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國家紀工委公佈了對水利部、商務部等10個中央國家機關專項巡視的回饋情況，指出其中一些單位會議偏多，會期超標，有的存在「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的現象。也有媒體反映，江西、上海、福建等地存在「文山會海」回潮跡象。

其實自反「四風」以來，會風普遍變好了，短會多、有針對性、更務實；但也有人說，開會的頻率高了，尤其是領導幹部。下屬找領導簽字經常找不到人，一問，開會去了！難怪有些下屬會私下戲稱領導為「會販子」。

怕被追責，開會拉上一把手

一把手開會頻率有多高？某地縣委組織部部長告訴記者，他5個工作日至少有3天在開會，「每週一次的縣委常委會雷打不動，去年年底忙時，一天最多開了7個會。」為什麼有那麼多會？該部長的說法是，「主要是怕擔責任。」

為什麼開會都想請一把手？李夢娟道出了苦衷。她是某縣級紀委分管宣教工作的常委，召集宣傳部門開會時，如果遇到有啥工作需要提高重視程度的，她會不由自主地請縣紀委書記參加，「主要負責人不參加，重視程度不夠，工作有時會不太好推進。」

江西撫州某縣組織部門負責人對此深有體會，「以往分管領導能解決的事，現在往往要上升到常委會來討論。」他認為，有些會議是有必要，但有些大可不必。當前追責力度加大，一些分管領導擔心被問責，不好自己拍板，希望多聽一把手的意見，會議自然增多了。

也有一把手反映，自己參加的會裏，其他會議遠遠多於本系統內的會議。因為部門機關之間往往不是孤立的，會共同參與一些事項。

某市宣傳部部長向記者透露，他經常參加其他部門召集的會議，比如關於安全生產的會議。「當前監管壓力大，只要其他地方出了安全事故，各地就紛紛組織召開安全會議。宣傳部作為安全生產委員會的成員單位，每次都得去，還基本都是我參加。其他成員單位，政法委、組織部等，情況也類似。另外，有關脫貧攻堅、黨建、換屆等工作，我們也要參加。」

除了上述的常規性會議，一些部門覺得牽涉到不好解決或者敏感的工作時，也會叫上其他部門。「經濟發展中，伴隨著拆遷問題，但這事一時半會兒不好解決，容易產生矛盾，導致一些工作無法開展。這時就需要開會，研究如何解決，紀委書記或監察局長往往會受邀參會。」李夢娟告訴記者。

此外，會議多也與一把手的個性相關。有些單位一把手的比較強勢，凡事都得聽他的意見，若是副職代表單位在參加會議時表了態，回去彙報後又與一把手意見相左，就很被動。為了避免這種尷尬，會議召集部門乾脆直接通知一把手參會。

其實開會是為了解決問題，並非都需要派一把手參會。就像某市召開一個專題調度會時，一名局長就被市長問住了，市長還在會上說：「不瞭解情況就不要參會，請讓熟悉情況的科長來。」在解決專業性強的問題時，有時科長比局長管用。

「陪會」「替會」煩惱多

「我去年下基層沒超過90天，在這裏做自我檢討……」在某省召開的省級會議上，一名市委常委在會上做檢討。按當地規定，市委常委級別的官員每年下基層調研的天數不少於90天。這名官員解釋：「全是會啊，跑到哪里都跑不脫。就拿去基層調研來講，先要問第二天有沒有常委會或者其他需要我參加的會，都沒有才敢去基層。」

而他參與的會議中，有一部分屬於「陪會」。所謂「陪會」，就是不需要領導幹部參與決策或者提出意見，但需要把他參會寫進會議記錄的會。比如要啟動某項工作，職能部門會把方方面面的領導請來坐上主席臺，但與工作相關的人並不多。

劉洋就深受其累。作為一名縣監察局局長，他經常被通知參加各類議事機構的會議。「其實我們已經清退出很多議事機構，但實際上這些議事機構在討論事情時，要麼以檔形式要求參加，要麼政府辦公室以電話名義告知，說某某領導通知你們監察局參加會議。涉及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方面的會議還能理解，有時議題是關於工業園區的遺留問題之類的，都喊我去，就有點‘陪會的意味了。」

