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調控，雷霆一擊，內地一線城市閘門漸合。

重霧霾、高房價、難晉升，除了北上廣深和老家，剛需「小白」們還可以去哪裡落腳？

內地崛起的新一線城市正向年輕人招手。

在今年兩會期間，多個省市負責人公開向中央爭取將本地主要城市納入「國家中心城市」，也就是民間所說的一線城市名單，以全方位地擴大本地區的發展空間和話語權。

姚余棟曾執掌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所，現為大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過去幾年，他與民生證券副總裁管清友等一直在切磋「梯形城鎮化理論」。結論是，中國至少要發展8個一線城市。

他告訴《鳳凰周刊》，一線城市限購和限制人口或是不得已之舉，但這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增加一線城市數目，更多的一線城市既能吸納高端產業與人口，還能防範房地產泡沫風險。

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也持類似觀點。他曾公開表示，中國要解決北京這樣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個類似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行。

還需發展大城市化

2015年底，中國內地城鎮人口7.7億，城鎮化率大約5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38%左右。另外，城市化率與城鎮化率是不同的概念，由於鎮一級占官方城鎮化率56%的四成，所以中國真正的城市化率不會超過40%。

姚余棟認為，中國仍處於加速城鎮化的過程中，城鎮化的空間和經濟潛力依舊巨大。「城鎮化再有20年才基本結束，因為農村勞動力還有2億人，年輕人可能有1億多，加起來有3億人左右。」

關於中國未來的城鎮化模式，牛鳳瑞強調必須遵循適應規律。曾任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環境所所長的他告訴《鳳凰周刊》，中國人口眾多，密度高，走集中型城市化是必然道路。

一是較高的城市化率。80%以上，中國也還有近3億農村人口，相當於美國總人口，耕地面積則比美國少，美國人只有1%是農民。90%的城市化率，農民也還有1.4億人。二是若干個城市群、城市帶的發展。三是城市空間的緊湊型布局。四是大城市率先發展，占據較大的人口比重。

「這些年我們的城鎮化戰略和研究總是在小城鎮和大城市之間搖擺。」姚余棟說。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3億流動人口中，78.8%去了東部地區。其中，有80%集中在大中城市，44.1%在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和直轄市。同期全國城鎮的平均人口增長只有5.8%，而北京、上海、天津的增長率卻在29%、37%、41%。

牛鳳瑞指出，目前中國內地處於城市化第二階段，即城市化加速階段，各種要素向大城市聚集，大城市加快發展，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為大城市的規模效益、集聚效益和效率更高。

「最後一定會有七成到八成人住在城市，而且這些人一半以上會住在大城市裡。至今東京的人口還在增加，紐約也是。」牛鳳瑞說。

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梁紅分析，從人口和土地的稟賦看，中國的很多數據應該在美國和日本之間。但是，中國現在居住在100萬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只有美國的一半、日本的三分之一。500萬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不到美國的一半，是日本的四分之一。

「我們不要把幸福函數複雜化，年輕人遷移的目的，就是要找一個好一點的工作，這是最基本的。我們希望人們都去小城市，可是現實中，很多產業和企業並沒有到小城市去，相反小城市的企業都往大城市搬。沿海產業轉移，也是去了內陸人口聚集的大城市。」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介紹，近百年來，大城市越來越發展，人口越來越向大城市集中，包括已開發國家。聯合國撰寫的報告《大城市的優勢》提到，連治理污染也是大城市更有效益，只有一定規模人口的大城市，才能建設高水平的污水處理廠。「據說，少於一千萬人口的城市都養不起一個以西洋音樂為主的音樂廳。」

樊綱提醒，應該順應規律，騰出更多的土地發展大城市，包括周邊的小城鎮、衛星城等。

這方面日本、韓國曾有前車之鑑。日本當年也讓人們到小城鎮去，結果全國1.3億人，有30%住在東京，20%住在大阪。韓國也說不要到首爾來，搞新農村運動，結果新農村建成之日就是村民走光之時。現在50%的韓國人口聚集在大首爾。

一線城市擴圍

「但是完全追求市場化的大城市規律，往往避免不了泡沫。」姚余棟介紹，日本的皇宮一帶，可以把美國加州買下來，東京可以買下一半美國。北上廣深四個城市也可以買下一半美國。

「我們要小心房地產泡沫的風險，這種巨幅波動，20年都緩不過來，日本經濟停滯了20年了。」

姚余棟提出的解決之道是，中國應放棄「三角形」（一個首位城市），走「梯形」（多個首位城市）城鎮化道路。通過發展8個一線城市，每個人口達2000萬人，能確定首位城市人口規模，也有利於二三四線城市平衡發展。這樣形成共500個城市的系統，容納10億人口，讓城鎮化率達到70%。

「中國14億人口，這麼大的體量，才4個一線城市，至少應有8個。」

他作出這一測算的依據是齊普夫定律即冪律。國際上有關城市規模的實證研究發現，城市人口規模也符合齊普夫定律，即如果將一定區域內的所有城市按照人口規模大小排序，任何一個城市的位序與其人口規模的乘積等於常數。

在當前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情況下，假定每個城市2000萬人，每個層級8000萬人。若設置8個層級，需要1020座城市，共容納6.4億人，城鎮化率也只有46%，並不能滿足中國城鎮化的需求。

但若在單城2000萬人口不變的情況下新增4座一線城市，根據齊普夫定律每級城市可容納1.6億人，通過設置六級共504座城市，即可吸納9.6億人，占目前中國人口的69%。

姚余棟表示，其與管清友提出的「梯形模型」，或可做內地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的一個參考。

管清友研究發現，與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一線城市人口占比明顯偏低。2015年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5.2%，而同年，日本、韓國、英國、法國、美國人口規模排名前四的城市總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1.5%、37.0%、24.9%、22.6%和14.7%。

