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經常有朋友讓我推薦靠譜的中國近代通史，思來想去，能作為候選的，也只有最知名的那幾本，即蔣廷黻、李劍農、陳恭祿、陳旭麓、徐中約、郭廷以等人的著作。這些書好是好，但缺點也是很明顯的。

首先，它們大多成書較早，如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問世於1942年；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出版於1974年；徐中約為《中國近代史》做過多次修訂，不斷完善內容，但他2005年辭世後，這本書也只能永遠停留在第6版了。顯然，這些久負盛名的作品，是無法呈現新史料和新觀點的。

其次，中國近代史長達百餘年，涉及太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並不是憑一人之力所能全部搞清的。潘佐夫的《毛澤東傳》好評如潮，但在楊奎松看來，依舊是缺乏新內容，且錯漏百出的。所以，學者們合編通史，變得極為常見。知名的如李新領銜、由大陸幾代學者合力編寫的《中華民國史》，以及不久前兩岸四地學者合著的《中華民國專題史》（大陸張憲文、臺灣張玉法主編），都是上乘之作，但前者多達36冊，後者也有18卷，不是普通讀者有能力購買和閱讀的。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新出版的《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恰好破解了以上兩個難題，讓讀者有了一部既新穎靠譜，又不那麼卷帙浩繁的近代通史看。這部書分晚清、民國兩卷，民國卷於6月率先問世，其主編王建朗和黃克武，職務同為近代史所所長，只是一個在大陸的社科院，一個在臺灣的「中研院」。黃克武在序言中說，「這本書是海峽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攜手合作的一個心血結晶，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讀者閱讀此書，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學界最新的關於中國近代變遷的重要觀點」，此話並非虛言。

有力闡釋民國政治邏輯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編撰團隊的數十位作者，無不是學界的一時之選。尤其難得的是，這些作者分配到手中的題目，又都是各自最為擅長的。

舉例來看，寫《北洋外交成敗》一章的唐啟華，著有《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寫《國民黨的派系與內爭》一章的金以林，是《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的作者；執筆《國民革命軍的制度與戰力》的張瑞德，以《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一書成名；負責撰寫《黨國體制肇建與商民運動之興衰》的馮筱才，則有一本《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更不用說，王竒生寫革命動員、黃道炫寫蘇區發展、汪朝光寫國民黨的敗亡，都是最恰如其分的人選。

這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共兩冊，上冊是政治沿革史，以15章篇幅記敍了由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政權鼎革的歷史，其中有兩章專論北洋政府，一章是唐啟華撰寫的外交，另一章是楊天宏的《北洋政治的「亂」與「治」》。近十幾年來，無論是學界還是民間，對北洋政府的看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有人贊之為中國最好的時代，因之既有政黨政治，又有言論自由。此種言說已經偏離客觀立場，而矯枉過正。

楊天宏撰寫的這一章持論公允，篇幅雖然不長，內容涵蓋卻很廣，從民初的制憲博弈、國會運作、政權更迭，直至聯省自治，脈絡完整。現在很多人指責，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使政黨政治毀於一旦。其實自袁世凱稱帝失敗、國會重開後，就再也沒有回復正軌。執政府建立時，如楊天宏所說，「段祺瑞具有集權傾向，向來不喜歡國會捆綁其手腳」；張作霖「看重的是實際政治權力，無國會故可隨心所欲」；孫中山此時也已不再維護舊法統，「對國會持極力否定的態度」。此後直至1927年北洋政府倒臺的三年，已經是無國會狀態了。

其間，為解散國會提供了口實的是曹錕賄選事件，然而賄選之說能否坐實，楊天宏是表示懷疑的。1923年，直系人主北京，曹錕將要競選總統時，國會議員已被長期欠薪，因此曹錕承諾給議員的5000元支票，其實有補發「歲費」的性質。議員汪建剛即說，他雖然接受了這5000元，「但並未附帶什麼條件，也沒有在選票上寫過曹錕的名字」。隨後，此舉被反曹錕勢力宣揚為「賄選」，影響至今。因此在楊天宏看來，曹錕只是有賄選的嫌疑而已。這是他最知名的新說之一。

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中，大部分章節留給了國民政府，由其訓政體制、黨內紛爭、中共崛起說起，及至戰時軍事、外交，結於全盤崩潰。臺灣學者劉維開撰寫的《訓政框架下的國民政府》從制度層面，詳盡介紹了國府的五院架構、黨政關係，展示了國民黨的「黨治」邏輯。其後一章，金以林則從人事人手，審視國民黨內的分合。他對黨內大佬省籍的觀察，尤為有趣。孫中山身邊的主要助手，如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等，無不是清一色的廣東同鄉，甚至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都要設粵語翻譯。然而，以黃埔軍校校長身份在黨內迅速崛起的蔣介石，卻是浙江人。於是，孫中山死後，國民黨的內部紛爭，很大程度上呈現出浙江人同廣東人爭權的圖景。直到北伐結束，大批非廣東人人黨，才逐步改變了國民黨的人員結構。

