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這一年，世界經濟不僅面臨總體性的持續低迷，同時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美歐等國的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料將進一步加劇，針對中國的經貿摩擦也將升級。世界多重不確定性陡升，全球經濟政策與治理體系亟須重構。

從中國國內經濟形勢來看，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鮮明指出，中國經濟運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如產能過剩、內生增長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部分地區困難增多等。

綜合各種客觀因素，外部經濟波動重現、內部扭曲強化、金融風險不斷累積與間斷性釋放等因素決定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未來還有可能進一步抬頭。在如此具有挑戰性的形勢之下，中國經濟如何在風浪中穩然行船，頗有考驗。應對這些不利因素，要求中國經濟必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國內外局面的變化，實際上從2008年就已開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歷史的重大分水嶺。

此前數十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大改革、大開放、大創新以及大緩和，使得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進入長時段的黃金增長期。但伴隨數十年空前繁榮的大推進，世界經濟社會與中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格局迅速演變，結構性矛盾日益高漲，使得各國在既有條件下可持續增長的空間日益逼仄，最終導致席捲全球激蕩至今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大爆發，並蔓延為多國性重大的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乃至軍事危機、人道危機。

2010年以來，中國內地經歷長時段的經濟增速下行：從2010年的10.6%的增速，到2016年的6.7%。中國從應急性的全面反危機的政策軌道率先退出後，既存在潛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又面臨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雙重風險並存。

這就使過去數十年奏效的總需求調控面臨失靈。在此背景下，應如何判斷中國的經濟形勢？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中國的發展理念應怎樣轉變？中國的經濟政策框架應怎麼調整？這些問題共同指向了一個方向，即中國經濟政策的框架必須進行整體性和歷史性的探索、創新與重構。

中共十八大以來，經過實踐與理論探索，中國逐漸提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五大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中求進的治國理政原則等，以回應上述重大時代命題。

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政策框架，經過歷史性整體性重構，由此初步確立。

在全球層面，以「一帶一路」等戰略為抓手，將參與國際治理與中國國內新發展理念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相貫通，適應經濟全球化新階段，中國對全球經濟政策與治理體系重構的倡議與行動也已初步形成框架。

針對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政策的新框架，2016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三去一降一補」有實質性進展；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推進國企國資改革、產權保護制度建設、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等基礎性改革。

準確把握、深入理解中央經濟政策框架的全新架構和細緻部署，方能把握中國經濟下一步的重點和方向；避風險、抓落實，方能在上述幾個工作重點取得實質性突破。

2016年底，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這次會議專門對十八大以來的經濟工作做了回顧，同時進一步明確了中國未來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框架。會議指出，十八大以來，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

作出經濟發展進人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

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引導經濟朝著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發揚釘釘子精神，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會議認為，中共中央對經濟形勢作出的重大判斷、對經濟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對經濟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調整，經受了實踐檢驗，是符合實際的。

這次會議前，《人民日報》刊發長篇述評，對十八大以來提出的「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展開體系性梳理。

各界敏銳解讀，中共十九大前，系統總結十八大以來的經濟工作，表明中國已初步完成新常態下經濟政策框架重構。

新常態：速度換品質

2010年以來，中國內地經歷改革開放後最長時間的經濟增速下滑：從2010年10.6%的增速，到2016年的6.7%。

這樣的經濟形勢應如何看待？

2014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第一次提及新常態：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度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全面系統闡釋。會議指出，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

當前的中國經濟出現了九大趨勢性變化：從消費需求看，過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從投資需求看，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從市場競爭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品質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

這些變化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進人新常態，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這次會議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及，經濟發展進人新常態，是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週期和中國發展階段性特徵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

革開放後，中國開啟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雙轉軌。3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二戰後一國高增長時間最長的奇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中國經濟舊有的速度、結構、動能、方式都難以持續。

另一方面，蘇聯經濟學家康得拉季耶夫在1925年提出，資本主義世界存在以固定資產投資為驅動的大約45-60年的經濟週期。美籍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於1939年提出，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存在大約48-60年的經濟長週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發達國家產業外移和西方國家黃金增長期釋放出大量需求基礎上的大規模出口和外向型發展，成為經濟曾長的重要推動力。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國家結束黃金增長期，進人長時期調整，有效需求下降，再工業化：、產業回流本土，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直接導致中國出口需求增速放緩。

