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關注到一部很火熱的國產劇《小別離》，該劇深刻描繪了一幅中國式中產家庭的全景圖。三個不同收入的中產家庭橫向對比，帶了些許冰涼現實的味道，白描式的刻畫揭露了近乎殘酷的現實，觸痛著一眾正在打拼的80、90後。更將內地中產階層所面對的種種焦慮盡顯無遺，也由此在內地網路上掀起對中產階層的再度關注。

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年初在國新辦舉行的發佈會上表示，中國目前有一個中高收入的階層正在形成，有人說是9000萬人，有人說已經超過了1億人。這裡面可能有不同的計算標準，每個城市的消費水準不同，用一個統一標準來計算恐怕是有失偏頗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高收入階層正在形成。中國社科院在去年12月的《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發佈會上，對北上廣三個一線城市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北京的中間階層規模比例大約是55%，上海大約是51%，廣州大約是42.5%。其中北京的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最高，年收入為256016元，其次是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的年收入219770元，廣州的中等收入群體年收入最低，為170037元，工資性收入也呈現相似的狀況。總支出方面，北京最高，約為126012元，其次是上海，每年的支出約為115646元，而廣州最低，為95213元。

隨之而來，內地輿論也再度對中產階層予以關注。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工業社會來臨，如何應對中產階層崛起？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張翼在《江蘇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撰文分析，中國的中產化過程，會在「十三五」時期突出地表現出來，並強調中產化時代的來臨，也將伴隨社會的全方位變革以及社會新結構的生成。

其實，關於中產階層，本澳早些年也曾就有過廣泛關注。行政長官崔世安在《二零一一年度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特區政府亦關心中產階層所面對的問題，將積極展開對中產階層定義及社會流動情況的硏究」，在《二零一二年度施政報告》問答大會中，行政長官再次在立法會做出相似表示，強調「中產階層的定義同樣值得研究，當局參考過不同地區，各有不同，本澳社會現時討論的‘中產’定義以兩人家庭收入上限為主，有意見提出兩萬五至三萬元以下不等，政府對此亦抱支持態度」。其實對於「中產」的定義和研究，不僅是政府在重視和穩步推進，澳門整體社會近年來亦是十分關注。「中產階層到底包括哪些人？」「中產階層對澳門未來社會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應如何應對中產階層對社會的訴求？政府應如何制訂相關政策？」等議題不斷被討論。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亦曾公佈「澳門中產階層現狀探索報告」調查結果。報告指出，澳門在定義中產上應立足本地現實，首要考慮經濟因素，按照本澳收入中位數計算，以及家庭月收入二至十萬元所佔就業人口比例，平均計算結果，約有四成二就業人口列入中產。

中心在發佈調查結果時強調，縱觀當今世界，中產階層問題在各個國家和地區備受關注，儘管在中產階層是否是一個整體、如何劃分中產階層等許多問題上還存在著廣泛的爭論。西方一般除了考慮收入外，更要視乎其學歷水準。而由於澳門特殊的歷史和經濟社會狀況，澳門當代中產階層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社會的中產階層有著顯著差別。澳門中產階層的出現，恰恰是在相對缺乏發達的現代產業體系、博彩業一枝獨秀的產業結構中成長發育起來。因此，對澳門中產階層的分析不能套用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研究模式。所以此次的調查在劃分或辨識澳門當代中產階層的首要考慮應是經濟因素，其次是考慮職業和教育因素。而經濟標準上，研究訂定中產家庭月收入至少要達兩萬元，上限則為十萬元。家庭人均飲食月支出約一千五百元；未成年孩子教育人均月支出約三千元；需贍養老人的人均月支出為三千元。根據相關標準劃分後，研究認為澳門中產階層的職業較為廣泛，包括公務員、一般行業的管理人員、具有一定資歷的專業人士（醫生、律師、教師、會計師等）、博彩從業員（不含高級管理人員）、部分自由職業者；此外，還包括一部分中小企業主，然而學歷從博士、專家以至小學水準亦涵蓋其中。

