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澳門自回歸以來，消費物價指數（CPI）走勢呈現出兩個明顯不同的階段。前期（2000年1月~2004年5月）CPI為負增長，通脹率均在零以下，表現為通貨緊縮，這主要是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速放緩及社會需求收縮，促使物價下滑。後一階段（2004年6月至今）隨著澳門賭權和大陸遊客自由行的相繼開放，在旅遊博彩業的帶動下，經濟高速增長，相應地CPI由負轉正後經歷了三個通貨膨脹週期。先是於2006年5月達到6.33的高位，在略有回落後再次於2008年3月沖高至9.49，隨後的2009年CPI快速下降，一度跌至2009年10月的-1.1，然後重新掉頭向上攀升，於2011年12月再次達到6.81，至今仍在高位徘徊。

通貨膨脹給社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失基本上已成為共識。由此而引申出對這種損失進行度量，以力求能清晰地觀察不同的通脹程度會對社會帶來多大的損失。Sidrauski（1967）認為物價上漲必然令全社會的實際貨幣餘額下降，從而對社會各部門及個體造成福利損失，即形成社會福利成本。由此提出了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成本的定義，即：面對通貨膨脹，經濟部門和個體被迫改變持有貨幣的經濟行為所造成的效率損失。

Bailey（1956）最早展開了對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成本的估算，利用消費者剩餘對價格變化所帶來的福利水準變化進行測量，該方法被稱為消費者剩餘法，是通過計算名義利率下降時貨幣需求逆函數下的面積，並指出該面積就是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福利損失部分。Sidrauski（1967）構建起貨幣效用模型（Money in Utility，MIU），其方法是在無限期生存的典型代理人模型和Solow-Swan模型中分別導入實際貨幣餘額並進行推導而成，貨幣效用模型為度量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成本提供了一個一般均衡的理論基礎。Cooley和Hansen（1989、1991）認為貨幣的持有受現金的約束，並將商品分為現金商品和信用商品2類，前者是指受現金約束的一般消費品，後者是指閒暇和投資，並進一步假設個人效用是消費與閒暇共同的函數，而通脹水準會影響個人的消費決策，因此通脹率水準的高低會形成不同的穩態消費，據此可對通脹的福利成本進行估算，此理論發展而成的模型被稱為現金優先模型（Cash in Advance，CIA）。Lucas（2000）根據上述多個理論模型，以個體效用優化為出發點，構建起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成本的具體測算模型，並估計了1900-1994年美國因通脹所產生的社會福利成本。

上述三種模型在估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中被較為廣泛採用，此外國外學者還提出了時間購物模型（Brock，1974；McCallum and Goodfriend，1987）、不完全市場模型（Imrohoroglu，1992）、家庭異質性模型（Erosaand Ventura，2002）、貨幣搜尋模型（Lagosand Wriht，2005），以及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模型（Woodford，2001；Razinand Yuen，2002）等多種模型，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並估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陳彥斌、馬莉莉（2007）和譚碩等（2008）對國際上的相關研究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綜述；在我國有關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論文中，大都對國內運用不同的模型作實證估算進行了簡要的評述，在此不再贅述。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近年的通貨膨脹較為嚴峻，而對通脹福利成本的研究卻仍闕如，本文將在這方面作些探討。我們採用傳統的消費者剩餘方法，並根據Lucas（2000）雙對數函數的改進，測算澳門通貨膨脹的社會福利成本率，估計通脹水準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數額，以及占經濟總量的大致比例，並將這一損失與美國和中國內地的相關研究進行比較，以幫助觀察澳門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損失的程度。

二、模型、變數及資料處理

在現實經濟當中，若名義利率大於零，通脹率便超過最優通脹水準，貨幣的配置處於非均衡狀態，社會整體福利下降，因此而要付出福利成本。Bailey（1956）設定，當名義利率從0上升至i時，逆貨幣需求函數下方的面積就是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

令 ，其中 為實際貨幣餘額； ， 為實際貨幣餘額與收人之比。因此為逆貨幣需求函數，設w為通貨膨脹福利成本，則：

（1）

Bailey採用半對數貨幣需求函數衡量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即： 。而Lucas（2000）認為採用半對數貨幣需求函數模型對高通脹或名義利率接近0時的貨幣需求進行估算，擬合的效果會比較好；若在中性通貨膨脹時，雙對數貨幣需求函數會有比較好的擬合效果，即 （Lucas，2000）。將雙對數函數引人（1）式得：

（2）

參數η度量出貨幣需求函數中，名義貨幣持有比例相對於名義利率的彈性程度。

根據澳門經濟發展的現實和計量模型的要求，本研究選取M2代表貨幣供應量；以當年價按走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代表總收人；由於銀行間的同業拆借利率更能反映利率的市場化，則採用本地銀行一個月期（平均值）同業拆借利率代表名義利率（i），並將每個季度的3個月資料作均值處理，代替季度資料。GDP資料來源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庫，M2和銀行同業拆借利率資料來源於澳門金融管理局資料庫。分析時段為澳門回歸後，通貨膨脹率由負轉正的三個通脹週期，即由2004年第2季至2014年第1季。

三、貨幣需求函數的估算由於時間序列計量分析需要樣本是平穩的單位根過程，我們首先對GDP、M2、i，以及M2與GDP之比m作平穩性核對總和協整檢驗。經檢驗，4組時間序列資料均為一階單整，但m和r組成的資料組並沒有協整存在。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在觀察期內，本地生產總值和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表現出相對較為平穩的增長，M2與GDP之比平穩保持在0.4-0.6之間，而名義利率的時間序列變動則出現明顯的2階段特徵，以2〇〇8年為界，前階段為一個較大的起伏週期，後階段基本平穩保持在0.3%以下。

