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僵持狀態被偶然事件打破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76年「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

「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違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從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到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兩年多的時間裏，朝野上下萬眾一心，黨心和民心水乳交融，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演繹出令人振奮的一幕。無論是江湖之遠的草民，還是廟堂之高的中央高層一些人，為這場運動的平反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這一過程，既跌宕起伏，又充滿著風險，是一幕引人入勝的歷史大劇。

在這個過程中，陸續發生了《人民日報》秘密調查「天安門事件」真相、「人民來信」揭北京市委「蓋子」、《於無聲處》話劇的公演、「非法出版」的「天安門詩抄」廣泛流布等事情，反映了民心的向背，但黨內高層的僵持一直在延續，甚至發生了剛剛復刊的《中國青年》雜誌因刊登「天安門詩抄」被封存的事件。

1978年11月10日，被人們認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會議期間，對於當時黨內外普遍關注的天安門事件，幾乎各個組都提出了平反的要求。儘管有陳雲等人對「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強烈呼籲，但當時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人，對此並不表明態度。在這個問題上的僵持狀態，被一個偶然的事件打破了，並由此導致了中央對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明確態度。

這個偶然事件，就是11月16日新華社從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通稿中摘發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的新華社通稿的發表。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新華社的這篇電訊稿，引起了極大的轟動。這則電訊稿，本來是在剛結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報導中的一段話，在當時中央對這件事情還沒有公開明確的說法的時候，這段話重大的新聞價值就凸現出來。新華社單獨摘出來發電訊稿，在輿論上推動了「天安門事件」的徹底平反。

1998年，在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瞭解這條電訊稿發表過程的於光遠、胡績偉在雜誌上發表了回憶文章，詳細披露了新華社社長曾濤與他們商量斟酌這條電訊稿發表的細節。

2000年11月18日，我去看望杜導正同志，閒談中，我談起了於光遠和胡績偉二老的文章，杜老很興奮。他說，這則電訊稿發表時，他擔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電訊稿是他經手處理的。他也讀過於、胡的文章，覺得很好，但也感覺有不足，因為于、胡的文章沒有談到新華社內商討電訊稿的情況，反映的不全面。杜老邊說邊順手在紙上寫下了穆青、李普、馮健等人的名字。（以下所引杜導正的敍述，均源於此次採訪――筆者注）

此後，我循著這些線索，翻看了有關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資料，開始了對這一電訊稿發表的來龍去脈進行採訪（我那時的同事傅頤對口述史料也很感興趣，此後的採訪是我和她一起去的）。採訪主要是圍繞著兩方面：一是追溯一下源頭――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導中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段話，是怎樣出來的；一是新華社的這條電訊稿是怎樣發出來的。

接受採訪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輩，非常熱心，把自己瞭解的情況詳細談出來。下面的敍述，就是綜合了這些被採訪者的回憶寫成的。當然，由於時過境遷，關於事情的細節，被採訪者的回憶也有出入的地方，但並不妨礙對電訊稿發出的經過的敍述。

二、工業口率先為「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平反

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雖然沒有改變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的定性，但不再把在天安門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視為「反革命」了。為此，吳德主持的北京市委，陸續為各條戰線上的參與者進行平反。但是，天安門事件是涉及到幾百萬人的運動，單純地為參與者平反，不改變事件的定性，是怎麼也說不過去的。因此，北京市群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依然很高漲！

怎麼辦？北京市工交系統的領導人率先走出了一步。

2001年3月9日，應我們的邀約，當年擔任北京市經委領導的葉林（主任）和張鵬（副主任）在北京市委的一個會議室內，接受了採訪。（下文所引的葉林、張鵬的敍述，均源於此次採訪記錄――筆者注）

葉林回憶說：

我當時是北京市經委主任，張鵬同志是副主任。我們是1977年8月下旬工作，我們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工交戰線的職工、國防口的軍工廠，他們反映的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求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他們受到迫害。工廠的領導和職工的要求很強烈。我和張鵬同志商議，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影響廣大職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一個大問題，必須儘快解決。我們商談之後，準備在工交口進行平反。當然當時我們是作不了這個主，所以我就向吳德同志報告一下，說廣大職工有這個迫切的要求，希望為天安門事件他們受到的迫害進行平反。

吳德同志口頭上說：可以啊，你們可以這麼辦。

後來和張鵬同志商議，口說無憑，我們怎麼去解決？當時我們也沒有想到請市委出面。我們倆商議，應該寫一個東西，請吳德同志在市委的常委會上能夠得到同意。這樣，我們倆人商議之後，張鵬同志執筆。大概內容是這樣的：1976年春天（是不是講四五，我就記不得了），廣大職工在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被「四人幫」誣衊為反革命行動，並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市委認為，廣大職工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行動是革命行動，決定為廣大職工在政治上進行平反。

