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只有那麼多，菩薩只能要那麼多

「老的不退出來，新的進不去」

「在今天，退休是件很平常的事，各級幹部都有規定的退休年齡。但是36年前，我父親71歲出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時，在當時人們的眼中，如果他想幹、幹得動，就可以一直幹下去，因為那時候整個國家領導層面上還沒有完善的退休制度。」北京市委原第一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顧委）常委段君毅之女，曾任國家輕工部副部長的段存華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但是，段君毅在1984年卸去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職位，在中顧委開始了他的「二線」生活。那些年，和他同樣卸去一線領導崗位、進入中顧委的還有蕭克、何長工等人。讓領導人「到點退休」，這一改變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轉變，起於鄧小平。

1979年夏天，鄧小平出了趟遠門：在華北和華中地區考察、遊歷月餘，安徽黃山是其中一站。7月13日，鄧小平開始登黃山，兩天後才返回。他登山時歇腳的照片很快流傳開來：卷著褲腿，攥著手杖，精神飽滿。回到住處，鄧小平對記者們說：「黃山這一課，證明我完全合格。」《鄧小平時代》的作者、美國學者傅高義評價道：「鄧小平此行給人留下了身體非常健康的印象，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做什麼呢？黨的建設，為關鍵崗位選出高層幹部，選拔和培養新黨員。」

平考慮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文革」結束後，隨著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進行，一大批遭到迫害的老幹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老幹部們的工作經驗和熱情毋庸置疑，可是歲月不饒人。『文革』10年之後，原本年富力強的一代人已是垂暮之年。即便他們身子骨暫時還硬朗，但終非長久之策，幹部老齡化已成了一個嚴重問題。」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張金才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嚴重到什麼程度？據統計，1979年前後，中管幹部裏60歲以上的占50.55%，其中65歲以上的占26.7%；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和政府領導班子成員平均年齡超過61歲。陳雲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描述：「從中央到縣委，大部分人的頭髮已經白了。』

儘管鄧小平向外界傳遞出自己還有精力工作的信號，但他從不避諱年齡帶來的影響。在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說：「老幹部現在大體上都是60歲左右的人了，60歲出頭的恐怕還占多數。精力畢竟不夠了，不然為什麼有些同志在家裏辦公呢？為什麼不能在辦公室頂8個小時呢？我們在座的同志中，能在辦公室蹲8個小時的確實有，能不能占—半，我懷疑。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就以我來說，精力比過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兩場活動還可以，晚上再安排就感到不行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

類似的話，鄧小平在那段時間提過很多次。在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戴焰軍看來，鄧小平是在「吹風」：「一來，老幹部們剛剛回到工作崗位上，突然讓他們靠邊站，感情上不太好接受；二來，在中國傳統文化裏『打江山坐江山』的觀念根深蒂固，我們黨自然不會延續這種做法，但部分人的潛意識難免這麼想。鄧小平推行領導幹部退休制的想法，是思想觀念上的重大變革，他需要提前預熱。」

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在接見海軍幹部時正式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他用幽默的語言說出了這個破天荒的想法：「廟只有那麼多，菩薩只能要那麼多，老的不退出來，新的進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識地退讓……我們將來要建立退休制度。」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從沒有規定領導職務終身制，但也沒有明確規定領導幹部的任期和退休制度。這導致新中國成立後存在事實上的終身制，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在任上去世的。從更廣的範圍來看，這也是國際共運史上的普遍現象。」張金才說。以蘇聯為例，史達林自1922年擔任黨的總書記，一直到1953年去世，31年裏幾乎從未間斷。此後，除了因黨內鬥爭被搞下臺的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其餘蘇聯領導人都以高齡在任上去世。勃列日涅夫時期，終身制帶來的弊端發展到頂峰。1964年，上臺之初的勃列日涅夫58歲，精力充沛、謙虛謹慎，常和同僚就某個問題平等討論。在他當政中前期，蘇聯步人「黃金時代」。然而，1976年大病一場之後，勃列日涅夫身體日漸虛弱、脾氣暴躁，聽不進任何意見。上世紀80年代後，他變得行動遲緩、思維混亂。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會議上拿錯了稿子，念了很久也沒理會他人的提醒。直到助手把另一份稿子遞到面前，他才明白過來，就以無所謂的語氣說：「同志們，這可不是我的錯。」到他1982年在任上去世時，蘇聯國家機構臃腫，任人唯親和腐敗盛行，國家敗象已顯。「鄧小平打算建立退休制時，勃列日涅夫還穩穩坐在臺上，所以這樣的改革在國際共運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毫無經驗可供借鑒。當然也會有阻力。」

