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共產黨，簡稱「台共」，是一個令大陸民眾感到陌生的名字。而由於政治的禁忌，即使在島內，台共的歷史長期以來也一直埋藏在「地下」，不為人知。近日，臺灣作家藍博洲的紀實作品《台共黨人的悲歌》由中信出版社在大陸出版，為人們揭開了這段塵封歷史的一角。根據書中內容我報導」將台共歷史做一簡單勾勒，以飧讀者。

台共誕生與時代格印

1921年前後，共產主義運動通過兩種途徑傳人日本佔據下的臺灣：其一是在東京與曰本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的臺灣留學生，其二是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與吸收的在大陸的臺灣學生。

1928年4月15日，臺灣留俄學生林木順、翁澤生、謝雪紅等人在上海集會，決定成立「臺灣共產黨」，推選林木順、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蔡孝乾等五人為「中央委員」，以翁澤生、謝雪紅為「候補委員」，並決定以現有「臺灣文化協會」及「台灣農民組合」為活動中心。共產主義對臺灣社會運動的影響逐漸擴大。

值得一提的是，台共的誕生也帶著時代的烙印。據「二二八」事件後被迫流亡大陸的老台共蘇新在未完成的遺稿《臺灣共產黨的歷史》中說，臺灣共產黨的成立、發展以至消亡，始終與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人民的殘酷統治和臺灣人民的頑強反抗連在一起。但在組織上，台共有「三不像」：

第一，它成立時，是作為日本共產黨的一個「民族支部」（叫「臺灣民族支部」），組織上、名義上屬於日共。但是，日共從來就沒有有效地領導過它。第二，它成立後，由於日共於1928和1929年先後遭到大破壞，台共與日共的關係被切斷。因此，台共的領導機構不得不通過臺胞中的中共黨員（翁澤生等），求助於中共中央。因此，台共雖與中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比較多地得到中共中央的領導。第三，1931年2月間，共產國際東方局派人到臺灣，召幵臺灣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臺共名義上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但實際上台共是通過中共中央，接受東方局領導的。

說它是日共的一個支部，不像。說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不像。說它是中共的一部分，但又沒有組織關係，也不像。總之，臺灣共產黨成立時是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後來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但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受中共的影響較大。

1931年，日本殖民者大肆逮捕台共黨員，謝雪紅等100多人被捕，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被解散，台共組織被迫停止運作。但老台共成員謝雪紅、廖瑞發、楊克煌、蘇新、王萬德、林曰高等以不同形式堅持鬥爭，終於在1945年臺灣光復後發揮重要作用中共臺灣省工委與「二二八」事件

1945年抗戰勝利，臺灣回到祖國懷抱。中共中央對臺灣工作十分重視，派出精幹的台籍幹部，赴台重建組織。8月，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為臺灣彰化人，是老台共成員中唯一參加過長征的人物，曾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

與此同時，謝雪紅等原台共黨員也在島內重新聚集起來，自發地重建臺灣共產黨。1946年1月5日，謝雪紅、楊克煌、楊來傳、王天強等成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簡稱「籌備會」）。台共的「三不像」已成為過去，它作為中共領導下的一個地方組織已很明確，但組織上的整合仍需要時間。

本書的主人公，1910年出生於臺灣嘉義的張志忠，恰好是這一過程的核心人物之一。作為中央派出的首批人台幹部，他有臺灣省籍的優勢，同時也有在八路軍一二九師長期工作的經歷。而他又曾是舊台共的成員，人脈廣闊，這些都成為他開展工作的有利條件。本書即從張志忠的經歷切人，帶領讀者一窺這段波瀾壯闊而又湮沒無聞的歷史。

1946年4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入台，與謝雪紅見面。6月，張志忠和楊克煌等人，舉行了「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聯席會議，決定籌備會解散，其組織和成員均受台工委的領導。

7月，蔡孝乾回到臺灣，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從書中披露的史料看，此後張志忠等人奔走於臺灣南北各地，與簡吉等日據時期的著名農運領袖建立聯繫，為未來的革命進行準備。

