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往年，中聯辦繼續舉辦與本澳傳媒負責人的春茗。其中在「澳門中文傳媒負責人春茗」上，中聯辦副主任薛曉峰致詞時對澳門新聞界過去一年所做的成績表示肯定，對新聞界同仁自覺堅守傳媒的社會責任，為維護澳門社會繁榮穩定所作出的積極貢獻表示敬意。他勉勵澳門新聞界在新的一年繼續弘揚優良傳統和愛國愛澳的主流價值，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釋放更多更強正能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推動澳門更美更好更繁榮而奉獻澳門傳媒人的力量。

薛曉峰向澳門新聞界提出五點希望：一是進一步將傳媒的社會責任履行好。他表示，近日適逢習近平主席去年二月十九日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一周年，希望澳門新聞界切實履行好「政策主張的傳播者、時代風雲的記錄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公平正義的守望者」的社會責任，繼續高舉愛國愛澳旗幟，秉持理性、客觀、公正的專業理念，發揚敬業、樂業、奉獻的職業精神，一如既往「鐵肩擔道義」，精益求精「妙手著文章」，不斷提高水準、完善自我，為保持澳門正面積極、理性平和的社會輿論，推動澳門「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二是進一步把「中國聲音」唱響唱亮。希望澳門新聞界善於站在國家發展大局和全域高度，充分發揮澳門傳媒在對外傳播中的獨特影響和作用，向澳人、國人、世人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在日常宣傳報道中，多關注宣傳祖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項事業發展，深入宣傳中央政府的各項重大路線方針政策，廣泛宣傳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取得的巨大成就，唱響愛國愛澳主旋律，將「中國聲音」與「澳門故事」統一起來，不斷增強澳門居民、海外華人華僑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不斷凝聚中華民族的正能量。

三是進一步將「澳門故事」講深講透。希望澳門新聞界運用手中的生花妙筆和出彩鏡頭，把「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經驗」轉化成為生動鮮活、有深度又有溫度的新聞報道，把精彩的「澳門故事」講深、講透，讓廣大澳門居民以澳門為榮，讓國人、世人更深刻地認識瞭解澳門，從而更加堅守「一國」之本，更加善用「兩制」之利。

四是進一步把新媒體融合工作謀劃好。他希望澳門新聞界進一步提高認識，搶抓機遇，認真謀劃推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通過改革創新不斷擴大自身影響力，共同推動澳門新聞事業更上一層樓，為宣傳好、服務好澳門「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五是進一步加強新聞人才隊伍建設。希望澳門新聞界進一步重視新聞採編和經營人才隊伍建設，著重加強青年新聞業務骨幹及青年「網紅」、媒體「大 V」等人才的培養，努力建立一支能適應當前新聞業發展需要、知識結構和專業素質較強的全媒體人才隊伍，不斷創新和提升澳門傳媒的傳播力、影響力和引導力。

其實，今年的中聯辦傳媒春茗活動與往年相比其實頗具「新」意：其一是，不再將日報、週刊、期刊分開進行；其二是，無論主持春茗的文化教育部副部長趙川東，還是發表重要講話的中聯本副主任薛曉峰，都曾經是資深的傳媒工作者。如此，今年中聯辦的傳媒春茗可謂是同行的交流、自家人的閒話家常。談及的內容也是更加的務實。過往中聯辦負責人對本澳傳媒講話的內容基本結構大概就是肯定傳媒的工作、提出新的希望，再從宏觀角度對傳媒的發展發表幾點看法。卻較少會在具體方法論上給出明確的表態。而薛曉峰副主任的講話，雖然基本結構也是沒有怎麼變動，但卻在「新媒體融合」、「改革創新」方向上有所深化，且對「網紅」、「大V」這些流行詞語信手拈來，尤其是著重了新聞界青年人才的隊伍培養的問題，不僅更接地氣、更具實操性，也是真正直面澳門媒體生存與發展大計的真知灼見。

綜合薛曉峰副主任的五點希望，包括：進一步履行傳媒社會責任、唱響唱亮「中國聲音」、講深講透「澳門故事」、把新媒體融合工作謀劃好、加強新聞人才隊伍建設。其結構思維可謂嚴謹，其中履行社會責任是目的和追求；唱響唱亮「中國聲音」、講深講透「澳門故事」是履行好社會責任的實際表現；把新媒體融合工作謀劃好則是探究具體可用的方式方法；而加強新聞人才隊伍建設則是根本的基礎所在，更是媒體良好履行社會責任，傳承優良傳統的根本。