其實，正如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所至，世界各地對中產階層並無明確定義和劃分標準，當然所得出的研究結果也會不盡相同。就連本澳亦是同樣。比如，澳門經濟學會上月初發表的《澳門中產階層研究》就在綜合多個國家地區的劃分標準，再結合澳門情況後，把澳門中產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廣義中產」（即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及兩倍之間），比例約48%。第二類是狹義中產（核心中產），以收入為標準，同時考慮教育程度（高中畢業或以上）、職業和擁有住屋標準，比例約為23.7%。不論是如何的研究和劃分方式，所產生的結果只是表現在中產階層占社會人口比例的不同上，絕對不能代表中產階層的缺失或者可以忽略其社會作用。

「中產階層」。或稱「中等階層」、「中間階層」、「中等收入階層」，雖然很難給予其一個明確的定義，但是從一般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簡單的「兩分法」只是將社會分為「上層」與「底層」、「富人」與「窮人」、「權貴」與「弱勢群體」、「精英」與「草根」兩大類肯定是不符合現實的。因為在兩分法所標籤的兩個階層中間必然存在一個過渡性的中間群體，這一般就是我們所說的中間階層。

要說澳門有沒有中間階層，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而且隨著現在澳門經濟的飛速發展，傳統的經濟格局和發展模式正在或已經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一元獨大、一家獨大的局面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即使是從產業角度而言博彩業雖然依舊是龍頭產業，但是在適度多元化的整體規劃下，新興產業已經出現蓬勃發展的苗頭，與之同時而來的就是，在新興產業中發展起來的企業主和個人開始逐漸湧現，無論是單純考慮收入還是連同學歷一起，這些人士應該算是中產階層。另一方面，傳統產業在新環境中獲得新的發展機會，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從而使得行業內業出現一批收入較高的中產階層。

中產階層具有重要社會作用

在細細分析中產階層的時候，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從世界各地劃「中產階級」的經驗可以看出，除收入高低和資產多少為標杆外，幾乎所有被界定為「中產」的人士都具有一個基本特徵：他們主要憑藉自己的努力和專業特長來獲取收入和贏得社會地位。就比如澳門的公務員、一般行業的管理人員、具有一定資歷的專業人士（醫生、律師、教師、會計師等）都在很多研究中被列為中產階層。有學者分析認為，在人類文明史上，「中產階級」呈現出由弱變強的趨勢。「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興起以前的傳統社會，主要表現為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社會」，即社會的一端是少數權貴，社會的另一端是勞苦大眾，居於其間的「中產階級」人數少、地位低、影響小。隨著「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的興起，「中產階級」隊伍逐步壯大，對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社會逐步演變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啞鈴型社會」由於存在上等階層與下等階層的鮮明對立，因而充滿著戰亂和社會動盪，而到了「橄欖型社會」後，由於相當一部分下等階層升為「中產階級」，且上等階層在整個社會中的比重變小，因而社會變得相對穩定了。這可以說是中產階層對社會發展的最主要作用。

另外，中產階層所處的地位和自身特點也決定了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有著關鍵作用，有助於構建公平公正的和諧社會環境。主要原因包括：一方面，只能依靠特權才能獲得社會資源的傳統社會風氣無法滿足中產階層專業進步和個人努力價值實現的要求，所以他們比基層人士更加希望推動社會變革，構建和完善起依靠個人努力和專業特長可以取得成功的公平競爭環境，也正因為如此，中產階層相對于基層人士更有積極性和主動性參與到社會事務和政治、法律事務中去，希望將自己的意願表達出來，促使社會接受。另一方面，中產階層因為已經能夠在社會中獲得一定的資源，所以對社會的不滿也僅僅是停留在某些制度和環節上，因此不會出現激烈的針對社會的暴力行為，這對於維護社會穩定有莫大的好處。