同時，中國要素成本上升較快，東盟等新興經濟體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產業和訂單轉移趨勢明顯。

2016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33.1%，資料回歸到了18年前的1999年。中國外貿依存度在2006年一度達到64.8%的頂峰。

這表明，中國經濟增長難以繼續依靠出口拉動，必須更多依靠創新驅動和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

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世錦帶領的團隊所做研究發現，二戰以後幾十個發展中國家進人了工業化進程，但多數沒有成功，落人了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進入了高收入社會行列。

這13個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也經歷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長，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時，無一例外出現增長速度的回落，由高速增長轉人中速增長，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有的更大。日本這一變化出現在1970年代初期。韓國發生在1990年代中期。德國也有類似現象，是在1960年代後期。

根據國際的經驗，該團隊對中國做了幾種不同測算發現，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可能在2013-2015年到來，由此進人一個增長階段轉換期，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

到2014年底，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接近11000國際元，而東部沿海發達省份更早已經達到。

劉世錦表示，中國目前6%-7%的增速，在全球仍處於高速度，所以稱為中高速增長。在經濟規模持續增大背景下，增速下降會產生「數字幻覺」中國現在增長一個百分點的增量，相當於本世紀初的五六倍，每年新增量占世界經濟新增量的30%左右。

增速放緩的背後，更有意義的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如工業為主、投資為主、更多依靠外需等，出現改善的跡象。

不過，中國經濟尚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研究發現，進人上中等收入的新階段，約束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

從供給側看，勞動力、土地’資源環境、技術進步和創新等成本顯著上升，進而要求發展方式發生根本變化，從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擴張，轉變為主要依靠創新驅動效率提升。否則，經濟不具競爭力無以增長，成本推動通貨膨脹，出現類似滯脹的局面。

從需求側看，相對於顯著擴張的供給能力，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在內的總需求可能長期疲軟。投資需求疲軟，是由於創新力不足、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導致投資機會減少；消費需求疲軟，是由於收入分配扭曲、貧富分化嚴重，導致消費傾向下降。

中國經濟若不能有效克服上述基本條件變化，就可能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劉世錦認為，以往的發展經濟學主要關注欠發達國家如何起飛，但是如何降速和轉換到後起飛階段，並持續健康增長，以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尚缺乏系統的理論與政策積累。

新常態的提出，適時地為中國經濟轉軌指出了正確方向。

新理念：從增長到發展

「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新趨勢新機遇和新矛盾新挑戰，必須確立新的發展理念，用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行動。」習近平在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表示。這次全會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

為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共中央曾在一定範圍徵求意見和建議。

結果普遍回饋，希望通過制定建議明確「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標，特別是要以新的發展理念推動發展，提出一些具有標誌性的重大戰略、重大工程、重大舉措，著力解決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可以說，發展理念搞對了，目標任務就好定了，政策舉措也就跟著好定了。

各方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對「十三五」時期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作出更加深人和更具前瞻性的分析概括。二是進一步突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就業、教育、社保、住房、醫療等民生指標。三是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將優勢資源集聚到重點領域，力求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四是進一步提高綠色指標的權重，把保障人民健康和改善環境品質作為更具約束性的硬指標。五是建議重視促進內陸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六是更加注重通過改善二次分配促進社會公平，明確精准扶貧、精准脫貧的政策舉措，把更多公共資源用於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上述意見基本涉及五大發展理念。

為此，建議稿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並以這五大發展理念為主線對建議稿進行謀篇佈局。

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在理論和實踐上有新的突破，對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比如，創新居五大發展理念之首，是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

「近代以來，我國逐漸由領先變為落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錯失了多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表示。

習近平直面中國創新的短板，「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

而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出臺新的創新戰略，加大投入，加強人才、專利、標準等戰略性創新資源的爭奪。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介紹，「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創新拓展了以往狹義的技術創新的概念。創新被定位為四個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新。

「十三五」規劃首次提出，要提高全員勞動生產率。過去十五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在9%左右，美國在1.3%左右。

「十三五」期間提出了勞動生產率年均6.6%的目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本質是人力資本包括有效的勞動力市場刺激和競爭的過程。

此外，到2020年，中國的研發投入約兩萬多億元，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達到2.5%。