1947年2月27日，因臺北專賣局查緝員取締煙販而引發衝突，大批民眾於次曰發動大規模請願示威，而陳儀當局的處理方式未能平息民眾鬱積已久的憤怒。當時國民黨駐台軍隊軍備不足，抗議民眾衝擊軍械庫，獲得槍支彈藥，形成武裝衝突的態勢，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就此爆發。

根據本書披露的史料，張志忠領導的共產黨員及其週邊組織，在「二二八」事件中曾搶搬國軍的軍械庫，還曾把嘉義、台南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起來，統籌指揮。當時戰況激烈，全台多地民眾均成立了自治政權與軍事組織。在台中，舉行了市民大會，群眾逮捕了台中縣長劉存忠，並包圍警察局，押收武器。後又成立「人民政府」與「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由謝雪紅擔任總指揮，並於3月3日攻下臺中黨、政、軍、憲機關。

儘管起義形勢高漲，但由於各地軍民之間沒有橫向聯繫，缺乏統一指揮與呼應配合，加之國民黨從大陸調來的援軍開到，「二二八」起義在一周後陷人低潮，謝雪紅、楊克煌、張志忠等人商定，挑選民眾武裝中最精良的隊伍編為「二七部隊」，向南投埔里、竹山等地撤退，準備上山打遊擊。後來，謝雪紅、楊克煌等人根據中央命令撤退到香港，蔡孝乾、張志忠等留在島內繼續開展工作。

「二二八」事件並非共產黨人策動，而是源於當地民眾對國民黨惡政的自發反抗，但共產黨人因勢利導，展開大量有組織的武裝和政治活動。根據臺灣「安全局」的檔案二二八」事件時僅有70餘名地下共產黨員，1948年6月即發展到約400人，到1950年8月國民黨展開全面逮捕時，已發展到900餘人。

根據1984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資料彙編二二八事件」後，中共在臺灣的組織明顯擴大，以臺北區為例：「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有9個支部，「臺北市學生工作委員會」有3個支部郵電職工總支部」有2個支部，計有黨員163名。到1949年底，中共在臺灣有17個「市（區）工委」及205個支部，近10個武裝基地。另有3個全省性的「工委」專做學運、工運及高山族工作。

「那些曾經積極參加‘二二八’鬥爭而倖存的臺灣青年學生與社會精英，一方面已經對‘白色祖國’徹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也在鬥爭中，認識到日據以來臺灣左翼運動的前輩們英勇無私的戰鬥和犧牲，因而很快就在失落一時的身份認同上，找到新的階級與民族的認同。」當年的臺灣地下黨員吳克泰回憶說，這些臺灣青年精英勇敢地加入了中共在臺灣的地下黨組織，為整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繼續奮鬥。

中共在臺灣的悲壯一頁

歷史的洪流繼續洶湧前進著。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20日起，臺灣全省開始戒嚴。此後台立法機構通過針對「匪謀」的《懲治叛亂條例》。臺灣省警備司令部發布戒嚴時期法令，禁止一切「非法」集會、結社、罷工、罷課、罷市。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在臺灣的地下組織加緊了捜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2月31日，張志忠一家三口在臺北被捕。

此後，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組織部長陳澤民、宣傳部長洪幼樵等重要幹部先後被捕。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諶之（朱楓）、台「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等也遭逮捕。中共在台系統遭到重大破壞。

1950年3月，蔣介石在臺北復職。5月13日，蔣經國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身份在臺北記者會上宣佈，破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宣佈蔡孝乾等人已變節「轉向」。次日，台《中央日報》登出蔡孝乾等署名的《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呼籲全省黨員向當局自首。

儘管出現了領導層叛變等重大挫折，但仍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員，在現今桃園、新竹、苗栗一帶的山區流亡，堅持最後的鬥爭。1950年4月，中共中央對臺灣的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採取「合法性」「社會性」「地方性」之鬥爭方式，將主力轉人鄉村山區，並選擇有利地形建立武裝基地。