大意就是這個樣子。我記得當時我們寫了這麼張很短的紙條，然後當天晚上開常委會，我就拿著紙條到常委會上和吳德講：你同意了，我們寫了一個書面的意見，我是不是念一下？

吳德說：好，常委都在這兒，你念一下。

這樣我就把我們起草的這個東西念了一遍。吳德同志當時表示：可以吧。當時市委常委還有一個同志講：可以。

就在葉林、張鵬兩人的提議得到市委的同意之後一兩天，受市委委託，葉林主持召開了一個各工業局大會，張鵬也參加了。葉林說：

大會在西直門的首都體育館開的。一兩萬人，工業局各單位，而且事先在草圖上按照首體座位，分開確定哪個局坐在什麼位子。開會的時候，我就宣佈了市委的決定，為大家平反，大家反應非常熱烈。

三、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8年8月5日，華國鋒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與北京市委有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中央常委們要求北京市委要把「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工作推動起來。為此，9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召開。

會議分兩段開，第一段是9月22日到27日，參加這次常委會的白介夫回憶了這樣一個細節：

9月22日市委常委開會，一直開到晚上。為什麼開這麼晚？因為很多人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不是像以前那樣，在公交口或什麼口進行平反，而是整個天安門事件的平反。討論很熱烈。參加會議的人意見是一致的，就是北京市委應該立即宣佈天安門事件平反。大家希望吳德和中央通氣，正式給中央打個電話，把會上的意見立即反映上去。可是，吳德就是不說話，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我當時想，可能他認為是中央定的，不好表態吧？賈庭三就催他說：「老吳，你打個電話吧，表明咱們的態度，儘快平反吧。」都有點急了。吳德還是不說話。賈庭三真急了。他說：「你不打，我去打。」會議室旁邊就有紅機子，可以直接給中央打電話。賈庭三跑出去打了電話。中央當然要研究了。研究的結果，看來就是你提到的賈庭三後來離開講話稿、拿出一個小字條念的關於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那段話的來由了。（2001年8月8日採訪白介夫記錄——筆者注）

會議休會後，北京市委的人事有了重大變化。10月7日，吳德離職，林乎加上任。

11月2日至12日，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第二段的會議召開，第三書記賈庭三主持會議。林乎加只講了幾句話。會議期間，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又一次提出來了。參加這次會議的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周鴻書對此印象很深。北京市委對天安門事件的表態，是在會議作總結報告的時候，而且方式也有些特別。周鴻書回憶說：

在為會議作總結的會上，賈庭三講話，每個代表都發了一份鉛印的報告稿。講到後來，賈庭三離開講稿，從旁邊拿出一張小紙條，念了一段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問題。（2000年12月20日採訪周鴻書記錄。以下周鴻書的敍述，均源於此次採訪——筆者注）

賈庭三念的小紙條的內容，大致就是後來《北京日報》發表的會議報導稿中的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說法：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願，完全是革命的行動，對於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這段話，雖然並沒有出現「天安門事件」五個字，但三個「完全」的連續運用，實質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是反革命事件的。

於光遠認為北京市委這樣做是請示過中央的，林乎加的回憶，證實了他的「估量」：

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告稿、報導稿，都上報過中央。大約11月12日，我和賈庭三同志給華國鋒及幾位副主席寫了報告，說，天安門事件在吳德同志主持工作時，就已經準備平反，現在會上又提到這個要求，我們是支持的，並附上了我們的報告稿和報導稿。中央批准了。（2001年2月20日採訪林乎加記錄。以下所引林乎加的話，均源於此次採訪——筆者注）

核對有關材料，林乎加這裏記憶有誤：北京市委是在11月14日給中央送上請示報告的，專門請示在報告中加上賈庭三那段話是否可行。

11月15日，《北京日報》在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導，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段話，也在這個有四千字左右的報導裏面。新華社敏感的人們，立即發現了其重要的新聞價值。

四、新華社電訊稿的發出

最先注意到北京市委態度的是周鴻書。他回憶說：

我聽了賈庭三念的小紙條的內容後，覺得這實際上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一散會，我就跑到總社去找國內部副主任馮健。馮健不在，我就找國內部主任杜導正。我把這個情況給老杜談了，說能不能單獨發表這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後，非常支持我的提議。他表示，爭取一下試試。

