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屆加速度。

自去年「兩會」結束到今年「兩會」召開之前，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更換了行政首長。其中的11次調整，集中在2017年頭一個月裏。僅1月20日一天，就有北京、上海、浙江、重慶、青海、湖北六地政府集中換帥。

至此，地方人事大局逐步確定。山東省長郭樹清因調任銀監會主席，已不再擔任山東省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但他仍將繼續作為山東代表團的全國人大代表。

在這個換屆年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新省長們將會如何描述未來五年各地的發展思路，值得外界期待。

不簡單以年齡劃線

對於副省級官員而言，60歲曾是個重要關口。按照過去的慣例，副省級官員一般會在60歲左右退出一線崗位，而如果晉升正省級，則可以幹到65歲。

巧合的是，2016年，有兩位官員在自己60歲生日的當月，獲得晉升。

3月，遼寧省紀委書記林鐸調任甘肅省委副書記，後任代省長，兩個月後「去代轉正」；9月，工信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局局長許達哲「調任」湖南，擔任省委副書記、代省長，三個月後當選為省長。

此前，福建省長于偉國、海南省長劉賜貴、江蘇省長石泰峰，也都是在離60歲生日不到一年上任的。

十八大前的那一輪換屆中，中央曾規定省委常委提名人選年齡不超過58歲，省委書記及省長的提名人選年齡不超過63歲。

從本輪換屆情況來看，相關人選年齡並沒有突破上述規定。

201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明確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和「一刀切」，特別是「不把換屆提名年齡作為平時調整的年齡界限」。

不是在班子裏排位越靠前，提拔越快。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布小林，此前擔任統戰部長，在常委中原排名第七。

大部分官員由副省級晉升正省級，有部分官員原本已經是正省級（正部級）。他們分別是北京市長蔡奇、浙江省長車俊、貴州省長孫志剛。

廣東省長馬興瑞、遼寧省長陳求發、湖南省長許達哲，都曾擔任過工信部副部長和國家航天局局長的職務。河北省長張慶偉則曾擔任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載人航太工程副總指揮和繞月探測工程領導小組組長。

省長的影響力

2017年2月24日，山東省長郭樹清赴京履新銀監會。從出發送行到高鐵接站，都引來了媒體的追蹤。

省長（即將）調整的影響可見一斑。

2016年12月30日，黃奇帆卸任重慶市長，由張國清接任。黃奇帆任內前5年，重慶房價僅僅上漲了12%，被視為房地產市場的「一股清流」。

在消息正式宣佈的半個月前，重慶房市已出現一些躁動。2017年元旦過後，重慶新建商品房周成交面積突然躥至129萬平方米，而2016年11月，這一資料尚在55萬至76萬平方米之間浮動。

對此，重慶國土房管局一連下發三道調控令，但市場仍不見降溫。1月13日，新市長張國清緊急簽署了一道政府令，提出限制「三無人員」入渝購房後，狂熱的樓市瞬間降溫。

在與炒房團的突襲戰中，張國清贏得了市民的好評。與黃奇帆一樣，他也專長於經濟。他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帶領中國兵工集團成為首家營收邁上3000億元臺階的軍工集團，被譽為「兵工少帥」。

北京市長蔡奇與張國清同一天「去代轉正」。

2010年，時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的蔡奇開通了實名認證的微博，成為當時公開開設微博的地方官員中，行政級別最高的一位。

此後近4年間，蔡奇在騰訊微博發佈了9278條微博，平均每天更新6.3條。他曾坦言，自己是個「蘋果控」「微博控」，「基本上早、中、晚八小時以外，有時間我就會上去看看，因為平時不上微博，上網也是我的習慣。另外，我下鄉途中有信號的地方我也會看一看」。

2014年，蔡奇調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直到2016年10月履新北京市代市長，蔡奇才又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視野中。