1950年5月，台「安全局」為擴大事功決心將匪重整後臺灣省委組織全部予以撲滅」，於是決定成立由臺灣省情報委員會、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臺灣省調查処三單位組成的「特種聯合小組」，專門偵破此案。

新成立的「特種聯合小組」通過佈置內線，對重整後的臺灣省委組織進行滲透、破壞，相關情治單位也運用被捕後「自新」的共產黨員，不斷發動心理喊話。1952年4月特種聯合小組」通過安插的內線，在苗栗的一處山洞設伏，在激烈的搏鬥之後，將在此藏身的蕭道應（共產黨員、原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主任）逮捕。隨後又誘捕了省委會的重要成員陳福星與曾永賢。

此後，台當局制定了「肅清殘匪計畫」，通過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方式，摧毀台共的剩餘組織。至1953年3月，中共在臺灣的黨員幾乎全部被逮捕，最後一絲火焰被撲滅了。儘管身陷牢獄，但身為臺灣省工委武工部長的張志忠一直堅貞不屈，他沒有選擇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等人的「自新」道路。據獄友陳其昌回憶，張志忠每天一早起來，總是如常地唱《赤旗歌》或《國際歌》鼓舞難友，並安靜地閱讀獄中只能看到的共產主義批判之類的書。張曾對他說過：「我每天等著他們來槍斃我!」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被押赴刑場槍決。他的坦然赴死，贏得了難友甚至劊子手的尊敬。

直至今日，臺灣白色恐怖時期遭迫害的人數仍舊只能根據民間統計。1992年起，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開始在槍決地下黨人的刑場馬場町公開追悼死難者，初期能掌握的死者名單僅1010人。而據臺灣左翼作家陳映真的估計，1949至1953年間，臺灣當局槍殺了近5000人，把8000至10000人投獄。而根據美國作家陶涵在《蔣經國傳》中公佈的數字，整個戒嚴時期台灣當局處死了約4500人。

為了忘卻的紀念

往事並不如煙，台共在臺灣近代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正如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在本書前言中所說：在台共的人物譜系中，我們可以找到翁澤生、王萬得、謝雪紅、蔡孝乾、李登輝等各色人物，他們經由不同道路參與過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又在殘酷鬥爭的時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奮鬥、犧牲、堅守、疏離、投降和背叛是描述這一時代不同政治選擇的基本語彙。張志忠和他們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軌跡，共同折射出大陸和臺灣曲折、複雜的現代歷程。

謝雪紅，在「二二八」起義失敗後轉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11月發起組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後擔任主席。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大表大會代表。]970年11月5日在北京去世。

蔡孝乾，叛變後加人國民黨，後任台當局「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1982年10月在台去世。

張志忠的妻子季沄，1950年11月即被槍決。張志忠的兒子楊揚，1968年元旦在臺北自殺。這一家三口的墳墓，座落在嘉義新港通往雲林北港的縣道公路旁一処蔓草叢生的墓地裏。

1993年12月，《台共黨人的悲歌》的作者藍博洲歷經多年探聽尋訪，找到了蟄居嘉義市區的張志忠的弟弟張再添先生，在他的帶領下驅車前往這處荒涼的墓地，尋找墳塚，向張志忠、季沄與楊揚祭拜致意。藍博洲慨歎道：「幾十年來，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一家三口的簡陋墳墓。更沒有人想到，這座尋常的墳墓竟然埋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臺灣近現代史，以及被黑暗的歷史侵奪的一家三口的悲劇吧。」

藍博洲說，不管是同情、尊敬或是敵視，在國際冷戰與國共相爭的「雙戰」架構下所造成的海峽分斷、民族分裂的不正常歷史條件長期形塑的莫名的「反共意識」播弄下，張志忠與季沄的歷史仍然要長久被湮滅。

「儘管如此，我卻更加相信，就像魯迅在紀念左聯五烈士犧牲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中所說，只要把它記錄下來，『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吧!」他說。

（查文曄、陳鍵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