回到分社，我在起草會議的新華社通稿時，有一個考慮。雖然老杜支持單發，但還要經過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單發，我擔心關於這一段就發不出來了。所以，我在寫稿子時，就把這一段放在稿子裏，而沒有單獨寫一條。但是，在送審稿時，我要爭取北京市委同意單發，因為老杜也表示了這樣的意見。14日晚，我在將稿子送給毛聯玨審查時寫了這樣一段話，大意是：送上此稿，請您審定。此稿總社有關領導看過。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建議拿出來單發，要否？請您審定。

夜裏11點鐘左右，毛聯玨來電話說：老周，你的稿子我看過了。如果就照這樣來發，我這裏通過了。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單發，我定不了，這得請示林乎加同志。他沉了一下又說：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既然這樣，我也不好說什麼，給總社打電話通知照大稿子發後，我又給老杜打電話，說明瞭毛聯玨的態度。老杜沉吟了一會兒說：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早晨，我聽新聞聯播，沒有我寫的消息；翻閱報紙，也沒有。我感到奇怪，總社為什麼沒有發消息？

周鴻書的奇怪很正常，因為按照慣例，北京市委開會的消息，新華社應該在當晚或第二天就發出電訊稿。這一次新華社沒有這樣做，是因為對於如何報導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還沒有拿定主意。杜導正回憶說：

看了周鴻書的稿子後，覺得報導中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內容非常重要，但淹沒在長長的報導裏，不突出。我認為這是應該重點突出的內容。所以，我就和國內部的幾位副主任于明、馮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這一段發一個電訊稿。因為事關重大，國內部總編室將稿子送給穆青、李普同志審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訴我，他和曾濤同志商量後再作決定。當晚，他和曾濤同志商量過，得到了曾濤同志的同意。

因為要商量，所以新華社的通稿也就沒有當天發出。當天晚上，穆青與在京西賓館開會的曾濤通了電話，兩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見。2000年12月18日，穆青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

北京分社周鴻書參加了市委的會，當晚他拿來了一個稿子，大約有三千字，裏邊提到了天安門事件。國內部的同志覺得應該突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搞成一個短新聞。當年我是副社長兼總編輯，主管國內部的。他們向我請示。我把這東西看了以後，非常贊成他們的想法。我說，你們摘，現在就摘出個兩三百字的短新聞，其餘的通通不要。我當時想，這是個大事，這樣做有點風險。但是，這是全國人民都非常關心的事情，我們從政治上來考慮應該這麼做。方案就這麼定下來了。

本來，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發了。但是，涉及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麼個大事，為了慎重起見，我必須與一把手曾濤同志商量。當時曾濤同志正在京西賓館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把這個意見電話告訴了他。並說，你現在正好在會上，可以徵求其他同志的意見，聽聽可不可以這麼做。（以下所引穆青的敍述，均源於此次採訪――筆者注）

第二天，由杜導正主持，國內部開會商量發電訊稿的事情。周鴻書回憶說：

在我正感到奇怪的時候，我接到了總社的電話，我記得是莊重打來的。他說，要我立刻回總社，要研究發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他告訴我，昨天夜裏，曾濤從京西賓館打來電話，說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門事件。我立刻趕到總社，到杜導正辦公室。杜導正、李峰、舒人、莊重等人都在。大家立刻開始討論如何落實曾濤意見的問題。討論來討論去，覺得有兩個方案，一個是按照我原來寫的稿子發，但在導語裏突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一個是單發，但大家都有顧慮，擔心通不過審查。

到後來，我說：我講個餿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報》已經登了會議的報導，裏面有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一段。我們是否可以從報紙裏把這一段抽出來單發。

大家認為，我這個主意還不錯，既單發還不用送審，兩全其美。

莊重插了一句：這個主意好是好，可是覺得心裏不是滋味。

我說：要講滋味，心裏最不是滋味的是我。我們爭取單發，人家市委不同意，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老杜最後拍板說：做兩個方案，一個是摘出來單發，一個是放在導語裏，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調整一下，最後送給穆青來定。

討論結束後，莊重對我說：你比較熟悉情況，你寫單發的稿子，我調整原稿。我就在政治組找了個地方，把單發的稿子寫完了。

穆青拿到稿子後，就通知國內部做好發稿的準備。國內部當時是馮健負責，他回憶說：

把周鴻書找來寫這個稿子，寫完了後就直接送到我那兒去了。值班的是舒人，他已經去世了。他看完後，就交給我了。因為這個事情是個非常大的事情，既然決定要發，就要早發。

新華社現在發稿與當時不一樣。當時叫「模寫」。由模寫員用正楷字在紙條上「模寫」出稿子，再送往模寫機，再發往全國。稿子事先模寫出後，一旦要發，馬上就可以發出去。這樣，為了爭取時間，我在稿子上寫了這樣的意見：請先模寫，等通知再發。

