」的調查報告作「編者按」,以期將這些經驗向全國推廣。

直至晚年,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都持肯定的態度,在他看來,這是他的一份政治遺產。不過,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談到「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問題和錯誤時,他主動地承擔了責任。他說:「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

同時,他又強調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並解釋說:「究竟什麼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些。」按照他的計算,用3年時間,或者略微長些的時間,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進行到底了。

毛澤東沒想到駕馭不了了

在籌備中共九大時,毛澤東已經有意地進行「掃尾」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在送呈的報告中說:「解決不僅在實質上,而且也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問題,順帶也就解決了國家主席問題。」他在看完報告後,毫不猶豫地否定了「中央文革」的意見,並當即批示:「我認為,暫時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也正在此時,他對「中央文革」的態度開始轉變。「中央文革」在草擬的國慶標語口號中,有一條是「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他在審閱時立即刪去,並且批示:「不應用自己名義發出口號稱讚自己。」

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就要結束了,那麼,應運而生的「中央文革小組」也就完結自己的使命,應該淡出歷史的舞台。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都知道,凡是重大決策發文,總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而這次籌備「九大」,所有下發的文件,毛澤東一反常規,不讓再署「中央文革」。他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他還果斷提出撤銷「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碰頭會」。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強調,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顯然,這個勝利也有他所構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在審閱黨章修改草案時,他看到這樣的條文「設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中央文革』這樣的機構」,立即修改為「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幹的機構」,並且正式確定「九大」後取消「中央文革小組」。

這一切,他都是深思熟慮而作出的重大決定。1971年,林彪事件出現後,他委託周恩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領導「批林整風」,調整幹部政策、經濟政策,並且開始中美兩國的高級會談。這些都應該說,是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準備。1973年春,「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鄧小平,又被毛澤東從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這無疑也是一個信號,「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這年6月,馬里國家元首特拉奧雷訪華,問毛澤東:「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什麼時候結束?」毛澤東坦然相告:「還有一點尾巴!」

毛澤東不願意黨和國家總是生活在動亂之中,但他又不允許人們對「文化大革命」說三道四,甚至全面否定。他想以平和的方式結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他在武漢說:「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棍子打死就不好。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嘛,要給人家機會。」又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當有人說,批林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他聽後很不高興,批評道: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他感到,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時間太長了,不能再拖延了,所以,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1975年1月,由於周恩來日見沉重的病情,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務院的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開始全面整頓。整頓之初,毛澤東是採取支持的態度。他的前提是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後再通過整頓,恢復秩序和建設,以結束「文化大革命」。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紀登奎回憶:「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毛主席的意思,你(鄧小平,作者注)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拒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澤東生前終於沒有結束文化大革命,這是他晚年政治悲劇之所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我們國家和民族終於從十年浩劫中解放出來,中華民族復興的朝陽,又從東方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許翠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