首先，我們說媒體的社會責任。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媒體必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一點毋庸置疑，而媒體的社會責任主要就是表現在社會輿論的構建和傳播，乃至主流輿論和意識的引導上。可以說，本澳傳統媒體，尤其是愛國愛澳媒體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都很好的在主動履行這一社會責任。但也不可避免的成為某些勢力的攻擊目標，記得在上一個立法會選舉年的中聯辦與傳媒春茗中，時任中聯辦副主任李本鈞就曾經因表態「（傳媒應）恪守職業道德，把澳門社會主流意識引導好，把澳門居民心聲反映好，對得起社會期待，經得住歷史檢驗。」而遭到另些所謂「媒體人」的反對，並遞信中聯辦表示「向讀者提供不偏狹的觀點，以及追求事實真相是傳媒工作者的責任。新聞雖有引導主流意識的作用，但觀乎開放進步的社會，讀者應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權利，非由傳媒引導。要求對希望傳媒能引導社會主流意識的言論解畫」。其實只要稍微具有傳媒經驗和社會常識就能看出該些人士想要表達的是居民接收資訊和獨立思考判斷權利的問題，這與傳媒的社會責任根本就是兩個雖有關聯，但實際相對獨立的命題。若按照他們的觀點，現時他們所代表的媒體之前和之後的出版及發行中，對新聞內容的選擇和自我言論的發聲豈不是也不應該追求為別人所認同？更不應該獨立表達出本身的觀點，否則就是對居民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干擾。倘真是如此，這樣的媒體存在就是沒有必要的，我們無法看出它對社會承擔何種責任。

傳媒社會責任是指作為責任主體的大眾傳媒在某一特定時期以一種有利於「公共利益」的方式從事資訊收集、生產、傳播的行為與活動,並且在這些行為與活動中承擔相應的後果。傳媒社會責任的指向是公共利益,傳媒在傳播活動中是否盡責就看傳播行為是否符合或有利於公共利益。在本澳回歸後「一國兩制」正式確立，在此基礎上面對新形勢、新挑戰，與全澳各界共同努力，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已經成為傳媒最大的社會責任所在；而在具體運作上，傳媒則必須在道德與法律的框架下，履行自己的使命，既不斷發展和壯大自身，更要發揮獨特的社會作用。其中最大的作用當屬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傳媒的資訊收集、生產、傳播的行為與活動無不是為這個目標而進行。所要達到的最終效果也是要實現「公共利益」，具體來說就是要為特區穩定發展而努力。而這也正是最為重要的「社會主流意識」，相信對這一主流意識，絕大多數的居民不會考慮是否應該去引導，而是必須去確立，因為這符合最廣大市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說，以引導主流意識為主要內容的傳媒社會責任是一個客觀標準，但也有其主觀性。傳媒社會責任的主觀性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媒社會責任的最終實現者——傳媒從業者決定了傳媒社會責任的主觀性。作為個體存在的從業者有著不同的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識,這些個性化的因素構成了個人的道德價值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他們對責任的認知和責任履行的程度。在承擔傳媒的社會責任時,個人的道德價值體系不可避免地會滲透在其行為中,使社會責任的結果帶有主觀性。即使這一責任是集體行為,期間的個人烙印也是難以消除的。二是對傳媒社會責任的評價是主觀的。比如傳媒發佈的一條新聞,有人認為傳媒盡到了社會責任,也會出現相反的意見。當然,評價的主觀性並不否定主流價值判斷的存在。

傳媒社會責任除了有主客觀的分野與統一之外，還有其他的幾對矛盾存在。研究學者認為：傳媒及其從業者承擔社責任既有強制性的一面,又是主動行為的結果；是自覺性與強制性的統一,或者說是自由性與規範性的統一。文明社會起初對傳媒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自由」，只有如此才能令傳媒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但是後來由於傳媒自由主義理論自身的缺陷及傳媒濫用自由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問題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引起人們的關注。至1947年,以羅伯特•哈欽斯為主席的新聞自由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發表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標誌著西方傳媒社會責任理論的提出。60多年來,社會責任論在世界範圍內大行其道,成為新聞傳播領域的主流理論之一。具體來說,大眾傳媒在承擔社會責任時,有三種責任承擔形式:一是以社會心理意識約束力為表現形式的道德責任;二是以社會團體約束力為表現形式的紀律責任;三是以國家強制力為表現形式的法律責任。前者重在自覺性，後兩者則是規範和強制性。

此外，一方面,傳媒與社會的聯繫決定了傳媒社會責任的無限性;另一方面,傳媒力量和活動範圍的有限性決定了其承擔社會責任的有限性。這一統一關係也可描述為傳媒社會責任的無條件性與有條件性的統一。傳媒社會責任的無限性源於傳媒與社會聯繫的廣泛性。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充斥在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傳媒對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輻射日益加強,對人們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日益深入。作為個人社會化的重要工具,現代社會的黏合劑,傳媒要呈現與闡明社會目標與價值觀、促進社會整合、引導社會發展,其社會責任可說是無限的。與此同時,作為具體的傳媒組織總是處於特定的時空環境中的,由於受到這樣那樣條件的限制,其發揮的作用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其社會責任也是有限的。

