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宜勇、魏義方、張志紅

一、引言

澳門主權回歸以來，尤其是隨著經濟高速發展，轉型期的澳門社會矛盾也進入凸顯期。當前，澳門社會格局與社會秩序新舊交替更迭，既是社會轉型期也是社會矛盾和各種社會衝突凸顯時期，民眾遊行、集會等社會運動日益頻繁。大陸以及澳門地區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為澳門特區）相關研究日益增多，與之相關問題得到了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研究。

關於澳門面臨的社會矛盾。謝四德（2007）認為勞動者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勞資矛盾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產生的貧富矛盾是當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趙靈敏（2007）在當前澳門社會衝突現背景下探討了澳門社會治理所面臨的主要瓶頸，包括基層大眾未能共用經濟發展成果、勞工問題、反腐敗等。潘冠瑾（2011）認為，近年來伴隨澳門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澳門社會結構、利益群體、社會意識形態都發生了變化，社會衝突事件呈顯著上升趨勢。

關於澳門社會矛盾的形成機制。楊宜勇等（2009）認為澳門社會不和諧既有內部經濟體系不穩定、民主法制不健全、多元文化、民生社會問題等激發社會矛盾的因素，也受澳門回歸、全球局勢變化等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黎熙元（2010）剖析了澳門博彩業開放對澳門社會結構變動的影響，指出博彩業開放改變了澳門社會利益格局，加大了本地人與外地人利益衝突，引發澳門社會轉向多元衝突。此外，也有學者將治理方式的不適應作為澳門社會矛盾產生的重要因素。蔡永君（2013）則指出回歸後澳門市民大眾公民行使公民權利、表達訴求的積極性更高，而傳統社團的溝通仲介和利益表達通道的作用與回歸前相比明顯淡化。陳震宇（2011）對當地澳門社會治理模式及演進特徵進行了研究，將澳門社會重大矛盾問題歸因為原有社會治理模式的制度性缺陷和失靈。

關於澳門社會矛盾治理建議。林瑞光（2010）針對澳門特區政府當前治理能力存在的不足，包括政府治理能力偏弱、民生保障能力亟待加強、經濟調適能力不足等，建議推進公共行政改革、健全財政體制、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等提升特區政府的綜合管理能力。朱孔武（2010）對回歸以來民主治理「澳門模式」進行了探討，並建議加強政府與民眾溝通互動，提升公眾社會治理參與程度，發揮民間力量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婁勝華（2014）認為應從增加管治結構開放度、拓展民眾政策參與管道、推進社團組織變革等方面入手，改善和優化澳門社會治理結構，更有效發揮澳門參與式合作型治理體制功能。

已有文獻對澳門社會主要矛盾的現象、成因以及應對措施進行了較為豐富的研究，但對回歸前後不同發展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演進和比較分析還相對不足。澳門社會矛盾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回歸以來的澳門社會矛盾出現了一些不同於回歸前的新變化和新特徵，需要因地制宜加以系統分析。本研究對澳門社會主要矛盾演進加以剖析，系統梳理澳門在不同發展時期，尤其是當前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社會矛盾表現形式、主要特點、產生原因，探究澳門社會矛盾在發展變化中所呈現出的趨勢性規律，以期在當前澳門社會關係持續進行調整、社會治理面臨變革性挑戰的關鍵轉型時期，對提高特區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建設責任、公信、回應型特區政府和社會治理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澳門社會主要矛盾演變分析

在新的歷史轉型時期，澳門的社會矛盾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並呈現出不同於回歸前的社會矛盾的新特點。回歸前，澳門社會矛盾主要體現在葡人與華人的矛盾、窮人與富人的矛盾、勞資矛盾等方面；1999年澳門主權回歸之後，澳門進入新的社會轉型期，社會主要矛盾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和新的特點，葡人與華人的矛盾日漸被澳門人與外來人（外勞和遊客）的矛盾所替代，貧富差距的擴大深化了窮人與富人的矛盾，社會結構分化、產業結構變化等因素影響下傳統的勞資矛盾日益複雜化、多元化。