為提高一線城市人口集聚度，一方面可擴大現有一線城市人口規模。201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萬人、人口密度3809人/平方公里，都低於同期全球第一大城市東京的3700萬人和6106人/平方公里，中國城市人口密度仍有提升空間。

另一方面，則可打造一批新一線城市。深圳當年便因經濟崛起在上世紀90年代與北上廣並列，成為第四個一線城市。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城市有希望躋身新的一線城市。

「建設十幾個千萬人以上的超大型都市是不可扭轉的趨勢，除了北上廣深，武漢、南京、杭州、成都等等，千萬人口現在都可以看到了。500萬人口的城市就限制，是沒有任何依據的。從500萬人到2000萬人還有1500萬人的空間，為什麼不能發展？」牛鳳瑞認為，未來一段時期，二線城市發展速度會更快，與一線差距會縮小。

各地競爭國家中心城市

一線城市在政府文件中的正式提法是「國家中心城市」。在剛結束的全國兩會，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參加陝西代表團全團會議時，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提出建議「推動西安成為國家中心城市」。

他說：「國家明確了8個國家中心城市，沒有一個位於占國土面積近三分之一的西北地區，建議國家將西安列入國家中心城市，帶動引領西北的發展。」

李克強當場回應：「你們研究一下，可以考慮，如果銜接好，給國務院專門寫報告，儘可能給予支持。把西安作為西北的龍頭，揚起來。」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多個省區市的代表委員都提交了把所在省會、城市建設成國家中心城市的建議或提案，推銷與競爭可謂白熱化。

根據官方媒體《中國經濟周刊》的爆料，國家中心城市的數量是12個的可能比較大。目前已經有8個城市被確定，也就是說，只剩下4個名額了。

於是多個省份都在「舉全省之力」爭取名額，山東省的青島與濟南更展開省內角逐。

早在2005年，住建部就提出國家中心城市的概念。2007年編制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中，首次提出國家中心城市是國家城鎮體系中最高等級城市。2010年住建部提出建設五大國家中心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天津。

但直到近幾年，國家中心城市才真正進入各地方視野。

2015年12月，在重慶舉行的一場智庫論壇上，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十三五」期間，中國將加速發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擔全國性的功能，帶動區域協調發展，形成經濟發展新的增長節點。

楊偉民表示，中國要解決北京這樣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個類似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行。

他指出，中國出現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國的服務性功能過度集中在一兩個城市。比如北京城市病問題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若把企業總部、醫療高地、最高學府等功能轉移，自身城市病解決的同時也能促進其他地區發展。

楊偉民認為，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發展空間趨於飽和，新的中心城市重點將在東北、中原、成渝等幾大城市群培育和發展，再造若干個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形成經濟增長新節點。

「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專門寫到，發展一批中心城市，強化區域服務功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加快提高國際化水平，適當疏解中心城區非核心功能，強化與周邊城鎮高效通勤和一體發展，促進形成都市圈。

由此，10個國家中心城市或一線城市已經呼之欲出，名額增加也使得各地方有了爭取入圍的想像空間。

2016年5月住建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印發的《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中，首次提出成都要以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目標。2016年12月，國家發改委印發的《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支持武漢、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

至此，已經有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成都、武漢、鄭州等8座城市被明確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

在國家中心城市的遴選過程中，相關城市競爭激烈異常。2016年9月25日同一天內，鄭州市委書記、長沙市委書記、瀋陽市市長均公開提出，以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目標。而幾個月後，鄭州市成功入圍。

「地方政府都非常關注。大家都希望能夠進入到國家中心城市這個名單中來，我知道有些城市可以說做了很多的努力。」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鳳凰周刊》。

據了解，瀋陽、南京、西安、長沙、杭州、青島、廈門等城市正在積極爭取進入國家中心城市行列。

下放權力補足短板

「某城市划進去了，某城市沒進入，若干年後，可能差距會拉大。各個城市激烈競爭和爭取，原因就在這兒，機遇難得，抓住了和沒抓住未來可能有很大的分化。」馮俏彬說。

客觀上，讓潛在一線城市激烈競爭，形成新的地方競爭格局，也會增加創新與改革的地方動力。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肖金成研究員表示，雖然被定位為「高大上」的國家中心城市，其實這些城市的發展客觀上還存在諸多短板。

比如，城市競爭力全球排名不高。根據中國社科院《城市競爭力報告2017》，全球505個城市樣本，進入前10位的內地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其中，上海第七，北京第八。進入前200位的，包括港澳台城市只有17個，內地只有12個。

發展不均衡，北上廣深遙遙領先。比如，創新力不足問題。2015年北京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是6%，上海3.73%，深圳4%，紐約、波士頓則高達15%。區域輻射帶動力不強也是問題。北京、天津2015年GDP達到2萬億元和1.6萬億元，但同處京津冀的石家莊只有5440億元，保定、廊坊更少。

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高，學校、醫院、交通等均屬短板。東京2001年地鐵密度指標為0.11，北京2010年只有0.02，東京以軌道交通為主，北京以地面交通為主。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增長模式仍屬高消耗、高污染型。

應對上述短板，管清友就指出，打造新一線城市，需要提高相關城市的經濟管理權限、做出必要的行政區劃調整、賦予更大立法權、調整金融監管體系、加快國企改革、鼓勵創新，在戶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養老制度等方面做出調整，國家級和區域級的交通、能源等規劃向相關城市傾斜。

「我不建議劃定，應該有一批候選城市，把一些實在的權力下放，讓城市自由成長、自由競爭。」管清友強調。他指出應充分學習深圳的崛起模式，建議重啟特區政策，下發權力，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趙福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