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很清楚這項工作有多麼艱難，所以我清楚她有多麼出色。事實上，我不認為還有任何其他人能夠如此勝任這個職位。」

6月9日晚間，兩鬢斑白的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公開表達了對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蕊•克林頓的背書。一個半小時前，他剛剛在白宮會見了已錯失提名可能的佛蒙特州國會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在確認這位老而彌堅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不會在7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攪局後，奧巴馬才小心翼翼地同意希拉蕊陣營將這段事先錄製好的背書視頻放在網上。

此前幾個月裏，在為接替自己而展開的這場惡戰中，奧巴馬一直在旁觀。現在，為了保住政治遺產，他準備大力支持希拉蕊。而隨著在任總統直接介入選戰，美國政治也徹底進入權力轉移的大選時間，留給奧巴馬的，只剩下最後半年的收官之旅。

過去八年來，關於這位美國首位非洲裔總統的傳記與紀實作品層出不窮，幾乎所有人都能對奧巴馬和希拉蕊的微妙關係說上幾句。在奧巴馬背書後不久，共和黨推定總統提名人唐納德•特朗普翻出其當年猛轟希拉蕊的競選廣告：「她強烈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讓南卡羅來納州喪失了數以千計的工作機會。最糟糕的是，她投票支持了小布希的伊拉克戰爭。希拉蕊•克林頓，她什麼都會說，但什麼都改變不了。是時候該翻開新的一頁了。」

諷刺的是，曾經「翻開新一頁」的奧巴馬，如今卻不得不努力說服美國民眾翻回到屬於希拉蕊的「那一頁」上。面對美國過去八年的改變與徘徊，奧巴馬或許會覺得時間太短、短到難以實現曾經承諾過的那些變革。但事實上，美國的確在改變，變好或變壞，也改變著奧巴馬那個無畏的希望。

一個人的抗爭：被府會分裂撕扯

2016年1月12日，奧巴馬在最後一次發表國情咨文時坦言，「我的總統任期內有一些遺憾，其中之一即政黨之間的仇恨和猜忌日益惡化的情況並未得到改變。」

誠然，如今政黨政治的極化生態遠非一任總統可以改變，更何況奧巴馬是一位理想主義的不妥協者。或者，他的潛臺詞是，造成其任期內諸多遺憾的「元兇」正是華盛頓的驢象惡鬥。

背負著改變承諾上臺的奧巴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徹底將美國帶出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他的金融危機。憑藉第111屆國會兩院的民主黨多數，奧巴馬如小羅斯福附體般在上任第一個月就順利通過涉及7870億美元之巨的《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通過減稅、投資基礎設施、更新能源產業以及提升低收入群體福利等方式多管齊下地刺激經濟復蘇。

在基本有效遏阻危機之後，奧巴馬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某些歷史性的政策改革上。以耗盡所有變革魅力為代價，其終於在2010年先後成功完成《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以及《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這兩個飽含著進步主義民主黨人理念的歷史性立法，旨在將遭受金融危機裹挾的中下層群體從人生危機的邊緣拉回到正常軌道上來。

當時有觀點認為，《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謀求逐步建立的全民醫療體系，不但實現了美國近一個多世紀的全民醫療追求，而且足以支撐奧巴馬作為總統的歷史定位，甚至他完全可以不需要第二任期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奧巴馬醫改」的確被列為奧氏總統任期內最為重要的國內政策遺產。2016年7月11日，奧巴馬以法學博士身份在國際四大頂級醫學期刊之一的《美國醫學學會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醫療改革：進展的資料與未來的展望》的政論文章。行文中，他一邊通過大量資料列舉說明醫療的必要與成就，一邊為未來的繼任者總結了些許經驗：任何改變都很艱難，而超越黨派的改變更難；既得利益者不會願意做任何改變，所以在立法推進中，一定要採取所謂的「實用主義」。