（一）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和新特點

1.澳門人與外來人矛盾凸顯

澳門特區成立以來，澳門人與外來人矛盾逐漸凸顯。這既包括澳門人與外來勞工之間的矛盾，也包括澳門人與外來遊客之間的矛盾。隨著澳門回歸，澳門經濟迅速恢復發展，尤其是《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及港澳自由行等促進澳門與內地經濟貿易來往的措施實施以來，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態勢；與此同時，澳門與內地之間的經濟關聯也逐漸加大，兩地貿易、人員往來日趨頻繁，這既包括特殊經濟結構和資源特徵下外地勞動力的大量湧入，也包括數量龐大的內地遊客，澳門人和外來人之間的矛盾衝突湧入日漸顯著。

從澳門遊客構成來看，2003年自由行實施以來，內地遊客激增，澳門經濟局相關資料顯示，2003—2005年內地赴澳旅客數量年均增長率高達38%，占澳門入境遊客總數比重分別為48%、57%、56%，內地取代了香港成為澳門遊客最大客源。大量外地遊客與澳門當地人之間矛盾衝突也隨之顯現，如2007年內地旅行團黑沙灘衝突事件。

隨著澳門旅遊博彩業的快速發展，加之澳門本地勞動力資源有限，回歸以來，澳門勞動力緊缺現象凸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輸入外來勞動力持續增加。澳門特區政府統計資料顯示，回歸以來，伴隨移民人口的快速增加，澳門人口增長了近40%，其中大部分為外勞人口；僅2013年澳門輸入的外地雇員數量就同比增長了24.7%，截至2013年，外勞人口占澳門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37%。外勞數量的激增則引發了澳門當地勞動力的強烈不滿，要求政府停止輸入外勞、優先考慮本地就業等遊行此起彼伏，尤其是2006年以來，外勞問題成為歷次澳門「五一」大遊行的重要議題之一，由此引發衝突事件也時有發生。

2.窮人與富人矛盾深化

回歸以來，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產業結構不平衡的問題也更加嚴重。2002年博彩業改革以來，博彩業占澳門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回歸前不足25%快速增加到近年來近50%，形成「一業」獨大的格局。普通民眾收入增長水準遠不及地區生產總值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此外，受通貨膨脹以及澳門房價增加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澳門收入不公、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日漸凸顯。從基尼係數來看，澳門基尼係數由回歸前90年代初期的0.41增加到21世紀初期的0.45，並有持續升高趨勢。貧富差距問題也成為澳門民眾迫切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與回歸前相比，窮人與富人的矛盾也進一步深化。澳門居民綜合素質調查顯示，貧富懸殊是社會問題嚴重程度得分較高的選項。近年來「五一」「十一」大遊行中，解決貧富懸殊問題也成為遊行民眾的重要訴求。

3.勞資矛盾日益複雜化、多元化

澳門本地勞動力與資方之間的勞資矛盾在回歸以來，呈現出日益複雜化和多元化的特點。受激增外地勞動力的影響，本地勞工就業機會、薪資水準等切身利益衝突加大，而經濟快速發展下，資方通過輸入外勞緩解企業用工緊張並降低用工成本，使得勞資雙方矛盾進一步擴大。回歸後澳門勞資矛盾的升級也可從遊行活動中得以體現，自2000年「五一」大遊行呼籲反對外勞、要求加強保障勞工權益以來，「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活動逐漸發展成為年度慣例。與回歸前勞資矛盾衝突多通過勞方和資方直接協商解決所不同，回歸後勞工對勞資矛盾的訴求則直接面向政府，外化形式也更加激烈，參與者規模更加龐大，糾紛衝突的頻率也更加頻繁，利益訴求也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二）社會主要矛盾演變的趨勢性規律

隨著不同歷史階段的變遷，澳門社會矛盾也在持續演進和嬗變，並呈現出一些趨勢性規律。澳門社會矛盾的演進與其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息息相關。

