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

宋耀如是孫中山最早也是最堅定的革命同志之一。學界普遍認為他們是1894年在上海初次會面。復旦大學沈渭濱教授，依據1912年孫中山《致李曉生函》，提出1892年孫、宋在香港首次會面的見解。（《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考辨》，《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8期）此說極新穎，但尚未得到廣泛接受。

筆者對1896年孫中山《倫敦蒙難記》、1911年孫中山《我的回憶》作重新解讀，認為他們兩人初次會面的時間確是1892年，會面地點則是澳門。

有關孫、宋早年關係的原始文獻極少，最重要的始終是孫中山《致李曉生函》。1912年4月17日（一說為16日），孫中山從武漢抵達上海，給秘書李曉生寫了這麼一封信：

宋君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二十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於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然彼從事於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弟今解職來上海，得再見故人，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夕談之事。今宋君堅留弟住其家以話舊，亦得以追思陸皓東之事也。（《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2頁）

多數學者認為「二十年前」是約數，實際為1894年，也即孫中山北上求見李鴻章而經停上海之時。學界普遍認為這是孫、宋兩人初次會面。孫中山寫《致李曉生函》的目的，是通知黨內骨幹他要從酒店搬到宋耀如家暫住，以便「話舊」，也藉此「追思陸皓東之事」。這種行文方式，容易導致誤解，以為他們初次會面也是在上海宋宅。

沈渭濱認為「二十年前」是準確數字，會面時間為1892年，地點是香港，宋耀如到香港辦事而得以開始接觸孫中山。沈文打開了我的思路。

「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

1911年11月中旬，孫中山接受英國《海濱雜誌》記者採訪，談話記錄於1912年4月以《我的回憶》為題發表。孫中山回憶道：「一八九二年，我得到了一張准許以內外科醫生行醫的文憑。我多方設法尋找一個可以開業的地點，最後，決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去碰碰運氣。直到這個時候，還不能說我對政治有過什麼特殊的興趣。但是，正當我在澳門為開業而奮鬥，而我的奮鬥又由於葡萄牙醫生的歧視而四處碰壁的時候，一天晚上，有一個歲數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商人來訪，問我是否聽到北京傳來的消息，說日本人就要打進來了。我說我只聽英國人談過，並不很清楚。我又說：「我們都被蒙在鼓裡，太遺憾了。皇帝應該對人民有點信任才行。『天命無常。』我的朋友說。『對』，我表示同意，並且引述一句帝舜的話：『天聽自我民聽。』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7頁）

「天命無常」「天聽自我民聽」，均源自先秦典籍。前者，在歷代註疏中多指向「惟德是輔」甚至「有德者居之」，即統治者的統治權來自天命，而統治權的鞏固與否視乎統治者是否「有德」；後者之意，百姓的所聞即上天之所聞，百姓厭棄之，即上天厭棄之。這種天命觀，很容易引申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為推翻無道政權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省略實質交談內容後，孫中山寫道「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Young China Party是早期興中會的英文名稱。學界對Young China Party的譯法曾有爭議。筆者從英文版《倫敦蒙難記》中，找到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的記載，而此時香港興中會已經成立，足證「Young China Party」為興中會早期英文名稱。此前按字面翻譯成「少年中國黨」是不妥當的。

如何解釋「一個歲數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商人來訪」？以前我曾誤會這個人是陸皓東。後反覆斟酌字句，發現若是寫陸皓東的話，不用如此累贅，「摯友」兩字足矣，陸皓東在12歲回鄉時就與孫中山結為好友。只有在介紹首次見面的人物、又需要隱去姓名時，才會如此不嫌辭費。宋耀如的生年有1861年、1865年兩種說法，而孫中山生於1866年，符合「歲數和我差不多」這一描述；「商人」，宋耀如於1889年開始做美國聖經公會的銷售代理，逐步轉型為印刷出版商人；「來訪」，指的是遠來之客，不是常居澳門的人物。

孫中山《倫敦蒙難記》這樣記載：「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為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蓋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也。」（《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0頁）「投身」，英文原文為「by joining it」，意思十分明確，指的是「加入」而非創辦。在兩份自述中，孫中山都明確指出，他是在澳門才正式投身政治運動。

這次會面，經由兩人的共同朋友陸皓東作介。沈渭濱對此作了翔實的研究。陸皓東老家在香山翠亨村，生於上海，12歲時因父喪回鄉，1884年回上海入讀電報學堂，「宋嘉樹執教的慕爾堂主日學校，恰與陸皓東供職的上海電報總局，同在鄭家木橋一帶。」此外，宋耀如的連襟牛尚周是留美幼童，在美國時與陸皓東已是好友，1881年回國後長期在上海電報總局供職，很可能是陸皓東與宋耀如之間的牽線人。1889年，陸皓東回鄉完婚，婚後不久又重返上海，時不時回到省港澳一帶活動。

宋耀如對澳門有深刻印象。1881年還在美國的時候，他寫信給上海的牧師林樂知，請他幫忙聯繫海南家人，「他們住在中國東南部的廣東省文昌縣，他們有帆船從澳門駛往南海……」（《宋耀如生平檔案文獻彙編》，第262頁）無論是到香港辦事還是回海南老家，去澳門都十分便利。實際上，從澳門到海南的固定航線早就存在。