不過，令奧巴馬引以為榮的這種「實用主義」很快招致共和黨陣營的強烈反彈。2010年中期選舉中，對共和黨時期兩場戰爭泥潭的指責被「奧巴馬醫改」所帶來的憤怒稀釋得無影無蹤。共和黨奪回眾議院多數席位，其背後主動力是短短四年的蟄伏中迅速湧現出的「茶黨」勢力。

隨後，奧巴馬和共和黨國會眾議院圍繞政府職能疆界的經典議題展開肉搏。無論是2012年由標準普爾降級引發的「財政懸崖」，還是2013年的聯邦政府關門危機，都是兩黨在如何開支聯邦財政資源即聯邦政府如何作為的原則問題上纏鬥的直接後果。

2012年11月6日，成功連任的奧巴馬還未完全綻放笑容，就不得不愁眉苦臉地面對日益臨近的「財政懸崖」。事實上，所謂的「財政懸崖」原本可以避免。國會根據實際財政需求同意適度調整債務上限、確保國家財政信用的做法本應是常態，但這一次，共和黨主導的國會卻憑藉「錢袋權」無所不用其極地與白宮較量、以維持「有限政府」的藉口犧牲著美國的國家信譽。

同樣，不惜代價的党爭於2013年9月底再度上演。9月20日，國會眾議院在新財年開始前無法通過相應撥款法案的預期下，通過了第59號決議案，即2014財年的延續撥款法案。該版本中加入的有關限制為「奧巴馬醫改」提供資金支持的條款，在隨後的參議院審議中被刪除，直接導致日後參選總統的德克薩斯州國會參議員泰德•克魯茲採取了長達21小時19分鐘的冗長發言來阻止這場政治鬧劇。雖然參議院最後還是投票通過了無「奧巴馬醫改」的版本，但由於時間超時，最終兩院無充分時間協商，從而導致預算協定無法達成，只得關門。這次政府關門從當年10月1日起歷時16天，也是17年來美國聯邦政府首次出現停擺。

面對共和黨人從國會裏發出的一再要脅，被府會分裂撕扯的奧巴馬很快意識到，一個人面對國會共和黨人時的無能為力。他開始更多尋求在國會山上打拼了36年的副總統喬•拜登發揮協調作用。不過，作為總統，在外公開宣示時他仍不改腔調：「如果讓我毫無作為，我肯定不會同意這不是左與右或者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問題。」

為了避免「毫無作為」，奧巴馬轉而開始大量採用總統行政令，繞開國會立法推進政策議程。但從承諾改變到黨爭困境，民眾對奧巴馬政府的失望情緒持續堆積，使得在2010年和2011年兩個秋天，即應對財政預算立法期間，其民意支持率連續下跌。

雖然在行政令的數量上，奧巴馬遠不及前任們，甚至堪稱是20世紀以來使用行政令數量最少的總統，但其所涉及的政策領域廣泛，涉及伊拉克撤軍、調整阿富汗政策、氣候與清潔能源、移民改革以及控槍等眾多極具爭議的議題。

其中，2014年中期選舉後公佈的觸發重大移民改革的行政令，無疑在彌補所謂「追夢人」法案無法通過的遺憾。然而今年6月23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維持巡迴法庭關於奧巴馬移民改革行政命令部分內容違憲的判決，這意味著在奧巴馬離開白宮之前，移民新政不可能真正推行。更為糟糕的是，奧巴馬的各項政治遺產總會不時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挑戰。

而關於槍支管制的前後23項行政令，也是為了在潸然淚下之後不要再重演桑迪•胡克小學或奧蘭多脈搏酒吧的慘劇。但綜合各方統計，僅2015年全年，全美因槍支濫用而導致死亡的人數就高達13397人。面對國會共和黨人和某些民主黨人持有強烈的擁槍立場，特別是在各州州法中關於控槍尺度的大相徑庭，奧巴馬政府推出的控槍政策始終無法解決槍支氾濫的頑疾。