首先，隨著政治體制的轉變，社會主要矛盾由族群間矛盾轉向人民內部矛盾。澳門回歸以前，在葡萄牙殖民統治下，澳門社會矛盾集中體現為葡人群體和華人群體二者之間的管治矛盾。隨著澳門殖民管治的終結，族群矛盾演變為人民內部矛盾。澳門主權回歸以來，澳門政治體制發生了相應轉變，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民主制度穩步發展，廣大澳門同胞依法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不同族群之間的不同等地位的消失也伴隨著族群間矛盾的削弱。這一時期，澳門人與外地人、窮人與富人以及勞資矛盾等人民內部矛盾取代葡人與華人矛盾，成為當前澳門社會主要矛盾。

其次，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社會矛盾日漸多元化、複合化。隨著澳門經濟發展，社會利益主體開始由單一化到多元化轉變，社會矛盾逐漸顯現複合化的特徵。回歸前，澳門社會矛盾往往僅關係到單個群體或少數幾個群體，比如貧富矛盾更多集中在窮人群體和富人群體之間，勞資矛盾集中在本地勞工和用工企業之間；社會矛盾主體多集中在社會底層民眾和邊緣人群。回歸後，澳門社會矛盾多元化、複合化特徵顯著，社會訴求不僅包括外勞、貧富差距等經濟問題，也包括住房等民生問題，還包括反貪污、民主權力等涉及多個群體的社會矛盾問題，社會利益矛盾關聯複雜化；社會矛盾的主體也不僅僅局限於底層民眾，而是逐漸擴大到了教師、醫生等專業人士在內的中層民眾。

最後，隨著傳統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矛盾表達方式日趨激烈。當前澳門社會轉型期，澳門社會結構隨著政治體制的改變也發生了變化，澳門民眾政治參與意向出現了顯著的提升，民眾過去主要通過社團來間接表達利益訴求的方式也越來越多地變為直接向政府表達。傳統的社團矛盾衝突的和諧協調解決處理方式，也逐漸被直接表達利益訴求的街頭抗議、遊行示威、靜坐集會等更加激烈的方式而取代。

三、社會轉型期澳門社會主要矛盾產生的根源

（一）社會轉型新舊秩序交替

隨著澳門主權回歸，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等政策的實施下，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歷史性的巨大轉變，澳門社會格局與社會秩序進入新舊交替更迭期，「傳統」和「現代」交錯並存，新的價值觀念和舊的價值取向碰撞衝突，原有的社會角色重新塑造，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由此引發的社會衝突和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交錯並存，原有社會穩定局面面臨諸多挑戰。澳門社會轉型期社會發展面臨新舊秩序交替下激烈社會衝擊和劇烈社會變革，是引發這一時期社會矛盾的根源之一。

（二）社會關係結構變動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澳門主權和治權回歸統一，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回歸後澳門政社結構和階層結構發生相應變化，這也是轉型期澳門社會矛盾演變的又一重要因素。

從政社結構的變動來看，回歸後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原則下，澳門居民參政議政的意願和能力快速提升、政治參與的機會和途徑迅速增加，打破了基層民眾長期排除在政府管治領域之外的局面，回歸前的「雙層二元」政社結構發生了徹底改變。隨著政社結構的這一轉變，殖民時期特殊政社結構下的族群矛盾隨之淡化消解，社會轉型期新的社會矛盾也相應產生。

從階層結構的變動來看，一方面，隨著回歸以來澳門經濟的蓬勃發展和教育文化水準的提升，包括教師、醫生、企業管理者、工程師等在內的澳門本土中產階層逐漸形成並加速成長起來。中產階層的崛起，打破了回歸前澳門社會固化的上層葡人華商和底層華人民眾這一上下階層結構，澳門階層結構轉向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回歸以來，澳門人口結構也出現了變動。首先，規模日益增加的移民群體中，不僅只有技能水準不高的普通勞工，也包括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還包括投資移民