其實，不止於此，中產階層對社會的作用，更多的應該是體現在經濟上，無論是以其自身努力還是專業能力都能夠在市場經濟中創造出客觀的價值，而其收入又決定了其有較高的消費能力，這些都可以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培育壯大中產階級非常重要，非常緊迫。奧巴馬連任總統之後的第一次國情諮詢就以振興鞏固美國中產階級作為他演講國策的主題。無獨有偶，在十八大結束的常委記者見面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過：「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所描繪的未來的美好的藍圖，就是一幅興旺發達的中產階級的藍圖。中產階級很重要，因為他們是私人消費的引擎，具有較高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以及消費增長的潛力，是內需的重要來源與保障。未來住房、汽車、濫用消費品、教育、金融、醫療、文化和體育服務消費的增長點，主要來自於中產階級的成長壯大。

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人，幾乎都受過比較好的教育，有安全感，因此，其中往往湧現願意創業和冒風險的人，比爾•蓋茨就是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出身，他的父親是一個律師，住在西雅圖一個非常好的郊外，所以他從小就能夠去玩電腦，做軟體。巴菲特也是來自典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股票銷售員，曾經當過一屆國會議員，但主要是一個股票銷售員。馬克•紮克伯格的父親是一個醫生，母親是心理學家，也是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擁有一定的財產和一定的社會地位，因此追求公共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並不喜歡社會動盪，不願意從事暴力行為與激進的政策革命，但傾向支持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民主建設的改革。中產階級還是環境生態的保護者，由於收入、教育水準較高，重視生活的品質和健康，因此對於日益惡化的環境品質、日益惡化的空氣和水的污染，缺少容忍度，非常的敏感，他們會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行動，並對政府和商業的環境影響進行認真監督。

最重要的一點，中產階級是法制與自由的追求者和捍衛者。中產階級擁有財產，重視法制，對保證財產權利有較強烈的訴求，有獨立思考能力，具有公民意識，對於個人的權利與責任有較好的認知，注意維護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他們還有社會正義感，關注、同情窮人的境況，勇於負擔旨在保證窮人最基本生活安全的轉移支付，他們自然關注政府的透明性，關注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和品質，不能容忍浪費、腐敗和以權謀私，希望有一個廉潔、高效率的政府。

培育和支援中產階層

基於中產階層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以及經濟貢獻。所以在世界各地都對其給予高度關注，並著力培育中產階層，不斷加大對中產階層的培育和支援，以謀求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對澳門而言，要做好中產階層的培育和支援工作，首先應該做的是明確中產階層可由何處培育產生，其次是清楚中產階層面對那些困難，才能有策略有重點的在具體措施上予以幫助。

前面我們已經講到，澳門的中產階層可以從新興產業中更多湧現。所以加強對新興產業的扶助當成為重點之一，而且在扶持過程中應該將人才、尤其是人才的價值和作用更多的體現出來，讓人才同企業和行業一同成長，成為澳門新興的中產階層。同時對於傳統產業則著力於支持其進行轉型升級，配合社會的發展需要，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價值，讓業者更好分享經濟成果。當然，這是在中產階層要成長最直接依附的產業方面，在其他社會政策方面，則應根據中產階層面對的困難，通盤考慮整體社會需要有重點的做出部署，支援中產階層。正如《澳門中產階層研究》指出，澳門中產崛起的同時，也面臨著困境及挑戰。主要面臨五大挑戰，包括相對低收入階層承擔較多稅負、高通脹下購買力下降、房價高企、缺乏競爭力、向上流動困難。很明顯這些挑戰不僅僅設中產階層要面對，因此在支持中產階層的同時也應整體上考慮方方面面的影響，將重點放在民生領域及支持提高全體市民，包括中產階層競爭力上。

此外，促使中產階層的形成之餘，還需要通過發展教育提升中產階層素質，強化意識發揮中產階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