一些會議一開就是一兩小時，而真正屬於安排工作的不過幾分鐘，剩餘的時間在幹嘛？「基本上是重申中央、省、市領導的要求，分析現在的形勢，或者參照上級做法，安排相關部門作表態性發言。」劉洋回答道，並調侃自己是去「打醬油」的，白坐了兩小時。

為了提高效率，電視電話會議被普遍採用，但在執行過程中也有走樣的。同樣的會議，省裏開了市上開，市上開了縣裏開，同樣的內容有些市級領導可能要聽兩三次。而一名副市長卻說，如果連會都不開了，會議記錄也沒有，怎麼能體現貫徹落實，上面查到會被扣分的。

領導有時也會分身乏術，去不了的會往往會安排副職去，這就催生了另一種現象——替會。

李夢娟就經常被臨時抓去替一把手開會，關於公車改革、考調工作人員、甚至是演講比賽的會議。「一些職能部門好像覺得什麼事情都該紀委來監督，所以才會讓領導幹部有跑不完的會。其實某些活動有監督方案，按照執行就行了。」

會議多了，有的一把手甚至會產生「厭會」心理，凡是能讓副職去的，自己儘量不去。武遲是某縣財政局副局長，他替局長參加過幾次電視電話會議，並不是因為局長太忙，而是不想去。

怎樣讓領導幹部開好會，最有效的還是精簡會議。前不久，四川省為了進一步精簡會議，發文通知各地各部門控制會議規模，壓縮會議時間，減少參會人員和陪會領導。未經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同意，不得通知市（州）黨委書記、市（州）長參加會議。相信當地市（州）級黨政一把手聽聞此消息後，會長舒一口氣。

被「隱形」的會議

十八大以後，中央到地方對三種類型的會議（中央和國家機關為四種類型）的會期和規模都做出具體規定，各個層級有所差別。比如，中央和國家機關的二類會議每年原則上不超過1次，其他類型的會議沒有硬性的次數規定。而市一級別的，比如長春市，規定一類會議不超過5次，二類會議不超過8次，三類會議不超過1次。

超過次數又想繼續開會，怎麼辦呢？只有通過「隱形」會議。

武遲告訴記者，上級有些會議就是「隱形」的。比如市財政局要召開一個全市規模的財政會議，正規程式是要經過市委辦、市政府辦的審核批准後，發文通知參會者。「但有時不會發檔，而是通過辦公室給我們打電話，讓哪些崗位人員去參會。電話通知開會的方式，最後都不記入‘會議統計範圍。」武遲還戲謔地說，「這也叫基層‘多想辦法，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總比困難多。」

正因如此，正規途徑通知的會議可能減少了，但領導幹部們實際參加的會議次數可能多了。不過，這也得分行業，比如財政、安監、食藥監等部門「隱形」會議也許就比其他部門的多。

對於基層的領導幹部而言，基層執行能力不足也是會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吳勇亮對此感慨頗多，他是某縣商務局副局長，分管機關黨委、工會、共青團等事宜。「我們經常以發文的方式推動工作，但基層單位把握檔精神的能力差，存在執行不到位、執行打折扣的現象，導致只有耳提面命式地開會部署才能推動工作。」

李夢娟也對此大倒苦水。反腐敗協調小組成員單位要向縣紀委按時報送問題線索，「發文規定了時限和要求，就是沒動靜，非得領導親自主持召開會議召集成員單位主要負責人再次強調解讀，他們才開始重視。」但對報上來的材料，李夢娟也哭笑不得，要麼不符合要求，要麼詞不達意，要麼格式五花八門，「有時還要單獨召集他們‘開小會，加強業務指導。一件按部就班的事情都搞成這樣，更別提一些涉及面廣、規定要求多的事了。」

這樣算下來，需要領導幹部開的會還真不少。要想少開會，除了上級部門的政策支持、同級部門的體諒以外，下級部門也應該加強業務學習，讓主管部門的領導幹部省點心。

（劉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