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否巧合，就在新青協會長羅奕龍在澳門社會各界座談會上向李克強總理反映澳門青年到內地讀書的好處，不僅專業有競爭力，也培養到對國家和民族的感情。雖然目前每年內地高校給予澳門很多保送名額，但到內地升學澳門學生的比例卻是逐年下降，現已不到五分之一，皆因對內地除了名牌大學外的其他學校、專業和生活環境不了解，希望國家考慮加大內地高校對澳門宣傳的力度，特別為中學負責升學輔導的老師提供更全面的資訊，同時調整保送名額在大學、專業上的配置，滿足澳生願望。並可圍繞澳門一些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專業，考慮在一些鄰近澳門的大學設「特別澳門班」，培養社會急需的人才。而李克強總理也對此意見和建議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之後，昨日中新網發表一則消息，謂北京師範大學官方微博昨日對「拖欠港澳臺生獎學金」事件作出回應，稱經核實，因學校相關系統升級，致使該校獎學金未及時發放，對此學校深表歉意。相關獎學金將于一周內發放完畢。由此可見，羅奕龍所提出的澳門學生到內地升讀大學的情況，發生了比過去「退步」的狀態，無論是內地高校系統對澳門的宣傳，及對澳門學生的管理，還是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和各家中學的管理人員對學生鼓勵到內地升讀大學的熱情，都比內地高校恢復對港澳地區招生初期消減。而偏偏就是在此期間，發生了內地高校的教學及學術品質都已趕上以至是超過台灣高校的重大變化。

因此，羅奕龍提出的問題，是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他提到現在澳門學生到內地升學的比例已下降到不到五分之一，那麼，流失了的學生是「流」到了何方呢？估計，由於近年來澳門經濟發展迅速，居民收入也節節上升，而且比以前更重視子女接受教育的品質，因而願意做出較大的「投資」送子女到歐美國家留學，實際上筆者的周遭朋友都有這種心態，並已經實施，其中已有不少學成返澳。但不可忽視的是，其中也有部分是「流」到了台灣，筆者昨日就提到了這種情況，而實際上台灣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台灣駐澳機構，近年都以澳門學生赴台就讀率的逐步上升，以至高於到內地升大的比例，而當作其重要業績。

本來，澳台兩地進行教育交流是好事，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一環。但也不得不注意，一方面，根據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九月二十一日公布的《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全球最佳大學排行榜報告》，中國大陸的高校的排名，已經普遍超過中國台灣高校的排名。中國內地有五十二家高校登上該榜，其中，北京大學位列第二十九位，清華大學排在第三十五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排在世界第一百五十三位，復旦大學排在第一百五十五位。而與之相比，雖然中國台灣有二十六所大學入列，但整體排名表現並不理想。其中與北京大學具有相同地位的台灣大學排名大跌到第一百九十五名，創新低紀錄；「清華大學」排名則在二百五十一至三百名之間。另一方面，近年台灣校園的學習風氣轉差，相反學生們都被「街頭政治所吸引，紛紛參加「太陽花學運」等之類的社會運動，或是被「小英青年軍」招聘，參加民進黨的實習性培訓。而且，當地學生的「天然獨」思維嚴重，當聽到大陸和澳門及海外學生表達與之不同的觀點時，就欺凌及侮辱他們，使得他們頗感壓抑。另外，當地學生的道德風氣也令人不敢苟同，如前日就有報導，台灣某家大學學生的學長在「迎新」活動中，居然以脫掉男女新生的內衣褲為樂！

這是一種極為「怪異」的不正常現象。澳門已經回歸祖國，直轄於中央政府之下，一直在經濟及生活領域受到中央無微不至的照顧，而且澳門也具有「半個解放區」的歷史傳統背景，按道理高中畢業生分赴海峽兩岸的升學率，應當是內地高於台灣，過去也曾經是如此；但事實卻相反，近年卻是台灣高於內地。如果從羅奕龍所說的到內地升大不僅專業有競爭力，也培養到對國家和民族的感情；而筆者所掌握到的情況，到台灣升大不僅是學業成績比前下降，而且容易受到民進黨「小英青年軍」的荼毒，及「天然獨」學生的欺凌，他們返澳後可能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實際上就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事實。這就形成了爭奪青年一代的政治暗鬥。因此，羅奕龍提出的建議，實質上是提出了必須以爭奪青年一代的戰略高度，真正落實貫徹習近平主席「四點希望」中，關於「繼續面向未來，加強青少年教育培養。澳門青少年是澳門的希望，也是國家的希望，關係到澳門和祖國的未來。要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就要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培養」的指示的問題。

回想幾十年來澳門青年分赴海峽兩岸升大的歷史過程，真是大時代的悲哀。在「文革」前，兩岸都有向港澳招生。而到台灣升大畢業後，除了留台就業，或到海外繼續深造之外，可以返回澳門定居工作，如今一批老一輩的社會中堅如區金蓉、梁金泉等，就是如此。而到內地就讀者，不能返回澳門定居工作，只能在內地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即使是馬萬祺的兒子馬有恆，也是如此。直還有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的創會者黃漢強等。直到「文革」後期，才獲批準返澳定居。

在「文革」期間，正是「亞洲四小龍」騰飛之時，但內地不但在經濟上「閉關自守」，據說唐山大地震時，有許多國家主動表示願意援助，但都以「自力更生」為由婉拒；在教育領域，所有學校「停課鬧革命」，澳門「紅底學校」的畢業生即使是願意學成後留在內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也「報國無門」。但他們因為意識形態不同而又不願意到台灣升大，只有家境較為寬裕者到歐美留學或香港深造，清貧畢業生就斷了升大之路，頗為苦悶。而在此時，台灣的大學教育也是起飛，教授都是留學歐美的博士，連戰在美國留學返台後，就在台大政治系任教。後來內地雖然恢復招生，也只是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澳門「紅底學校」畢業生仍是不得其門而入。到了恢復向港澳招生，教授多是「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教學水平高到哪裡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而老教授被關押或批鬥了十年，與外界斷絕，而致專業知識老化。這就是導致當時分別從兩岸畢業返澳者，在「公務員本地化」的浪潮中進入政府公職者，赴內地讀書者的競爭力及晉昇機會，普遍不如到台灣升大者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好了，現在內地高校已經有大批從歐美留學的博士任教，教學和學術品質都普遍比台灣的高校要高得多了， 反而是出席了前往台灣升學的比例高於到內地升大的「怪異」現象，甚至連「紅底學校」的畢業生也紛紛到台灣升大了。這不是咄咄怪事嗎？就算「既往不咎」，今後也不應該再繼續「怪事年年出」了。

因此，希望李克強總理在聽到羅奕龍反映的情況後，引起足夠的重視，指示中央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加以改善解決。而澳門特區政府和各家學校尤其是「紅底學校」，更應主動作為，積極引導畢業生報考內地大學，並創造良好條件，比如提供更多的資助等。為澳門「澳人治澳」培訓人才， 包括經濟等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也包括參政議政，直接參加治理澳門的政治和公共行政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