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共用發展），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

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就是共用發展的一個突出短板。「我們不能一邊宣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另一邊還有幾千萬人口的生活水準處在扶貧標準線以下，這既影響人民群眾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滿意度，也影響國際社會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認可度。」習近平強調。

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

2014年末中國還有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按照「十三五」規劃，通過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實施精准扶貧、精准脫貧，將實現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目標。

具體是，到2020年，通過產業扶持，解決3000萬人脫貧；通過轉移就業，解決1000萬人脫貧；通過易地搬遷，解決1000萬人脫貧，總計5000萬人左右。還有2000多萬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可以通過全部納入低保覆蓋範圍，實現社保政策兜底脫貧。

長期關注福利與貧困問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就建議，中國必須思考如何把經濟成長更多地轉化為社會方面的進步。全球同樣必須改變人類發展的既有模式，必須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必須把經濟增長和人類發展結合在一起。

以往衡量一國福利的指數就是人均國民收入，但是阿瑪蒂亞•森指出，人的生活可被看作多方面的生活品質的集合，收入和一定的營養、壽命、交通、社會保障、環境、社會參與等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新實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在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傳統的經濟政策框架也面臨整體性重構的迫切需要。總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方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

劉偉回顧，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是嚴重的短缺經濟。因而，宏觀經濟政策長期採取緊縮政策，以遏制通脹。

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底，中國經濟的突出特點是需求疲軟，供給過剩。相應地，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為圍繞擴大內需的擴張性政策。

2010年底，中國自全面反危機的政策軌道率先退出後，既存在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又面臨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類似「滯脹」），雙重風險並存。

這就使傳統奏效的總需求調控面臨嚴重困難。既不能全面收縮（如1978-1998年），又不能全面擴張（如1998-2010年）。全面收縮有利於扼制通脹，但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全面擴張有利於緩解經濟下行，但勢必加劇通脹壓力。

在此情形下，中國經濟政策框架必須進行整體性探索、創新與重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往遠處看，也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線’，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權威人士2016年5月9日在《人民日報》撰文表示。

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了全面闡述和部署。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作出更深刻闡釋。201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題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提出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短期和長期、減法和加法、供給和需求等四大關係。

中共中央判斷，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雖然有週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

比如，中國一些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依賴進口。一些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滿足，消費者通過出境、「海淘」，購買的商品已從奢侈品向電飯燙、馬桶蓋、奶粉等日用品延伸。中國商務部資料顯示，2015年中國境外消費1.5萬億元，過半用於購物。

這表明，問題不在於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品質、服務跟不上。

從國際看，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歐美借貸消費，東亞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國際市場有效需求急劇萎縮。

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中國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新找准在國內和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實現由低水準供需平衡向高水準供需平衡躍升，進而實現中國經濟再平衡。

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了更深刻闡述：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品質，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

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品質，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品質，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

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

具體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以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為思路，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為主要任務，並涵蓋農業改革、國企改革、振興實業等等。

另外，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發展戰略。

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長江經濟帶戰略致力於對內的互聯互通、產業梯度轉移、經濟一體化和供需佈局優化等。「一帶一路」倡議致力於對外的互聯互通、產業梯度轉移與產能合作、經濟一體化和供需佈局優化等。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2016-2017中國經濟年會上指出，重大結構性失衡的根源「雖然有政策上、工作上的一些因素，但根本原因是體制機制的障礙，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是政府沒有更好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滯後，體制機制障礙導致高產能、高杠杆、高庫存、高成本、高污染消耗和不協調等重大結構性問題，進而阻礙了中國由工業大國邁向工業強國。必須通過改革破除障礙，提高企業和政府的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最終使中國成功邁向工業強國。

穩中求進：治國理政重要原則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明年貫徹好這個總基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7年中國經濟政策定調。

穩中求進，一直是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工作的總基調。中共中央將其從原來經濟工作的指導原則上升到治國理政重要原則，前所未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為，「穩中求進」不再只是經濟層面的，更是政治和戰略層面的。

他理解，2017年，一是要穩增長，包括穩投資、出口和消費；二是穩價格，包括穩住通脹、資產價格和匯率；三是穩風險；四是穩政策。要「進」的是新增長點、改革、結構調整、扶貧、創新驅動等。