考慮到2008前後澳門在經濟發展，貨幣發行和利率方面的差異，我們對貨幣需求函數模型進行改造，通過加人虛擬變數，即2004年第2季至2008年第4季為1，2009年第1季至2014年第2季為0，以強調名義利率的兩階段性，方程運算式為：

（3）

模擬結果見表1

為了檢驗我們根據澳門經濟發展的特點而對貨幣需求函數模型作出改進的合理性，進行鄒（chow）突變點檢驗，結果發現，F統計量=11.635，相伴概率P值=0.0016，表明2008年與2009年交替之間的確存在結構突變，從而我們改進的模型加人2008年前後的虛擬變數是恰當的，模型的估算結果是可取的。

四、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成本的估算將貨幣需求函數估算結果的參數A、A+D和η分別代入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成本的度量公式（2），可獲得澳門在不同通脹率環境下的社會福利成本，以及觀察期內各季度與實際通脹水準相應的社會福利成本損失。其中將參數A和η代人公式（2），可得一定通脹水準時社會福利成本損失的上限值；將參數A+D和η」代入公式（2），可得一定通脹水準時社會福利成本損失的下限值。從而可觀察澳門在不同通貨膨脹水準時，社會福利損失大概的上下波動空間（見表2）。

可見，隨著通貨膨脹水準的提高，社會福利成本率的波動空間加大，通脹率為1%時，社會福利成本率的上下限空間僅為0.09個百分點；通脹率為10%時，上限與下限波動空間擴大到0.73個百分點。同時，表2還顯示，澳門通貨膨脹由1%上升到10%時，社會福利成本的損失將可能由占本地GDP的0.41%提高到4.13%。Lucas採用美國經濟資料估算得到的10%通脹率的社會福利成本約占本地GDP的1.64%，反映出澳門通貨膨脹的社會福利損失要比美國高1.76至2.49個百分點。而劉金全等（2007）對中國內地的估算，10%通脹率的社會福利成本約為6.48%，澳門與之相比，又要低2.35至3.08個百分點。說明通貨膨脹對澳門經濟的影響要比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更為顯著，而比對中國內地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弱。

進一步，按名義利率變化所形成的，以2008年和2009年交替間劃分的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用貨幣需求函數估計的參數A+D和η代入，後一階段採用參數A和η代入，可得2004年至2013年各年通貨膨脹的社會福利成本（見表3）。

2004年至2013年間，澳門通貨膨脹率從2004年最低位的0.98%，逐步上升到2008年最高位的8.61%後，急劇下降到2009年的1.17%，至2013年回復到5.5%。同期名義利率由2004年的0.48%，提高到2007年的4.33%，2009年起一直維持在0.44%以下。相應地，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成本率也表現出明顯的兩個階段，2005-2008年居於1%之上，最高的是2007年的1.91%；2009-2013年則保持在0.13%~0.19%的較低水準。

在通貨膨脹最高的2008年，其名義利率非但沒有同步提高，反而比2007年的最高位下降了1.98個百分點。2007年是名義利率最高的一年，達4.33%，因此社會福利成本損失總額也達到最大，為27.84億元。可見，通脹率最高，而通脹的社會福利成本率及福利成本損失總額不一定也是最高。

圖2給出了2004-2013年澳門通貨膨脹、名義利率和通脹福利成本總額的相互關係，形象地刻畫出兩階段的形態。前一階段無論是通脹率、名義利率和福利損失總額，均呈現為逐步走高後急速下滑的週期。後一階段的三個變數趨勢並不一致，通脹回復相對高位，名義利率則維持低水準，社會福利成本損失緩慢增加；在低水準名義利率條件下，社會福利成本的增加是源於本地GDP總額的不斷增長。

五、結論

根據2004第1季至2014第1季的經濟資料，澳門的經濟發展，貨幣發行和利率變動存在著顯著的兩階段性，據此我們對用於估算通貨膨脹社會福利.成本的貨幣需求函數模型作了相應的改進，並在此基軸上對澳門的通脹社會福利成本進行測算。研究顯示：首先，澳門的通貨膨脹率由1%上升到10%的不同水準時，占本地生產總值的福利成本率相應地從0.41%提高到4.13%，澳門的通脹福利損失要比美國高出約1至1.5倍，而比中國內地低約0.5至接近1倍，處於中等水準。其次，在整個觀察期內，以年為單位進行度量，通脹的社會福利成本占GDP比例最低的是2010年，僅為0.13%，相應的社會福利損失為2.9億元；占比最高的是2007年，為1.92%，通脹所導致的社會福利損失絕對數額達到27.84億元。第三，無論是與中國內地和美國的情況相比，雖然澳門通脹的福利損失處於中等水準，但通貨膨脹對澳門經濟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有效地遏制高通脹的發生，將有利於減少社會福利的損失。

此外，研究還發現，通脹率最高的年份，社會福利成本率並非最高；通脹率接近的若干年份，社會福利成本率也有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是，Lucas（2000）認為，當名義利率為0時，通貨膨脹水準達到最優，即實際利率等於通貨緊縮率，也就意味著名義利率的降低（當i>0時），將帶來社會福利水準的改善，基於此，在其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模型中，將名義利率代替通貨膨脹率。但澳門名義利率的確定是否真實地反映出最優通貨膨脹率，則超出了本項研究內容的範圍，需另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