其次，我們說唱響唱亮「中國聲音」、講深講透「澳門故事」是履行好社會責任的實際表現。正如早前同為中聯辦副主任的姚堅曾表示，當今世界的主題是「開放」澳門的傳媒雖然是立足澳門，但澳門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可能從中割裂開來，而澳門與世界的聯繫更不用說，不僅不能割裂而且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之一，還有著連接世界的獨特優勢。那麼，澳門傳媒所應承擔的「有限」社會責任就應該得到「無限」的擴展，至少是要為國家承擔社會責任，那麼唱響唱亮「中國聲音」就可以理解了。至於講深講透「澳門故事」也不僅僅是我們前面大費篇章所說的在本地履行社會責任所產生的影響，更有在更廣範圍內澳門所帶來的正面和積極效應。

另外，媒體社會責任能否良好履行，不僅僅是取決於媒體在與社會的交互過程中如何表現。更取決於媒體自身的內在因素。而這一內在的因素也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基本的生存問題，二是更高一個層級的發展問題。

先說生存的問題，澳門的社會現實決定了，絕大部分的傳媒機構不得不時刻面對生存的考驗，尤其是在體量上來講，澳門沒有大型的綜合性傳媒集團，而且從市場來講本地市場也難以孕育出這樣的傳媒機構。所以，本地以小型傳媒機構為主。與其他企業一樣，也都時刻受到人員、資金等運營方面的困擾，稍有不慎就會陷入經營困境，如此談何履行社會責任？說不定還會出現資本干擾而出現違背職業道德的現象。雖然這一個問題在本澳並未凸顯，但也應值得警惕，因此為促使媒體社會責任的更好履行，應當運用社會資源給予幫扶，真正讓媒體稱為社會公器。

媒體生存的另一個關鍵點來自於傳媒行業的自身發展規律，從世界範圍來看，傳媒不可避免的經歷著傳統媒體向新媒體的轉型，姑且不討論新媒體的概念是否正確，但新的傳播媒介確實是在瓜分這傳統媒體本就不大的市場生存土壤。外地確實有傳統媒體的轉型成功案例和經驗，但本地受限於新媒體所必須依存的互聯網基礎較弱，至今本澳仍未有傳統媒體敢輕易嘗試轉型，如此一來，不僅會與依託新媒介方式出現的傳播機構距離越來越遠，而且隨著互聯網對地域藩籬進一步的打破，外界媒體也會成為未來本澳媒體的勁敵。生存環境只會越來越惡劣。薛曉峰副主任相信也正是基於此才提出「把新媒體融合工作謀劃好。希望澳門新聞界進一步提高認識，搶抓機遇，認真謀劃推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通過改革創新不斷擴大自身影響力，共同推動澳門新聞事業更上一層樓」。願望雖然美好，但需要走的道路還有很長。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個順應趨勢的融合對本澳傳統媒體而言，確實是機遇。也是關乎未來的發展。

另一個發展層次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及順應新媒體融合的方面，如果將其認為是行動的話，那麼實踐這一行動的根本就是人。以筆者十幾年的媒體從業經驗而言，澳門擁有兩岸四地，乃至大中華地區最為傳統的媒體生態，儘管其正在遭受衝擊和破壞，而維繫這一傳媒生態的媒體前輩更是業界翹楚，無論是其個人能力還是經驗都是社會的寶貴財富。也正如薛曉峰副主任的評價：新聞界同仁自覺堅守傳媒的社會責任，為維護澳門社會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值得表示敬意。要實現澳門媒體優良傳統的傳承，除了繼續依賴於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的辛苦耕耘外，適應新形勢、新趨勢，也需要年青一輩的加入。特別是一批「適應當前新聞業發展需要、知識結構和專業素質較強的全媒體人才隊伍」，才能「不斷創新和提升澳門傳媒的傳播力、影響力和引導力。」而值得關注的是薛曉峰副主任特別提到了經營人才隊伍建設，其實又客觀回應了前面我們所提到的媒體生存問題的關鍵點。筆者認為，在當今的媒體發展趨勢下，其實市場經營與媒體責任的履行之間的關係已經與以往大有不同，如果說過往兩者之間還存在著矛盾或者是一定程度上「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兩難抉擇的話，現在新媒體，或者說新媒介的湧現，正在從形式上提供更多的選擇和機遇，由表及裏的促使兩者更好的有機融合。

或許，這可以成為本澳媒體在考慮生存與發展關係問題上的一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