行政令雖是奧巴馬面對黨爭的權宜之計，卻充滿了通過「先行體驗」為某政策積攢民意支持的良苦用心，期待有朝一日可以聚合足夠強勁的立法壓力，讓理想主義一步步走進現實。

美國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

憑藉在任總統的優勢，奧巴馬得以在2012年順利連任，但其所贏得的州數、選舉人團票數以及選民票數都罕見地低於2008年首次當選時的水準。這意味著，奧巴馬的變革「魔咒」已屈從于殘酷的現實。

2013年開年之後，奧巴馬的民意滿意度再次鬆動下滑，並在10月跌到不滿意度之下。同樣獲得差評的還有國會山，民眾對國會整體的不滿意度持續在80%左右的高位。整個奧巴馬任內，依照蓋洛普民調顯示，至少有七成美國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並不滿意，並對政治精英充滿了不信任感。

但令人玩味的是，2016年2月以來，奧巴馬長期低迷的支持率意外滿血復活：最高滿意度達55%，基本上恢復到2012年連任之後的水準。正如奧巴馬在最後一次以總統身份參加白宮記者招待晚宴時戲謔的那樣，這種回升得益於更不受歡迎的希拉蕊或者特朗普所製造的映襯效果。

無力把華府鬥爭哲學「掰直」的奧巴馬，似乎在統計指標意義上完成了經濟復蘇的任務，雖然很緩慢，甚至令選民無感而無奈。

以2015年為統計點，聯邦財政赤字約為4384億美元，是2009年規模的三分之一；GDP增長率已從2009年的-2.8%成長到了令整個西方世界側目的2.4%；4.9%的失業率重現著金融危機之前的回憶；人均支配收入的增長率也難得地來到了3.4%。

奧巴馬本人對此胸有成竹：「我的確拿我們的經濟表現與歷史上所有面對金融危機之後的國家對比過，我們可能比現代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型經濟體都做得更好。」但與這些完美報表嚴重對立的是，同期民調顯示，改善經濟與就業狀況仍是美國公眾最為關注的議題，而民眾中認為美國經濟體系明顯不公平地向富人傾斜的比重超過七成。

2009年之後的美國經濟雖然在緩慢復蘇，但其主引擎並非奧巴馬口口聲聲要扶持的實體經濟，而是全球範圍內流動資本週期性的重新配置。其結果是，被視為維持社會穩定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持續萎縮，富人群體膨脹的速度超過窮人群體，貧富差距加劇。由消費帶動的非專業的中低端服務業提供著最多的就業崗位，2014年的這個數位超過80%，而實體經濟的貢獻卻只有15%。大量中低層白人只得找沃爾瑪收銀員之類的工作勉強養家，而這些收入有限且不穩定的崗位卻又極易被少數裔或新移民取而代之。

換言之，奧巴馬治下的經濟復蘇是以美國經濟階層結構的進一步失衡為代價的。事實上，他一個人根本無力改變資本全球化流動大趨勢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巨大影響，能改變的只是扭轉小布希時代的錯誤。他的成功之處是接受美國經濟的自我修復，而徹底實現美國產業結構的跨時代變革仍在路上。

族裔矛盾持續加劇

在美國經濟失衡的大背景下，奧巴馬任內的族裔矛盾持續加劇。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拉美裔已超越非洲裔上升為美國第一大少數族裔，而按照保守估計，美國在50年後極有可能成為無多數族裔人口結構的國家。而非美國本土出生的移民激增——從1970年的4.7%增長到2013年13.1%，是構成少數族裔膨脹的重要原因。

如此劇烈的人口結構變動，令同性婚姻、墮胎、控槍等眾多爭議議題更趨複雜化，也釀成了民意中的排外情緒。

2015年2月美國CNN的一項民調顯示，39%的公眾認為奧巴馬任內白人與非洲裔關係越發惡化，認為關係好轉者僅為15%。面對2014年的弗格森種族騷亂以及2015年巴爾的摩種族騷亂，奧巴馬在一次廣播節目中承認，「種族歧視，我們還沒有治癒它任何社會都不會在一夜之間抹去200、300年之前發生的所有事情」；而在2016年因族裔衝突而導致的達拉斯殺警事件之後，奧巴馬只好內部歸因：「我們對員警要求的太多了，而對自己要求的太少。」