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鄧小平做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也就是「8•18講話」，矛頭直指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弊端……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任何領導幹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限期的。」戴焰軍認為，這番話直指終身制的危害：「終身制容易導致權力集中，甚至出現個人崇拜，這是『文革』發生的重要原因。鄧小平在『文革』中飽受磨難，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

1982年，新中國制定第四部憲法時，對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做了法律上的安排。當時在全國人大憲法修改委員會工作的法學家、後來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大學同窗郭道暉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在制定1982年憲法的過程中，鄧小平不僅把握著大的宏觀原則，也對很多條目提出了具體的意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小平反復強調要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推進任期制，這對1982年憲法有實實在在的影響。經過研究，最終的1982年憲法專門規定了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等重要職位連續任職均不得超過兩屆。這從法理上廢除了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使得之後建立領導幹部退休制的工作有了基礎。」

「中顧委不要妨礙中央委員會工作」

去年12月12日，一條新聞佔據了各大媒體的醒目位置：原中顧委委員韋純束因病醫治無效，在南寧逝世，享年95歲。近年來，每當訃告中出現「中顧委」三個字時，總會引起人們的關注，比如張震、杜潤生、汪東興等。「中顧委委員」的身份標誌著：他們從革命戰爭年代走來，有過卓越的功勳，有過很高的權威。《環球人物》記者幾經周折想尋訪他{門中的健在者，卻難如願：目前十餘位健在者中最年輕的97歲，最年長的102歲，有人語言困難，有人身體狀況欠佳，有人在療養院常住……

時間回到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為推行退休制、安置老幹部，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設置顧問委員會。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說：「中央正在考慮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再考慮……這樣就可以讓一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發揮他們的作用，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

早在1975年，鄧小平就提議軍隊設置顧問組，還考慮了具體方法。隨著他後來再次被打倒，這件事不了了之。此際，鄧小平有機會落實此事，便先從自身做起。1980年，鄧小平帶頭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批准了《國務院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

然而要人們交出權力談何容易。眼看工作遲遲推不動，鄧小平發了脾氣，有一次話說得很重：「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僅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

1982年，經過兩年醞釀，黨的十二大決定正式成立中顧委。+二大結束後，中顧委舉行了第一次全會，鄧小平當選中顧委主任。張金才認為，鄧小平出任中顧委主任體現了他對這項制度安排的高度重視。

段存華至今記得父親進入中顧委後的情形：「我父親1982年成為首屆中顧委常委，由於工作需要，他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任上工作到1984年。雖然沒有馬上離開一線崗位，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未來的事上，比如培養、選拔年輕幹部。這也符合鄧小平的要求，老同志把年輕人『扶上馬送一程』。我印象裏，一些年輕幹部經常向父親請教工作問題，.父親也耐心地指導。退出一線領導崗位後，他也沒有什麼怨言，安心地做起了顧問工作。」

顧問工作具體怎麼做？鄧小平立了規矩：「中顧委不要妨礙中央委員會工作……我們都是老上級、老領導，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牌子硬啊。以後中央委員會成員越來越年輕，越來越是我們的後輩……如果搞的不適當，會帶來不好的影響。」

在「政治待遇不變、生活待遇從優」的基礎上，鄧小平也要求中顧委的老幹部們發揮好參謀和助手的作用，多深入基層、多考察調研。「父親那一批老人對黨和國家的感情很深，即便不在一線領導崗位了，也閑不下來，願意竭盡所能多做些事。在中顧委期間，父親一共跑了27個省市做調研，從汽車工業、外匯儲備再到柴米油鹽，涉及主題很廣，給中央寫了很多建議。但是有一點他非常在意，就是絕對不干涉地方和部門的工作，只把自己的所見所思整理出來以供參考，這才叫顧問嘛。除了自己感興趣的調研，中央有時也派給他們任務。父親曾到四川和新華社調研，瞭解地方和部門的情況，他完成得很好。多年後，我在機場休息室偶遇一位新華社的領導幹部，他對父親當年的調研還記憶猶新，說不愧是老同志，有經驗、有辦法。」段存華說。

中顧委成立時，鄧小平還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軍委主席，精力有限，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了中顧委的曰常工作，但大方向是鄧小平明確的——中顧委就是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他曾說：「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後，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10年，那時我們在座的有幾個還在？所以，顧問委員會是個過渡。」

1985年，葉劍英、黃克誠等人發表公開信，請求完全退休，37位中顧委老幹部也在信上簽名。鄧小平知道後很高興，設宴招待這些老幹部。聽到有人說，要聽中央的話，把退休制度搞下去時，他說：「聽你們這些話，我要幹一杯！」