孫中山與宋耀如初談革命的時間，在1892年9至12月之間。這幾個月，孫中山一直在澳門忙著籌備診所開業、到鏡湖醫院贈醫施藥，絕無可能遠行，故會面地點幾乎可以肯定是在澳門。在「三人屢作終夕談」過程中，經宋耀如鼓動，孫中山加入了興中會。

「興中會之總部，設於上海」

孫中山《倫敦蒙難記》明確指出：「興中會之總部，設於上海。」這個最原始的記載被學界長期忽視，有個別學者曾作解釋，認為孫中山是藉此迷惑清廷。筆者曾考證孫中山與鄭觀應的關係，認為這句話應按字面去理解。興中會最初是個改良性質的團體，創始人包括了鄭觀應、宋耀如等人，這兩人都長居上海，把總部設在上海再正常不過（陳曉平《鄭觀應創立了興中會》，《南方周末》2014年1月24日）1895年春，鄭觀應因上呈《盛世危言》得到光緒帝讚賞而退出，興中會在孫中山、宋耀如手裡轉型為革命團體。

筆者查到1894年《檀香山興中會員及收入會銀義捐時日進支表》，這份帳單記載：「共進銀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孫逸仙匯單通用銀二千元（五二算），支孫逸仙自帶一百元，支附電信回上海電資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獻》第64輯第207頁）據學者陳明遠研究，清末一標準銀元合2009年人民幣200元。孫中山往上海打電報花了20 .8美元，按當時匯率1：0 .52折算成標準銀元為40元。檀香山興中會花費巨資打電報到上海，乃是向總部匯報。

孫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說：「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頁）宋耀如上海來信，與上述支付「上海電資」相呼應。孫中山本已準備動身前往美洲，這封信改變了他的行程，顯示宋耀如在早期興中會的地位十分重要。

1918年6月，孫中山因廣州護法失敗回到上海，閉門著述。他寫成《有志竟成》一文，對《倫敦蒙難記》第一章所述革命緣起作出修正，指出「……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尚未敢自承興中會為予所創設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孫中山全集》第六冊第228頁）

孫中山1896年、1911年兩次肯定的史實，到了1918年6月後加以修正，很簡單的道理是，宋耀如在1918年5月3日逝世，對這段興中會早期歷史，黨內只剩下孫中山一個知情人了。當護法失敗而又籌思東山再起之時，孫中山如此行文，或許有他自己的考量。

宋耀如革命思想從何而來？

中國早期出國留學的容閎、何啟、伍廷芳等人，回國以後走的都是漸進改良的道路，容閎、伍廷芳甚至入朝為官，謀求「體制內改革」。宋耀如是個突出的例外，回國不久就走上推翻清廷之路，而且付諸於行動。由於他沒有留下自傳性文字，早期文件書信銷毀殆盡，今天我們只能從一些蛛絲馬跡去推測其投身革命的緣由。

投身革命要冒殺家滅族的極大風險，形成革命思想必須有真切的成因，而家族背景可能影響最大。

1886年夏宋耀如回鄉，在10月份寫給美國朋友索斯蓋特的英文信中寫道：「海南本地人和帝國軍隊之間發生了小型戰爭」（There is a little war between the native of Hainan and imperial troops）（《孫中山與宋慶齡文獻研究 第二輯》第289頁）這一年在海南發生了大規模的客、黎起義，8月份兩廣總督張之洞命馮子材率兵6000多人加以鎮壓。宋耀如的語氣是中立的，然而正是從這種中立中，恰恰能看到他的傾向性。清廷要求臣民完全效忠，換作其他中國人來寫這場激戰，必然寫成官軍「剿匪」，在兩者之間保持中立就是對朝廷的不忠。宋耀如的「中立」，正是他同情海南客、黎起義的表現。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曾闡述宋耀如家族的三合會背景：「孫逸仙在年少時參加的秘密社團——三合會——正巧就是宋查理家在海南島積極參加其活動的同一個華南會黨組織，是潮州兄弟會的分支組織。」（《宋家王朝（全譯本）》第68頁）宋耀如家鄉文昌縣與發生戰鬥的地方尚有距離，但作為天地會成員，他們家族自然會站在起義軍的立場來看待這場戰爭。受家庭影響，宋耀如很可能在此時或稍後加入了天地會。

宋耀如的特出之處，在於參照美國政治制度，改造了天地會的學說，反清而不復明，這一點跟興中會另一派領袖謝纘泰完全不同。

孫中山在夏威夷求學時，夏威夷仍是一個王國，香港則處於英王治下，從這些土壤中要產生「無君無父」的共和思想並不容易。宋耀如在美國受教育，對美國政體有長期的親身體驗，比較容易接受在革命成功後，建立一個共和制度。他形成這種全新的革命思想，應該比孫中山要早。將孫中山早期的兩份自述聯繫起來，我們能大約窺見宋耀如對孫中山發生影響的痕跡。承認孫中山曾受到宋耀如啟發，不會動搖其革命先行者地位；而宋耀如對近代中國的貢獻，或許由此而得以彰顯。

（陳曉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