上任後的第四天，蔡奇就專赴通州調研城市副中心規劃建設情況。之後的一個月裏，他跑遍了北京16個區，調研活動主要集中在各區疏解首都功能的當前重要工作。

蔡奇提出了7個「就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實際上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調結構、轉方式，就是騰籠換鳥……」有官場觀察人士認為，蔡奇來了之後，「疏解非首都功能才真正有了重點」。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首次被放在了「全力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前面。在2017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工作分工方案中，疏解首都功能被拆解為一項項任務，每個區都有一份詳盡的治理計畫。

2017年元旦，蔡奇擔任市長後的第一個新年，北京遭遇「跨年霾」。針對網上的怨聲四起，昔日大V主動將網友、媒體、企業、市民請進了會議室，面對面開了個座談會。

他在座談會上說：「我來北京以後，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氣，看當天的空氣品質指數。現在社會對霧霾關注度很高，大家有關切和焦慮，甚至一些吐槽，我表示完全理解，感同身受。」

北京市將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治理目標提升了一個檔次。細顆粒物年均濃度從原來目標濃度下降5%左右調整為，力爭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由於2016年北京統計的細顆粒物年均濃度為73微克，今年內細顆粒物的年均濃度得比去年下降約9.9%。

改革與創新

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命題，對天津市長王東峰的考驗在於如何承接。擔任代市長以來6個月裏，王東峰會見了22家企業負責人，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與一家企業老總討論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

翻開他履新後的會見名單，是一長串的企業家名單——TCL的李東生、萬達的王健林、周大福主席鄭家純、比亞迪的王傳福、360的周鴻禕等等。

2017年1月5日，天津市還特別為此舉辦一場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懇談會，邀請了55家中央企業負責人參加。

1月20日，剛剛「去代轉正」的上海市長應勇就出席了記者招待會，回答了13個關於上海未來的問題。其中有三個都集中在經濟領域。

在應勇看來，未來上海的經濟新的動能將來自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和科創中心建設這兩項國家戰略，下一步上海將深化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的工作方案。科創中心的建設則需要仰仗人才，此刻「上海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人才、渴求人才」。

2月17日，廣東省政府召開珠三角（深圳）優化發展工作現場辦公會，省長馬興瑞提出要「積極推動強市放權」。

在深圳市委書記任上，馬興瑞曾推出「強區放權」改革，將原來分散在7個市直部門的22項城市更新審批權下放到區，審批時間由原來的30-39個月壓縮到12個月內。

車俊擔任浙江省代省長後，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考察了全部11個地市。實體經濟成為了他的關鍵字，他對各個地市都提出了具體的要求，甚至表示，「沒有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無法發展下去」。

此外，車俊還在浙江原來「四張清單一張網」政務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他要求各地行政服務中心要立即改起來，「一個視窗受理」，解決以前視窗數量多、辦事流程長等問題。

湖北省長王曉東上任後，先「考」了一下當地幹部。在看完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之後，他連問了五個「為什麼？」：一個農村婦女的婚姻問題，卻不斷放大、變異、發酵，引發非正常上訪，各級政府、司法機關是從什麼時候、因為什麼原因，讓群眾失望、失去群眾信任的？為什麼上級的意見在層層傳達執行中變味、走調……

對此，王曉東認為，根源仍然是「為官不為」。

脫貧攻堅戰

從武漢市委書記到雲南省長，阮成發最近很受關注。履新後，他調研的第一站選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主題是脫貧攻堅。

阮成發的擔子可不輕——雲南省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數量居全國第一，貧困人口數量居全國第二。在2017年雲南省政府工作報告裏，阮成發立下了目標：要實現29個貧困縣摘帽、1100個貧困村出列、100萬貧困人口脫貧。

面臨扶貧考驗的還有甘肅省長林鐸、青海省長王建軍、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咸輝、貴州省長孫志剛、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布小林、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齊紮拉等。

經濟增速排名靠後的省份壓力最大。

山西省長樓陽生上任後，首先就要面對一組數位——預計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4.5%左右，低於預期1.5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左右，低於預期11個百分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降5.2%，好於下降7%的預期，設區市城市空氣品質優良天數比例未完成年度任務，11市中僅有大同、呂梁、忻州三市完成年度任務。

在樓陽生看來，2017年將是山西走出經濟困難局面的攻堅之年。

（羅歡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