時間到了1991年，黨的十四大召開在即，中顧委的10年期限將近。曾在中顧委辦公室工作的王曉中說：「當時有相當一部分老幹部要求保留中顧委，但鄧小平決心已定，不再多說一句話。」此時，陳雲已接替鄧小平擔任中顧委主任，有人到上海請示正在休養的陳雲。陳雲說得很乾脆：「我考慮了，十四大以後我不再幹了。至於中顧委以後還設不設，請你們研究。」張金才認為，改革開放之後，在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上，鄧小平和陳雲的意見是一致的。

原中顧委副秘書長黎虹回憶道，1992年，十四大召開前3天，’中顧委存廢的爭論仍在繼續。那天下午的大會上，薄一波說：「+四大後不再設中顧委，小平同志兩年前就在考慮這件事，我當時表示中央怎麼決定我就怎麼執行。只不過出於紀律，我沒和別人講。陳雲同志也是這個意見，我們只有執行，不能有別的想法！」說到這裏，會場漸漸地響起掌聲，薄一波接著說：「掌聲表示大家同意，這事就這麼定了。」會場的掌聲更為熱烈，歷史的難題在鄧小平的堅持下，就此化解。隨後的十四大上，中顧委如期撤銷。

「在中顧委撤銷與否的問題上或許有些爭論，但我認為主要是有些老同志還放心不下。他們畢竟為黨和國家工作了一輩子，操心操慣了。真到了徹底退休的時候，我沒聽到父親和那些叔叔們有一句怨言。像我父親，和退休前沒什麼兩樣，還是關心著國家大事，到處走走看看，在家裏待不住。只不過，完全是以一個退休老黨員的身份了。」段存華說。

「年輕的同志可以提到前面一點」

「老的退下來，攤子交給誰，是一個大問題。『8•18講話』中，鄧小平把幫助選擇接班人視為老幹部的第一任務。」戴焰軍說。1979年前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提拔了一些年輕幹部，但遠遠不夠。當時，一個省級黨委的成員往往有十七八個，甚至更多，年輕幹部的名字總是出現在名單末尾，似乎只是陪襯。

1981年，老幹部退休的制度有了初步進展，但提拔年輕幹部的工作依然緩慢。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會後鄧小平對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專門說起了這個問題：「培養選拔中青年千部這個問題太大了……現在解決這個問題已經十分迫切了，再過三五年如果我們不解決，要來一次災難。」鄧小平還表揚了主動讓位並推薦年輕人接替自己的水電部老部長劉瀾波，建議大家向他學習。

第二年，黨的十二大召開，共選出348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其中第一次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有211人，60歲以下的有171人。十二大閉幕後，鄧小平專門接見了39名新當選的年輕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這些年輕人進入大廳時，中組部的工作人員一一唱名，向鄧小平介紹他們的情況，其中包括了曰後人們耳熟能詳的那些名字：胡錦濤、李瑞環、宋健……「那天看到這麼多年輕確，鄧小平很高興。」張金才說。

1983年2月，鄧小平在上海考察時召集市委的領導，談起上海領導班子的組成問題。鄧小平拿著上海市委推薦的中青年幹部名單，雖然名單上的18個人他都不是非常熟悉，但他很滿意：「上海人才多，合格的人也多。60歲的只能再幹五六年了，你們提的名單中有5個50歲以下的，可以了。」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在一旁補充說，把「踩線的」（整50歲）加上是7個。「年輕的同志可以提到前面一點。我相信市委、市人事安排小組、中央工作組考察的結果。」鄧小平回應說。一名當年的年輕幹部回憶起這段歷史，感慨地說：「1983年上海調整市級領導班子，選了18個人，都在四五十歲左右。陳國棟比當時年齡最小的吳邦國大了31歲，比我大28歲，算我們的父輩。這些老領導與我們素不相識，通過全面考察後，在實踐中培養我們。」

在鄧小平的帶動下，提拔有能力的年輕幹部成為黨內共識。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原委員長萬里之子萬伯翱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我父親也會向上級推薦有能力的年輕人，比如田紀雲、李鐵映等人，應當說他這是響應了鄧小平的號召。當年小崗村搞『大包乾』時，父親正在安徽任職，他非常賞識滁縣地區年輕的地委書記王郁昭。」1982年，王郁昭升任安徽省委常委，後來歷任安徽省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據王郁昭的秘書回憶，王郁昭晚年曾說，當年萬里提拔年輕人的魄力對他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萬伯翱說。

「我最後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

2016年12月，習近平在中國國家主席任上第七次會見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歷史的軌跡充滿了必然的巧合——1985年，基辛格訪華時，會見他的是決意徹底退休的鄧小平。「博士，咱們是朋友之間的見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經準備退下來了，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制度。中國現在很穩定，我也放心。」在基辛格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一書中，這樣描述那場影響中國曰後政治生態的「老人退，新人進」的情形：「鄧小平採取了許多措施來結束傳統做法——只能由現任死亡或者喪失天意而換代，這一標準不僅規定任職無限期，並誘發混亂……他逐漸撤出最高辦公室，他是現代中國第一個如此做的領導人。」

