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民主可能體現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是，這裏的「民」指的是誰？
在美國，每隔幾年，人們就能找到這一問題的新答案。總統選舉能體現這個「民」（即公民）的人員構成、意志和精神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公民生活的一些特定時刻最能體現其真實特性。唐納德‧特朗普的勝利就是這樣一個時刻。
當然，這一新的政治現實並非唯美國獨有。我們在英國的脫歐行動中看到了它，在全歐洲風起雲湧的民粹主義運動中看到了它，還定將在明年的法德大選中看到它。
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並非異常事件，我們不能以它們是政治史上的特別事例為由而對其視而不見，繼續維持中左黨派與中右黨派之間競爭的「正常」政治概念。在我看來，它們是西方政治生活發生模式性改變的一些體現，一種新的模式正在誕生。
傳統定義不適於當前
讓我們來看看大家耳熟能詳的「左派」和「右派」這兩個政治概念吧：自1945年以來，它們一直是大部分問題中描述西方民主政治演變的基本概念。雖然「左派」和「右派」這兩個辭彙源自法國大革命，它們真正開始擁有深刻的政治意義始自19世紀末，然後在接下來幾十年中的西方工業化及工業化之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變革的激烈政治鬥爭中形成。
關鍵之處在於，所謂「左派」和「右派」只是象徵性的，因為它們代表了相關工業化問題正反兩方面的觀點，雙方對於工業化問題都有很好的論點。正是由於有了「左派」和「右派」的劃分，才帶來了思考，產生了互動，使得大量問題都可以形成理性的妥協。
因此，自1945年以來，人們幾乎普遍接受將「左派」和「右派」作為描述基本政治現實的概念，從而使得西方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內部的相對穩定。中左派和中右派政黨之間的政治爭論通常局限於公平分配的問題，也就是說，是在一個固定的政治框架內分配資源。
但2016年告訴我們，這樣的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有關公平分配的爭論已經很少，1945年以後，全世界都想壓制的「身份政治學」這一惡魔再次露出了它醜陋的頭顱。
2016年已經明確證實，工業化時代有關「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劃分已經不再適用於描述對後工業化社會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的政治討論和競爭。西方今天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如何應對全球化。這是描述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則。
畢竟，首先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所激發的全球化中將西方推進了後工業化階段，導致製造業工作崗位流向新興市場。這對於西方的企業持股人來說是一個福音，但對於西方的產業工人來說卻不是什麼好事。「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模式開始分崩離析。三十年後，我們有了英國脫歐，有了特朗普總統，還可能出現勒龐總統。
在有關全球化的討論中，有一些很好的論點，不論是不受管控的全球化，還是絕對的保護主義，它們都有許多擁躉。因此，要使西方政治生活回歸常態，就必須總結出能夠反映當今現實生活政治分歧的基本劃分方法，而不是將從20世紀繼承的過時概念來套用21世紀的實際問題。新的劃分方法應該體現出一方基本支持全球化，而另一方基本反對全球化。
如果政治討論能夠在這樣一個框架下進行，分歧雙方的合理爭論就能帶來理性的妥協，從而使西方政治學重返分配性爭論的框架，遠離「身份政治學」的危害。
但實際情況是，人們仍然在使用既定的、不合時宜的「左派」「右派」概念來處理問題。例如，「左派」傾向於在多元文化和移民等社會問題上更加國際主義，而在貿易、外包和稅務管理等經濟問題上更加國家主義。「右派」則與此相反。
結果，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英國，贏得大選和全民公決的都是那些通過政策選擇，跨越傳統的「左派」與「右派」分界的政治家。
在美國，特朗普承諾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創造就業，這些措施通常被認為與左翼大政府政治和凱恩斯經濟學有關，但與此同時，特朗普還承諾進行大規模減稅，這通常與右翼的小政府政治和芝加哥經濟學派有關。
在英國，特雷莎•梅政府稱要擁有「合適的產業戰略」，這聽起來很像是20世紀70年代的工黨政府，但與此同時，梅政府又談到要與印度和中國達成新的大規模貿易協定，但如果真的達成這種貿易協定，英國的低端製造業崗位將消失殆盡，雖然這些工作崗位正是梅政府的產業戰略所要保護的。
概言之，如果要在今天的西方國家建立一個足夠贏得政治權力的選民基礎，政治家必須或多或少地摒棄20世紀與「左派」或「右派」相關的傳統立場。
新政治模式正在誕生
2016年已經診斷出西方所面臨的政治弊病，但尚未找到治病的藥方。民粹主義者認識到了底層人民的不滿，從而贏得了權力，但他們並沒有更好的辦法來消除不滿。
不過，從一個積極的角度來看，民粹主義者在英國和美國的勝利可能重啟西方政治學，直視全球化問題，而不會繼續沿用「左派」「右派」的區分方法，從而忽略全球化問題——早就應該這樣做了。
「左派」和「右派」的劃分已經不能正確描述西方的政治分歧，它們是工業化時代的政治穩定遺留給後工業化時代的紀念品。在工業化時代，這種劃分是合適的，但在後工業化時代，它們已經不再適用。不遵從這種劃分的政治運動贏得勝利並非偶然。一種模式性改變已經開始。
但它尚未結束：我們正處於其動盪的轉變階段。除非西方能夠將全球化作為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就像上世紀中葉工業化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一樣），用一種新的方法對政治分歧進行劃分，否則，各個政黨將一直綜合「左派」和「右派」的政策。此時，除了用身份來對他們加以區分，別無他法。
（埃米爾‧辛普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