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這裡來，是為了在美國和穆斯林世界之間尋求一種全新的開始。」2009年6月，首次以總統身份訪問中東地區的歐巴馬站在開羅大學的講臺上，向穆斯林世界發出頗為積極的改變信號。相比於明顯受限於政治生態的國內政策，外交領域為歐巴馬提供了相對廣闊的施展空間，他及其「小圈子」絞盡腦汁地提出了一個被稱作「歐巴馬主義」的新思維。

「歐巴馬主義」的核心理念，在於各種層面上的平衡：平衡國際事務轉而重點解決國內需求、平衡在中東的戰略投射轉而強化在亞太的存在、平衡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的維持轉而善於藉助盟友力量、平衡或慎用武力轉而採取綜合手段，等等。

與希拉蕊的「巧實力」比較，這些難度頗高的平衡術或許符合歐巴馬作為少數族裔急切謀求平衡與和解的心理習慣。按照這個藍圖，歐巴馬一邊盡力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一邊謀求與俄羅斯、伊朗等國的和解，一邊不斷在國際場合強調對全球氣候變暖的關切、拋出「無核世界」等新目標，同時開始把視野轉回到他曾在幼年時代生活過四年的亞太地區。

面對劇烈變動中的世界與周遭，「歐巴馬主義」的確為美國和世界之間尋求到了一種不同的開始，但卻也僅僅是關乎未來全球領導地位與權力轉移的長週期的第一步。

中東新亂局下的遲疑

上任伊始，完成造訪加拿大、英法德等傳統盟友的一般規定動作之後，歐巴馬忙不迭地訪問了土耳其、伊拉克、沙特、埃及、俄羅斯等國，並在2010年3月突訪了阿富汗，意在切身體驗小布希留下的爛攤子到底有多糟。

如果說這是歐巴馬在體驗「學習之旅」的話，國務卿希拉蕊的航線則充分暴露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算計，其上任後的首次出訪選擇了亞太地區的中日韓三國，隨後又將第二次出訪落子在埃及和以色列。

明顯區別於小布希的強硬或笨拙，歐巴馬的「外交新風」可謂眼花繚亂，他在公開場合的慷慨陳詞也令人心潮澎湃。感動世界的效果是，剛剛上任9個月的歐巴馬，就因「增進國際外交和人民之間合作所作出的非凡努力」而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對此，連自己也頗為意外的歐巴馬給出的解釋是，「我認為這是對美國領導地位的認可，而不是對我個人成就的肯定。我將把此次獲獎視作是對接下來行動的鞭策。」

2010年底開始，「阿拉伯之春」呼嘯而來，導致突尼西亞、埃及、葉門以及利比亞等國政局劇烈變動。面對中東的新亂局，被鞭策要先得獎後做事的歐巴馬卻展現出理想主義的幼稚與猶疑。

埃及問題上，歐巴馬及其「小圈子」在不顧及希拉蕊等人建議的情況下，主張徹底扳倒統治埃及近30年的穆巴拉克，使得美國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重要的盟友與支點，也將埃及甩入動盪的深淵。

利比亞問題上，歐巴馬執拗地施展起將法德等北約盟友推向一線、僅採取空中打擊配合的平衡術，其結果是卡紮菲政權瓦解後的權力真空為恐怖主義的再次抬頭提供了良機。而今，持續困擾著希拉蕊衝破白宮天花板「郵件門」的導火索，也正是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領館所遭遇的恐怖挑釁。

敘利亞問題上，歐巴馬盡力維持著在中東的「廉價存在」，客觀上釀成敘利亞困局的長期無解、「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找到生根發芽的肥沃土壤。2013年的種種跡象表明，敘利亞已越過歐巴馬為動武預設的所謂化學武器「紅線」，但美方最終仍然拒絕軍事幹預。

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各國的恐怖主義威脅以及難民壓力。從2015年法國《查理週刊》槍擊案到巴黎系列恐襲、再到難民問題成為英國決定脫歐的重要動員議題，歐巴馬政府更關心的卻是推進與歐洲簽訂《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有消息稱，儘管英國尚未就脫歐而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美國政府卻已開始與英國高層就脫歐後兩國雙邊貿易協定展開初步協商。

也就是在2016年奧蘭多槍擊案之後，老對手約翰•麥凱恩指責歐巴馬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邏輯起點，正是奧氏在中東反恐政策上的姑息導致極端思想的全球泛濫。

亞太再平衡中的困境

與希拉蕊相同，奧巴馬的興趣點在亞太，而非中東或歐洲。正如2011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他在國會演講中宣稱的那樣，

「我們結束今天的戰爭，我已命令國家安全團隊將確保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和目標作為首要議程。因而，美國軍事支出的收縮不會——我再次重複一一不會發生在亞太地區。」

隨後五年，美國努力修復並強化在金融危機中受損的美日、美韓同盟的同時，著

重發展與其他亞洲國家建立「夥伴國」關系。與竭力擴展「朋友圈」同步的是，美國持續計畫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推出了旨在重構亞太經濟貿易秩序、掌握規則主導權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2016年5月，進人任期倒計時的奧巴馬開啟了為亞太再平衡「正名」或「定論」的遠行。在越南河內，無論是宣佈解除軍售，還是品嘗路邊小店的米粉，都旨在強化美越關係，彰顯亞太戰略令美國收穫了更多所謂「新朋友」。在日本廣島,喜歡刷新歷史紀錄的奧巴馬如願成為首位訪問這一二戰歷史地標的在任美國總統，即便未「道歉」今P給足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面子’在「無核世界」的大旗下重申美日同盟在美國「亞太戰略」當中「最堅固基石」的定位。