1986年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和陳雲、李先念約定「一齊退下來，而且一退到底」，不僅退出中央委員會，而且不再擔任任何職務。但事關重大，中央對鄧小平的要求很慎重。王震找到聶榮臻徵求意見，沉思半晌後聶榮臻說：「我認為，現在是過渡時期，小平可以不參加常委會。但全退了，不當軍委主席，一旦有事怎麼號令全軍。只有他鎮得住，他在軍隊就不會有問題。所以，我建議小平還不能全退。」中央經過研究後，王震給聶榮臻送來鄧小平的回饋——「聶老總考慮得真周到」，就這麼辦吧。

1987年的+三大上，中央決定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半退」，三人分別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和全國政協主席。與此同時，聶榮臻、徐向前、鄧穎超和彭真的「全退」請求得到了批准。「年輕領導人的資歷和威望與鄧小平相比差得太多，黨內要求鄧小平在這個關鍵時期繼續領導改革開放的呼聲很高。當時，國際局勢也不是很穩定，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局勢陸續開始出現動盪，鄧小平再留一段時間很有必要。」戴焰軍說。

雖然鄧小平「全退」的願望暫時沒能實現，但是推進領導幹部退休制和年輕化並未因此放緩腳步。據萬伯翱回憶，包括父親萬里在內，很多老幹部紛紛表示要給年輕人讓路。「在請退的老一輩人中，我父親是最年輕的，鄧小平當面表示了感謝。他說：『萬里同志，謝謝你。你肯帶頭這麼做，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父親相對年輕一些，主動請退帶動作用會更好。後來的結果也是這樣，父親在身體不錯的情況下，提前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職位上退了下來。」最終，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齡，從+二屆一中全會時的73.8歲下降到了63.6歲，年輕了10.2歲。

時間很快來到1989年。6月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增選了政治局常委，新的中央領導層基本形成，3個月後，他們來到了鄧小平的住處。鄧小平開門見山地說：「今天讓大家來，還是商量我退休的事。」有人想開口說話，鄧小平揮了揮手：「退是退定了，退了很有益處。」此時，政治風波剛剛平息不久，人們希望鄧小平繼續掌舵。於是，他耐心地解釋：「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崗位上去世，世界會引起什麼反響很難講……我過去多次講，可能我最後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在張金才看來，這是鄧小平的政治智慧：「他一直希望建立退休制度，曾幾次說過，人老了說不定哪天就走了，如果那樣可就真成了終身制了。」

就在那天，鄧小平向政治局提交了辭職信。兩個月後，十三屆五中全會表決通過鄧小平的退休申請。消息傳來，在家等候的鄧小平如釋重負，立即乘車來到了會場。在人們的掌聲中，這位八旬老者有些激動：「感謝同志們對我的理解和支持，全會接受我的退休請求。衷心感謝全會，衷心感謝同志們。」

11月13日，鄧小平在工作崗位上會見了最後一批外賓——日中經濟協會訪問團。他平靜地說：「你們將是我最後會見的一個正式代表團，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客人和記者們當然明白這句話的分量，會見結束後紛紛擠上前去要和鄧小平合影。他微笑著默許人們不停地調換位置，以便離自己更近一些。

在距離這一幕27年後，又一輪省級黨委換屆在全國相繼進行。2016年上半年，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和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年滿65歲，到齡離任。郭庚茂的離任感言是「愉快地從河南省的主要領導崗位上轉下來」；趙正永的離任感言是「幹部新老交替是我們黨的重要制度和一大優勢」。到了2016年下半年，在完成了省級黨委換屆的14個省、自治區的常委班子裏，「60後」幹部成為中堅力量，其中「65後」13人，「70」後1人，1970年出生的江西省委秘書長劉捷成了全國首位「70後」省委常委。退休與新老交替成了今日中國政治生活的常態，也是今曰中國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環。

不論是黨章還是憲法，都明確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確立了到站下車、到期就退的任期制，至今仍被嚴格遵守。黨章第六章第三十六條規定：「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於繼續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規定退、離休。」這一規定是在1982年鄧小平主持開幕的十二大上首次寫進黨章的，保留至今。憲法則是在第三章有關國家機構的部分，明確規定了國家主席和各級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的任期，同樣是1982年在鄧小平支持下制定的，有關條款沿用至今，幾乎未變。這保證了權力交接、運行的平穩。重視年輕幹部，提倡幹部「四化」，與如今選擇幹部堅持德才兼備的原則，在精神內核上也是一致的。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說，鄧小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無疑也是內涵之一。

（李靜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