此次經濟工作會議就指出要穩財政貨幣匯率、防風險、穩信心、穩預期、守底線等。

從國際看，只有穩中求進，才能因應全球各類不確定性和風險，使中國經濟巨輪不偏離預期目標。

從國內看，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是對經濟新常態階段性特徵的準確把握，又直指當前經濟運行的深層次結構性改革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盧鋒教授就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穩」和「進」雙重內涵。

一是通過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為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保障和動力；二是通過加強市場預算約束與宏觀財經紀律，切實化解宏觀經濟過熱時期派生的失衡與風險，有效防控調整階段的資產泡沫等新風險因素。

通俗講，就是打了麻藥（穩）做手術（進），不能光打麻藥、不做手術，也不能光做手術，不打麻藥。「做手術」就是體制改革；「打麻藥」就是營造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

2017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穩是大局，要著力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守住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底線，確保經濟社會大局穩定。在穩的前提下要勇於進取，深人推進改革，加快結構調整，敢於啃「硬骨頭」，努力在關鍵領域取得新進展。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若順利實現「穩中求進」，也有著顯著的外溢效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今年1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維持全球2017年經濟增速3.4%的預估不變，同時將2017年中國GDP增速預期由6.2%大幅上調0.3個百分點至6.5%。

初步實施：穩中有進實屬不易

2016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一年，也是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的初步實施。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介紹，2016年，中國經濟形勢總的特點是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品質和效益提高。經濟結構繼續優化，創新對發展的支撐作用增強。

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4萬億元，增長6.7%，名列世界前茅，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同時工業部門PPI擺脫連續54個月為負的低迷狀況，一些虧損行業開始出現盈利。工業企業利潤由上年下降2.3%轉為增長8.5%。就業增長超出預期。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14萬人。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5%，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明顯提高。

全年最終消費對增長的貢獻率為64.6%，三產比重達到51.6%，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比上年縮小0.01。中西部基礎設施實現躍升，一批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正在興起。

「重大改革都開了好頭，有實質性進展。以前沒動靜，現在都在幹了，『硬骨頭』開始啃了。國企改革有了頂層設計，下一步就是落實了，混合所有制、員工持股等都在試點；財稅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也有了。」

徐洪才表示，2016年「三去一降一補」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業供求關係、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

國家發改委發佈的資料顯示，2016年鋼鐵去產能4500萬噸、煤炭去產能2.5億噸的目標任務均在11月份提前並超額完成。去杠杆方面，市場化債轉股政策不斷完善，試點已經落地。去庫存進展順利，12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69539萬平方米，比上年末下降3.2%。通過營改增和降低社保費率，全年減稅降費將超過5000億元。在脫貧攻堅、基礎設施以及產業升級改造等「補短板」力度不斷加大。

可以說，中國新的經濟政策框架初步經受了實踐檢驗。

2016年，面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速7年來最低、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地區和全球性挑戰突發多發的外部環境，面對國內結構性問題突出、風險隱患顯現、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多重困難，面對改革進人攻堅期、利益關係深刻調整、影響社會穩定因素增多的複雜局面。正如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所說，中國經濟能夠穩住已經很不容易，出現諸多向好變化更為難得。

2017：繼續深化之年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三去一降一補」有實質性進展；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並推進國企國資改革、產權保護制度建設、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等基礎性改革。

2月28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研究推動落實經濟領域重點工作。

習近平指出，做好經濟工作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任務，要堅持宏觀和微觀、國內和國外、戰略和戰術緊密結合。堅持問題導向，及時研究重大戰略問題，及早部署關係全局、事關長遠的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進行指導。

會議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工業和資訊化部關於深入推進去產能、防控金融風險、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振興製造業等工作思路的彙報。

習近平強調，做好2017年經濟工作，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握好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確保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努力提高經濟運行品質和效益；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得到深化，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有效進展。

各界普遍預計，2017年中國經濟料將繼續維持穩中有進的基調。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就將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確定為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比去年增長100萬人。

同時，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不容低估。

《政府工作報告》提醒：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我們要做好應對更加複雜嚴峻局面的充分準備。世界經濟增長低迷態勢仍在延續，「逆全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傾向抬頭，主要經濟體政策走向及外溢效應變數較大，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我國發展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經濟運行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鮮明指出，中國經濟運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比如產能過剩、內生增長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部分地區困難增多等。