澳門1995年頒佈《澳門投資居留法》（1999年修訂），開始實施投資移民政策，2005年被《澳門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取代，投資移民申請2007年4月4日停止受理。和技術移民等高素質人力資源。其次，以內地遊客為主體的大規模流動人口，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這一時期一些新的社會矛盾糾紛的產生。階層結構的多元複雜化，也是社會轉型期澳門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日趨多元化、複雜化的重要因素。

（三）利益格局變動

回歸以來，澳門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殖民時期作為管治者的葡人和被管治者的華人群體之間的利益對立衝突隨著澳門治理主體的轉變而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內部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尤其是博彩業開放以及自由行等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推行以來，澳門經濟的飛速增長，經濟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經濟發展成果未能公平合理的惠及全部居民，貧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等社會內部深層次矛盾也隨之凸顯。

（四）利益訴求多元化

社會轉型期澳門社會利益訴求多元化，也是推動這一時期社會矛盾演變的又一根本因素。利益訴求多元化，一方面，體現在利益訴求的內容上；另一方面，還體現在利益訴求的方式上。從利益訴求包含的內容方面來看，回歸以來，澳門社會利益訴求內容日漸多元化，既有就業、住房等民生問題，也有反腐倡廉、維護權益等民主問題。從利益訴求的表達方式來看，回歸以來，澳門社會利益訴求多元管道表達的趨勢日漸顯著，民眾不僅局限於通過社團間接表達利益訴求，直接與政府進行溝通的意願更加強烈，如通過簽名請願、遊行示威、街頭抗議、網路參政議政等，直接表達自身利益訴求。

（五）社會治理不足

當前，澳門社會治理水準的相對不足，導致一些利益衝突難以及時緩解消除，也是轉型期社會矛盾的根源之一。儘管澳門特區政府自成立以來，積極推進社會領域治理改革，施政重點逐漸由經濟領域更多的轉向社會民生領域，但由於回歸前澳葡政府在「無為而治」下並未奠定很好的治理基礎，且特區政府成立時間還相對較短，積累的社會治理相關經驗還不充裕。當前，與特區民眾的要求以及澳門社會的期盼相比，澳門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準還存有一定的差距。

四、澳門社會矛盾的主要影響

（一）社會穩定影響

當前社會轉型期，澳門經歷著從傳統向現代過渡、從半開放向全球化發展，不同精神文化和價值觀激烈碰撞，社會矛盾的愈加複雜化和尖銳化，引發並激化了社會公眾當中一些不利於社會穩定的思想意識。由社會矛盾引發的諸多不穩定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侵蝕了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衝擊著澳門長期以來移民文化中的和諧共融局面。尤其是近年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多的以遊行示威等社會運動的外化形式而表現出來，且日漸頻發，社會衝突激烈程度也逐漸加大，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影響和衝擊也更加顯著。

（二）經濟影響

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均衡等問題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利益衝突進而造成社會矛盾的產生，例如澳門當前經濟結構中博彩業快速發展過程中引發的就業結構失衡、外勞輸入衝突等社會問題，正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不利因素。與此同時，社會矛盾的凸顯、社會風險的增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反過來影響澳門經濟的健康發展。以勞資矛盾為例，勞工階層與工商階層勞資雙方從自身利益訴求出發，反對外勞輸入以免影響本地就業和呼籲更多輸入外勞以緩解人力短缺的矛盾衝突較為激烈。勞動關係失衡、勞資關係惡化也成為影響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三）社會心理影響

澳門社會轉型期，新舊社會秩序交替，各種類型社會矛盾的凸顯，將衝擊原有社會格局和傳統價值體系，對公眾社會心理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一個典型的表現就是澳門本地居民對外來人口的看法與態度方面。儘管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在共同推進澳門經濟社會發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澳門人與外來人之間日益高漲的對立衝突下，二者之間的社會矛盾也悄然影響了民眾的社會心理。澳門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表明，澳門本地居民對外來人口負面評價逐漸增加，2005年40%被調查者認為來澳居民人口逐步增加產生的壞處更多，到2007年這個比例已上升至60%。