其後，有三章闡釋中共革命及國共關系，四章還原抗日，兩章探討國民政府敗亡的原因。汪朝光撰寫《國民黨統治的衰頹》一章時，將「行憲」引發的政治亂局，作為國民政府全面失敗的開始。蔣介石並非不知道，在戰爭期間，不應該分散精力去辦選舉，但他又無法承受繼續訓政、推遲行憲的內外壓力。行憲最終產生的惡果，甚至超過他的預料。

一方面「在大半年的時間裏，國民黨上下為選舉牽扯了大量精力」，並「加劇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派系之間的矛盾衝突」，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力急劇下降；另一方面，選舉過程中暴露出的舞弊等問題，又使行憲成為外界眼中的「民主政治秀」，未能收獲預期中的民意。政治亂局外，汪朝光還分析了國民政府在經濟、軍事上的潰敗。唯一的遺憾是，他未能結合國際局勢及美蘇在華因素，來看待國共兩黨的勝負。

全方位審視民國社會

這套《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的下冊，介紹的是民國期間的經濟、文化、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情況，大體上屬於社會史的範疇。讀者通過這後十五章內容，可以對民國有一個立體的印象，不再局限於蔣介石、宋美齡，或胡適、蔡元培這些大人物。

舉例來說，人們說起國民政府的功績，常常說起的都是實現統一或者領導抗日，其實，推行法幣，或許才是其統治時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因此供職於「國史館」的卓遵宏為本書撰寫了《從銀元到法幣：民國幣值演進》一章。中國古代通行的銅錢、銀兩，由於是實物貨幣，人們使用時必須要先辨明成色，再稱重，通過複雜的換算，才能獲知幣值。即使到了北洋政府時期，各省鑄造的銀元、銅元，依舊有著不同的輕重厚薄，加之市面上還有近百種民間銀行發行的紙幣，交易極為不便。

直至國民政府「廢兩改元」，推行法幣，才讓中國第一次有了統一的現代貨幣。此舉的重要性，如當時的美籍顧問楊格所說，「1935年幣制改革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它成功地穩定外匯率，並制止通貨緊縮，因而為經濟注入了新的力量，加強對未來的信心」。1937年，農產品價格回復到1931年的水準。不幸的是，由於日本侵華，國府被迫加大法幣發行量，勉力維持戰時開支，致使法幣成為後來通貨膨脹的元兇。

在下冊的各章裏，隨處都有新見。如於民國時期，梁漱溟、晏陽初等人發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向來多有讚譽。但鄭大華現，實驗區的農民非但沒有從中受益，反被增加了額外負擔，因為農民除了向政納稅，還需交納鄉建經費、參加民團和修築路。實驗區的民團實行義務徵兵制，從18歲—45歲都要接受訓練和執勤任務，沒工資，有的地方還要求自備武器、伙食。村建設運動的意義更多在於，知識份子開始「深人民間」。

然而，民國民間的真實生活同知識分的期待，還是有很大差異的。聽平在《現代與民國城市日常生活》一章中舉例，1913年蘇第一師範學校招生時，要求考生舉出自己拜的人物，結果在300多人中，有157個選孔子、61個選孟子、17個選孫文，此外，還有為數開的人選顏淵、王守仁、康有為、袁世凱等。意味著，「在清末民初看似新學興盛、革命有九但真正深入人心的還是既不新、更該上革命的孔孟二聖」。

過了十幾年，學者黃公度在1930年100名黃包車夫提問，其中問到他們對庫的理解，收集到的答案五花八門，包括男平權、誰也不准做皇帝、一統江山、人黨官、打倒外國人、打倒貪官、打倒日本等等。忻平評論說，一方面現代知識已經為社會底層所知，但「另一方面底層群體的知識來源和結構呈現多元化傾向，其中傳統與代的並存尤其明顯」。可見，隨著時間推移，普通人也開始對新時代有所了解。

總的來說，王建朗、黃克武主編的《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雖不是系統性的通史專著，但上下兩冊、三十章內容基本涵蓋了民國史所有重大議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讀這一部書，就相當於讀了幾十本最沿民國史專著的梗概，不啻於一條迅速了解民國史研究現狀的捷徑。最後要說的是，從此書來看，兩岸學者在對民國史的理解上，其實已經不存在什麼大的分歧，所差的只是將他們的觀點普及給大眾讀者了。

（楊津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