但這些「定論」努力背後，卻難以掩飾奧巴馬亞太戰略的客觀後果：原本缺乏安全機制安排的亞太地區逐漸跌人了一個又一個安全困境，進而為美國的強勢介人與存在平添藉口。從朝鮮半島到釣魚島爭端，再到南海議題，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並沒有確保一個繁榮的亞洲，反而正在製造一個地區事務矛盾衝突不斷的地區，即便是美國的盟友國家也正在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畢竟，在島袋裏奈（沖繩美軍奸殺的20歲日本女子）的時代裏，不會再有人沉醉于《蝴蝶夫人》的唱腔。

大國關係「高開低走」

2014年中期選舉進一步失去國會參議院多數後，進入最後兩年任期的歐巴馬加速上馬「政績工程」、鑄定遺產。2015年伊朗核協議的最終達成雖具歷史意義，卻進一步惡化歐巴馬政府與以色列的冷漠關係，甚至招致對美國政治影響重大的猶太裔團體的強烈抵制。

美古破冰進而復交，歐巴馬順理成章成為古巴革命以來首訪的在任美國總統，但在國會共和黨人的反對以及在制度與意識形態上預設條件的情況下，解除對古巴的全面制裁或者關閉關塔納摩監獄，都將是美國持續改善與古巴關係的重大障礙。

最令歐巴馬放心不下的，還是作為亞太再平衡戰略重要基石的TPP。在2016年大選的背景下，TPP不但難以預期何時能得到國會放行，更是遭遇特朗普和希拉蕊各懷心思的反對，前景日漸模糊。

在大國關係特別是對俄、對華關係上，歐巴馬政府也無法避免地進入所謂「高開低走」的怪圈。從上臺之初的美俄關係「重啟」到2010年兩國簽署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再到2012年俄羅斯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俄的短暫「蜜月」在普京2012年再次出任總統後戛然而止。在中東地區的不同利益訴求，特別是烏克蘭危機期間俄羅斯併入克裏米亞的舉動，都令手足無措的歐巴馬政府極度惱火。隨著2016年北約在羅馬尼亞、波蘭等國部署反導系統，美俄關係的氛圍再次令世人嗅出濃鬱的「新冷戰」氣息。

7月22日即確認希拉蕊提名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維基解密」拋出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內部高層多達19252封郵件，內容涉及內定希拉蕊、打壓桑德斯、濫用競選籌款甚至操縱媒體等一系列黑幕。與民主黨乃至希拉蕊陣營的表態相同，歐巴馬在接受電視採訪時也將駭客的「黑鍋」扣在了普京身上，指責俄羅斯採取極端方式為特朗普助選。而其時正在寮國訪問的俄外長拉夫羅夫被問及時卻開玩笑地回應：「我不想爆粗口」。

與美俄關係凸顯軍事對抗截然不同的是，中美兩國都努力在儘可能的領域內尋求合作：2015年底達成的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議》無疑是中美兩國作為大國密切合作、共同擔當的重要里程碑。從罕見在上任第一年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到三次「習奧會」的深度溝通，歐巴馬本人也在2014年的北京APEC峰會上公開承諾，「美國歡迎一個繁榮、和平、穩定的中國崛起。」但與此同時，中美兩國的共識性定位卻依然處於長時間的漂流狀態，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始終沒有得到歐巴馬政府的正面接受。

「歐巴馬主義」的潛在影響

2016年以來，一向追求平衡與理想主義的歐巴馬在外交舞臺上的

舉止更令人大跌眼鏡。繼去年10月派遣50名特種兵之後，歐巴馬再次決定向敘利亞派出250名特種兵，雖然所有這些派兵都被堅稱不會參與戰爭，只是協助溫和派反政府武裝打擊極端組織，但這也再次否定歐巴馬上任之初為自己設定的「雷池紅線」。

另一個意外是，卸任之際的歐巴馬繼續攪動大國關係，高調介入可能挑起重大地區危機的南海事務，使得該議題持續升級，甚至發展到以南海議題掩蓋中美關係全局的危險境地。

總而言之，過去八年中，歐巴馬所謂的「更多資源投入國內事務」與「維持全球領導力」之間存在再平衡和再分配的極大張力，但在現實中的收效並不理想。今天的特朗普，恰恰站在了「歐巴馬主義」內在邏輯的衝突點上，其從「本土主義」出發的「不幹預主義」明顯具有所謂「歐巴馬主義」的基因：進一步強化「更多資源投入國內事務」的路線，放棄「盟友合作」，並模糊了「維持全球領導力」的平衡性目標。

雖然歐巴馬的外交政策遭遇兩黨參選人不同程度上的否定，比如希拉蕊或桑德斯在TPP議題上的反對，或者特朗普在氣候變化合作、伊朗核協議等議題上的攻擊，但「歐巴馬主義」似乎正在兩黨中達成某種共識。

起碼在已塵埃落定的美國大選初選中，所有參選人都在討論國內經濟與就業需求，無一敢於明確主張新一輪的海外軍事幹預，這些均可視為「歐巴馬主義」潛移默化的體現。而2017年之後，希拉蕊或者特朗普又將如何在「內向化」的平衡木上拿捏取捨——假如希拉蕊當選，是否如預期那樣在強化所謂「人權外交」和軍事存在的情況下儘可能延續歐巴馬時期的政策；假如特朗普當選，美國外交又會否蛻變為可能推進的「不幹預主義」的失衡狀態，這些均將直接關乎美國的國際角色及其牽動的世界格局。

（刁大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