（四）政府認同影響

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如不能及時化解、並有效治理，自然會影響到公眾對政府的認同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澳門主權回歸以來，尤其是2002年澳門博彩業賭權開放、2003年自由行開放以來，博彩業務和入境旅遊迅速增長、經濟迅猛發展，與此同時，貧富矛盾、澳門人與外來人衝突、勞資對立等社會矛盾日益升級增多，澳門民眾對特區政府的認同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衝擊。

從澳門民眾對特區政府滿意度變化情況來看，如圖1所示，回歸以來，澳門民眾對特區政府的支持度呈現了先升後降的趨勢，對特區政府的整體滿意度在2004年達到最高，有近76%受訪民眾表示滿意，而這一比例到2006年已下降至53%。具體地，在對特區政府改善民生方面的滿意度上，如圖2所示，也同樣體現了這一趨勢，且對政府改善民生滿意程度明顯低於對政府整體的滿意程度，對政府改善民生方面的表現表示不滿意的受訪者比例遠高於對整體表現的不滿意比例。

五、小結和政策建議

在澳門諸多特殊性、多樣性和多元化特點下，隨著回歸以來特區國際化水準的不斷提高、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開放程度的日益深化，澳門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演變。具體而言，葡人與華人的矛盾逐漸被澳門人與外來人的矛盾所替代，窮人與富人的矛盾進一步深化，勞資矛盾則日益複雜化、多元化。結合澳門發展變化以及諸多特殊性，在把握澳門社會矛盾特徵和規律基礎之上，本文提出創新澳門社會治理體系，提高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準，有效防範和化解澳門社會矛盾的政策建議。

一是建立社會矛盾的分類處理機制。當前社會轉型期的澳門社會矛盾呈現多元化、複雜化趨勢，社會矛盾外化形式和性質特點差異顯著，應與時俱進、因勢治理，把握新時期社會矛盾的新特點和新趨勢，因時制宜地處理社會矛盾。依據不同社會矛盾和糾紛性質以及發展演變邏輯，按照社會矛盾的性質、根源、強度等標準建立相應的分類化解矛盾糾紛的處理機制。總結以往矛盾調處經驗教訓，探索建立健全包括調解、決策諮詢、仲裁、行政手段等工具箱在內的社會矛盾化解機制，切實根據社會矛盾的具體情況，制定不同對策。標本兼治，以人為本、發展民生，民生問題是當前影響澳門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堅持以人為本，關注民眾切身利益，大力發展民生事業，有效化解社會矛盾。

二是健全矛盾訴求和利益表達機制。利益訴求多元化是澳門社會矛盾演進的重要因素，有效防範和化解當前澳門社會矛盾離不開社會矛盾和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的完善。發揮協會、傳媒等社會利益表達功能，引導理性合法表達利益訴求，搭建溝通對話平臺。完善決策諮詢等制度，增強公眾的公共政策事務參與度，暢通互聯網、自媒體等公眾參與管道，開展重大民生事項民意調查、民意檢測，為民眾利益訴求表達提供平臺空間。建立規範化的回應機制，及時將反映的矛盾加以化解調處。

三是完善多元化治理機制。以社團為主體的社會組織在澳門社會矛盾治理體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澳門社會運行的關鍵單元。有效防範和化解澳門社會矛盾還應多元聯動、促進善治，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進一步支持社團和公民參與，完善多元化治理機制，提升社會矛盾治理能力和治理水準。新時期澳門社會治理的完善，要求特區政府積極探索，發揮社團等社會組織維持社會和諧穩定新的趨勢，穩步推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明確政府與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中的職責與界限，進一步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完善多元化的社會矛盾治理機制。進一步規範社團組織制度，為社團規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培育社團參與社會治理熱情，提升參與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