更為嚴重的危機來自于新移民群體。當他們無法在美國社會中發現適合自己的價值定位時，加之極端思想的驅使，黑色懸疑小說《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中的故事便會反復上演。於是，全世界看到了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2015年加州聖巴納迪諾槍擊案乃至2016年奧蘭多槍擊案等一系列複合型暴力事件。

身為少數族裔，奧巴馬卻無力安撫仍佔據主導地位的白人群體與少數裔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位在2016年共和黨初選中被攻擊為「按照白人養大」的非洲裔總統無法撫平白人心中日益滋長的敵視，也難以解決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迅速流動給這個移民國家帶來的新困擾。當約四成美國民眾同意將1150萬「無證移民」驅逐出境，或者超過一半民眾反對美國接受敘利亞難民時，特朗普整理著頭髮、大腹便便地走上了前臺。

黨爭極化乃至碎片化下的政治衰敗、資本全球性逐利流動和產業空心化下的經濟失衡、價值觀衝突與人口結構巨變下的社會失序，是奧巴馬面對了八年的美國，是他一個人努力改變著的美國。我們無法假定過去八年裏，如果沒有奧氏變革，美國又會如何，但或者只有在歷史的沉澱之後，人們才能認清成敗之間的奧巴馬。

反思「奧巴馬現象」

「我已經被共和黨人指責太多了，但如果他們因為不滿意那個總統提名人（特朗普）而指責我的話，簡直是天方夜譚！」3月10日，在會見加拿大新總理賈斯汀•特魯多時，遜色不少的奧巴馬有些惱怒地強調自己是在努力團結美國而非分裂美國、更不是如今「特朗普現象」的誘因。

不過，如果將如今的選舉背景與2008年做比較的話，民眾關於切實變革的期待可謂有增無減，甚至更為迫切——精英政治毫無作為、經濟復蘇緩慢令民眾失望、社會分歧以及族裔多元化引發焦慮、國際安全環境令人失落與不安。而今，選舉中凸顯出的多層次民怨，幾乎是2008年大選時民眾「思變」情緒的進一步積累與釋放，這其中，奧巴馬或許沒有責任，如果一定要指責的話，是他在八年前太過於樂觀、許下了太多無法兌現的承諾。

不可否認，如今的「特朗普現象」或者「桑德斯現象」其實與當年的「奧巴馬現象」如出一轍。

奧巴馬的歷史性當選就是憑藉資淺的「反建制派」定位、回應民眾的變革訴求、承諾實現變革才得以實現的。金融危機後的「思變」情緒並未充分釋放，而對奧巴馬的失望又持續累積，民意轉而期待一位距離傳統政治精英更遠的「反建制派」參選人切實實現某種改變。而今，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桑德斯，都在分享著奧巴馬的套路。與奧巴馬競選時面對民怨的正面承諾不同，特朗普的競選主線是偏執地利用乃至煽動選民的負面情緒。正如紐約市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在放棄參選意向的公開信中的評價，「特朗普喚起了我們的心魔。」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資本流動與人口流動的交互影響，美國民眾特別是中下層遭遇著嚴峻的經濟與就業衝擊，這一矛盾在金融危機之後愈發激化。而從奧巴馬「能夠相信的變革」的落空，到今天特朗普的「本土主義」或桑德斯的「平民主義」，美國選民只能寄希望於選舉產生下一個可能實現改變的新總統。

在2016年夏季版《外交事務》的撰文中，美國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提出了實現改變的路線圖，「美國政治制度事實上經歷了大幅度的衰敗，如果民怨情緒無法引發睿智的領導和善治的政策，這種政治衰敗就不會得到解決。」按照福山的目標，奧巴馬顯然不合格，但下一任總統就能夠做到麼？

面對美國當前極化的「否決政治」以及不公平的經濟與社會制度，身處其中的希拉蕊與特朗普或許同樣束手無策，從而令民怨陷入下一個單曲迴圈的怪圈。

（刁大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