綜合各種客觀因素，外部經濟波動重現、內部扭曲強化、金融風險不斷累積與間斷性釋放等因素決定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未來還有可能進一步抬頭。

應對這些不利因素，又要求中國經濟必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國際因素：不確定性高企

2017年，世界經濟料將繼續表現為「四低一高」特徵，即低增長、低貿易、低通脹、低利率和高債務。「新平庸」或「大停滯」的世界經濟，通過貿易管道、投資管道和匯率管道對中國經濟產生較為不利的影響。

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以及各國央行貨幣政策不協調，給脆弱的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加劇了國際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風險。貿易保護愈演愈烈。美聯儲加息，部分新興國家資本外流，新興經濟體的動盪將超越以往。

英國脫歐、法國德國大選、美國新政府政策等影響難料。恐怖襲擊、難民潮，以及中東、烏克蘭等各類地緣政治的超預期衝擊，這些都可能增加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

因此，世界經濟不僅面臨總體性的持續低迷，同時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

在這些經濟亂象背後，是作為全球性現象的國家、產業、群體間的貧富兩極分化。在英國有70%的勞動力在過去40年裏沒有得到過實質性的加薪。在加拿大、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也可看到相似情況。財富集中愈演愈烈，瑞信調研資料顯示，約1%的人口控制著50%的全世界資產。樂施會一份報告顯示，世界上最富有的85個人擁有的財富比世界上最窮的35億人都多。

經濟全球化與科技革命的收益、成本在精英與大眾間的分配嚴重失衡，普通大眾具有強烈的被剝奪感和失落感，導致目前反全球化的浪潮。

盧鋒指出，後危機時期由於經濟衰退和局部動盪，導致「經濟移民」和「戰亂難民」規模擴大，誘致偏執封閉取向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知社會影響增大。

「移民、難民、民族、民粹」等「四民」因素滋長互動，推動發達國家保護封閉傾向和保守主義勢力坐大，同時成為少數轉型受阻國家極端勢力溫床，對戰後全球化秩序與共識提出新挑戰。

去年英國脫歐與美國大選，是西方核心地帶傳統政策體制、秩序原則、價值取向面臨衝擊、調整和轉變的最重要最鮮明標誌。

2017年，荷蘭、法國和德國大選臨近，脫歐恐成重要議題。

中國社科院歐洲所原所長周弘預測，未來最壞的情形是，北歐國家紛紛退盟，一旦法國極右翼政黨大選獲勝，也會脫歐公投，世界滑人國家保守主義，世界市場被割裂肢解，在科技發展的作用下，失業特別是長期失業固化……

中國經濟已深度融人全球，其體量也決定難以脫離全球經濟獨自復蘇。但是，一方面，經濟全球化要求人與生產要素在全球更自由流動，要求全球治理與全球社會更協調一體化；另一方面，民粹主義衝擊下的國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保護主義、孤立主義不斷強化，正在加大全球治理的協調難度。全球經濟調整由此可能較長期化。

啃「硬骨頭」：「釘釘子」抓落實

去產能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事關中國經濟轉型全局。

正如劉世錦分析，中國的高增長回落後將觸及兩個「底部」，一是「需求底」，一是「效益底」。「效益底」的出現直接取決於去產能的力度和進度，也部分依賴于新動力形成。

如果「需求底」與「效益底」出現較大時滯，中國經濟可能陷人特殊困難時期，此時速度已經見底，但企業效益仍不斷下滑，可能加大金融財政風險。防止這種局面出現，關鍵要使去產能在不長時間內有實質性進展。

李佐軍介紹，當前中央的總體判斷是，鋼鐵、煤炭行業儘管有好轉，但與國際、過去、需求比，還是產能過剩的。電解鋁、玻璃、造船、建材等行業受到的壓力小，去的力度也相對不足。所以今年的去產能將繼續縱深推進，比如，大力整治「地條鋼」。