標題是曾濤、穆青他們反復斟酌的，老杜也參與了。（2000年12月18日採訪馮健記錄――筆者注）

如馮健所說，在模寫的同時，關於這則電訊稿的標題，穆青與曾濤、杜導正卻還在商量著。穆青回憶說：

標題是再三斟酌的。國內部分曾經定過一個長標題，這個標題是確切的，但不醒目。大家幾經反復，最後確定了這個標題。這個標題一加上後，把這件事情的政治意義完全突出出來了，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標題。

但是，當時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沒有說「平反」兩個字。《北京日報》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動」。所以，用這個標題是有一定風險的。我們定下來後，把稿子送給了曾濤。此後，我和曾濤同志通過十幾次電話，一直折騰到晚上，最後把題目定下來。曾濤同志也給我說過，他和楊西光、胡績偉、於光遠等同志商量過。

穆青回憶中提到的曾濤與楊西光等人商量的情況，於光遠在回憶中是這樣記敍的：

我先看了他們擬的新聞稿，然後把桌上放的那張《北京日報》看了一下，特別仔細地看了其中他們劃了道道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那幾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新聞稿的標題和北京市委會議上的那幾句話不完全對得上號。標題上寫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而市委會議的報導中根本沒有「天安門事件」五個字。但我轉念一想：市委會議關於天安門事件那段話，與我記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話相比，有很大的進步，甚至可以說翻了過來。市委的那幾句話雖然沒有寫明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如何如何，實質上是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為中央沒有表態，不敢明白地寫出來。現在新華社發出一條新聞，加上他們擬的那個標題，把市委幾句話的實質點破，也許可以促使這個問題的徹底解決。我反思了一下，我這個人一向有書呆子的脾氣，可是這一次我不想拘泥於市委會議報導中沒有「天安門事件」的字樣，決定對他們的做法投一張贊成票。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

在此期間，曾濤還徵求過林乎加的意見。林乎加回憶說：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濤對我說：我們新華社想把天安門事件單獨發電訊，行不行？我回答說：我們的講話是經中央批准的，你們怎麼發，是不是要請示，是你們的事情嘛，我可沒有權力干涉。

與此同時，曾濤與穆青之間，也為是否請示中央這個問題，電話來往不斷。穆青回憶說：

到晚上7點臨發稿了，曾濤同志又打電話給我，說：怎麼樣，穆青？下決心就這麼發好不好。我說：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麼發。

曾濤像是開玩笑地跟我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我說：行，我跟你一塊去。

那天，我整整擔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沒有什麼事，而且反應是一片歡呼。華國鋒給《天安門詩抄》題寫的書名發表出來後，我們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穆青所不知道的是，雖然中央對此事沒有提出什麼指責，但還是要求林乎加將情況瞭解一下。林乎加回憶說：

新華社的電訊稿出來後，華國鋒同志給我打電話，要我瞭解一下新華社發電訊的情況，以及電訊稿發表後的反應。我對華國鋒同志說，最好中央有個態度。然後，按照華國鋒同志的要求，我把曾濤、胡績偉、楊西光等人找到我的住處，碰了一下情況。

林乎加對華國鋒說，希望中央對此事表明態度。這個「碰情況」的小會後，人們在等待著。

林乎加首先知道了中央的反應：

華國鋒、鄧小平找我、賈庭三和團中央的胡啟立，彙報情況。我概括地彙報了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的情況。小平同志的講話很好。我還是強調說，中央對這個事情要有個態度。

這可看作是中央對這條電訊稿的首次表態。

18日，華國鋒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門詩抄》題詞，再一次表明了支持態度。1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用大字標題刊登了新華社的電訊：《華主席為〈天安門詩抄〉題寫書名》。

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中，講了八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他說：

粉碎「四人幫」以後不久，中央就著手解決在天安門事件和這一類事件中革命群眾被迫害的問題。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這方面的問題大都陸續得到解決。但是，問題解決得還不徹底，還沒有為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平反。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今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的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華國鋒講話中說到的11月14日的情況，是指對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報告的批准，當然也是對在這個基礎上發出的新華社電訊稿的支援了。

至此，「天安門事件」獲得徹底平反。

（徐慶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