2016年，「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中，進展不夠理想的是去杠杆，國有企業杠杆率不降反升。這顯示中國防控金融風險形勢依舊嚴峻，這也是國際市場最關注的中國經濟風險點。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資料，截至2016年3月末，中國內地總債務率（總債務規模/GDP）254.9%。非金融企業債務率高達169.1%，遠高於世界平均水準（95.5%）。根據財政部資料，非金融企業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債務率分別約為118%和51.1%。中國的債務風險明顯集中於國有企業。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分析，由於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城投企業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若將這部分納人，政府實際承擔的債務率將會高達163.2%。

另外，2015年中國所負擔債務的年利息支出就達到8.52萬億元，在社會融資總額中占比接近60%。可見，社會融資規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來還本付息，而不是投資。

中國「債務-投資」增長模式也因此有所改變，經濟實體逐步步入到「借新還舊」「借新還息」「資產負債表惡化」的困境中。

「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系統的風險核心是流動性問題。一些風險被寬鬆貨幣掩蓋，如果貨幣收緊，風險就會暴露；一些企業靠政府幫助，一旦獨立，風險可能暴露。房價若較快下跌，也會衝擊金融系統。政府會盡力避免極端情形，但不排除個別地區和領域出現風險。」李佐軍說。

「在寬鬆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杠杆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美國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美國次貸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在《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寫道。

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就曾指出，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要充分考慮到房地產市場特點，緊緊把握「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深人研究短期和長期相結合的長效機制和基礎性制度安排。要完善一攬子政策組合，引導投資行為，合理引導預期，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要調整和優化中長期供給體系，實現房地產市場動態均衡。

民生證券副總裁、研究院院長管清友對此提出幾項措施，以阻止中國經濟虛擬化泡沫化。「一是下定決心減稅負。二是啟動一批重大項目，比如，高鐵，這是發展必需的，不用怕債務負擔。三是國企改革。核心是改治理結構，推進混合所有制，倒逼公司治理，釋放企業活力，可充分參考匯金模式。」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則將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總結為：「去產能」還在佈局階段，鋼鐵等價格卻出現大幅波動；二四線「去庫存」還沒開始，一二線房地產價格卻全面上揚；對「僵屍企業」和高債務企業的整治還沒實質性展開，大量高負債國企卻已大規模進軍土地、海外並購和金融投資市場；「去杠杆」的各類舉措剛開始佈局，宏觀債務率卻持續上揚，部分指標已大大超過警戒線；「降成本」如火如荼展開，但各類宏觀稅負指標卻持續加重，企業獲得感不強等。

2016年「三去一降一補」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說明，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執行與落實尚有一定偏差、扭曲。

比如，雖然中央政策強調，深人推進去產能，關鍵是處置「僵屍企業」，但是地方政府需要GDP和稅收，企業需要生存，工人需要生計，銀行需要回款，結果都希望企業苟延殘喘。最終相關部門回到分配指標和去民企產能的老路上。

這種局面顯然不可持續。企業長期虧損、財政減收、債務違約、就業困難等問題不可避免，相關地區乃至中國經濟全局可能出現更困難的局面。

去產能等中央政策的關鍵是執行，而某些部門、地方政府、企事業單位在具體執行中央的一些政策時卻存在落實不到位的問題。對此，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加強責任分工，一錘一錘「釘釘子」，直到產生實際效果。要從制度上明確責任，強化監督問責，確保令行禁止。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媒體分析說，有的部門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傳達文件，在重大改革上固守既有權力和利益，搞選擇性落實、變通性執行，改革無法完全落地；有的地方對全面深化改革精神理解不透，不結合實際認真落實，甚至偏離中央改革方向和線路，老百姓難以從改革中感受到「獲得感」；有的領導幹部改革動力不足，不敢啃「硬骨頭」、涉險灘，缺乏改革大局意識，影響改革推進和實施效果。破解這些問題現實而緊迫。

而且，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必須實質性轉變。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的一個最重要變化，是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應對的唯一辦法，就是真正相信市場的力量，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中的大量試錯，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正確的發展路徑。

從實際看，各地政府轉型在理念、人員、方案上準備不足，雖有進展，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顯然，在中國經濟轉向新方位，在中國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關鍵節點，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新的經濟政策框架已經初步確立。

此後的關鍵是該經濟政策框架的落實。而落實的關鍵是公務員、企業家、知識技能人才等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的積極性的耦合。新一輪大改革大調整的激勵相容的新動力機制的形成，料將是一個複雜互動、穩中求進、徐徐圖之的過程。

（趙福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