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肥從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一個持續增肥的超級胖子。這個胖子期間幾次試圖減肥，制定計劃，每次都只是迎來身材的反彈，其「腰圍」從XXL一直胖到XXXXXXXL。

4月1日晚上七點，央視《新聞聯播》公佈了一份新的「減肥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官方檔中以「千年大計」來定調這個新區，稱其對「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等問題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自2013年以來，國家一直在力推北京瘦身計劃。疏解非首都職能，也一直是核心要義。從大紅門、動物園等批發市場的搬遷，到北京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建設，再到這次雄安新區建立，無不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

北京這場瘦身計畫動作之大，自1949年以後從未有過。但如同人的減肥一樣，大腦制定的強度越大，細胞和肌體的反應也越強烈。田金秋、張峰、元力等就是這個肌體中的細胞，數千萬這樣「細胞」的命運因此發生變化，有些人為之高興，也有一些人並不情願。

「冷不丁弄了個雄安新區」

4月1日晚上七點多，河北安新縣大王鎮大王村，51歲的田金秋正在朋友家打麻將。二十來平米的屋裏煙霧繚繞，或站或坐有十多個人。哢嚓嚓打牌、嘩啦啦洗牌的同時，他們也在東拉西扯閒聊。有個人從外面推門進來了，他剛看了《新聞聯播》，開始講起要建立雄安新區的消息。「播了五分多鐘」，田金秋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回憶道，之後，整個屋子裏就只剩下這一個話題了。

那五分多的畫面裏，大多數都是習近平的身影。自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一直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要求重點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2月23日上午，他曾到河北省安新縣考察新區規劃的情景。

站在田邊，當地官員在習近平面前展開一張新區地圖，田金秋熟悉的安新縣以及周邊的雄縣、容城區域被標成綠色，用紅線框出，這便是雄安新區的初步輪廓。

按照規劃，雄安新區起步區面積大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新區的中心位置與北京天安門和天津市區均相距約130公里，距北京興建中的新機場最近約60公里，一小時內就可以抵達。

打著手裏的牌，田金秋和朋友們聊著「雄安」這個陌生的名字，非常開心。「我們這裏原來一直在傳建立白洋澱市，」田金秋說，「冷不丁弄了個雄安新區，比市還高了一等，當然高興了。」

大概從2015年開始，當地就有合併幾個縣成立白洋澱市的傳聞了，之後，圍繞著白洋澱市的作用，更是演化出各種版本，有說要成立副省級自貿區的，也有人傳說，白洋澱市以後要作為副首都。還有人在百度貼吧裏建了「白洋澱市吧」，2月24日，習近平視察當地之後第二天，有人在貼吧發帖子說，白洋澱市未來將是一個特區。有嗅覺靈敏的人，開始在安新等地買房。當地房價隨之飆漲。

早在去年10月，安新、容城和雄縣——這三個後來合併成為雄安新區的縣城，就開始限購了。新樓盤售樓處的大門上，貼上政府封條，各級政府也開始大力宣傳不得違規建房等消息。

但就像很多人從來沒聽過這三個縣一樣，奔波而來的買房者也不知道在當地悄然發生的這些變化。就在田金秋摸著手裏的麻將，猶豫打哪張的時候，通往雄安新區的高速路上，燈光閃爍，來自北京、天津等各地的買房客，披著夜色上路了。對於這個「千年大計」，人們一無所知，唯一知道的是，房子以後會升值。

田金秋和朋友們也聊到這個問題，等新區真的建成了，他們的房子一定也會升值。但這種樂觀氛圍並未持續多久，很快，田金秋和當地人就變得「人心惶惶」了。

不得不瘦

沿著雄安新區最北邊界線再往北，開車走上不到三公里，就到了白溝新城。這裏原本是個鎮，但作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白溝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雄安三縣的水準相當。

在白溝經營服裝批發生意的張峰，很快也感到了雄安新區的影響。在雄安遭到阻擊的買房客，掉頭北上轉往白溝等周邊地區。這裏的房子一夜一個價格，甚至一小時一個價格。白溝一售樓人員對媒體說，白溝那幾天全是內部拿房，房價從三天前的7000，升到11000，而且必須是全款，轉賬慢的都搶不上。張峰沒想到，自己在北京失去了那麼多，最後又在房子上找回一些彌補。

2014年之前，張峰一直在北京做生意。他是保定人，2012年來到北京大紅門批發市場做男裝生意。大紅門北起南三環木樨園，南至涼水河北岸，經過二十多年發展，已經成為長江以北地區最大的服裝集散市場。高峰時期，整個商業區域內共有服飾、紡織品、鞋帽等綜合市場45家，聚集2.8萬戶商戶，直接從業人員約5.8萬人，總營業面積161萬平方米。據當地城管人員介紹，大紅門商圈每天的人流量能達到30萬，交通擁堵問題嚴重。

張峰的店鋪在大紅門只算中等規模，每年收入能達到五六十萬。當然，租金也貴，一年也要十幾萬元。雖然收入可以，但他也知道自己留不下來，「孩子都不在北京，來回跑挺麻煩的」。也是在2014年，北京開始了新一輪的「減肥」計畫。

2014年2月25日，習近平先後到北京市規劃展覽館、玉河遺址、南鑼鼓巷、北京市自來水集團第九水廠、市軌道交通指揮中心和首都博物館考察。這次緊湊行程中的每一站都代表著北京的核心問題。在北京市規劃展覽館，習近平花了1個小時25分，瞭解北京地理環境、規劃佈局、功能定位、發展變化等情況。

第二天，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彙報。此次會議明確將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升級為重大的國家發展戰略。習近平當時就指出，不斷發展的北京面臨令人揪心的很多問題。

北京的規模正變得越來越大。1949年新政權定都北京後，很長一段時間，這座城市核心區都沒超過二環，但1980年代後，城市開始擴張，XXL的北京不斷建設新的環線，X也不斷增多，一直到2015年，大七環建設提了出來，北京的尺寸也膨脹到XXXXXXXL。

北京「大城市病」越來越嚴重。在葉堂林看來，病症最嚴重的時候是2010年之後。葉堂林是首都經貿大學特大城市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研究基地執行主任，他和同事近年來一直在做相關調研，連續兩年發佈《京津冀藍皮書：京津冀發展報告》。據他回憶，2010年前後，北京地鐵等交通線路還沒現在多，「所以當時交通非常擁堵」。天通苑、回龍觀、望京等大型社區，居民早上出不來，晚上回不去成為常態。同年，北京成為全國首個發佈汽車「限購令」的城市，當年的機動車保有量已接近500萬輛。

擁堵背後，隱藏著城市人口、產業、空間佈局、設施配套等深層次問題。2011年，「霧霾」一詞首次進入大眾視野，PM2.5被正式納入中國的空氣品質指標，環境問題困擾著每位北京居民。在一系列「限購」、「限貸」的政策下，北京的房價還是讓人望而生畏。這一切都和源源不斷湧向首都的人密切相關。

2014年1月，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提出將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進行調整。這個規劃制定於2002年，早已經趕不上變化了。依據原來的規劃，北京城市總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1800萬人，但該目標提前10年就已打破——截至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已達2069.3萬人。城市的合理承載量被不斷挑戰，北京終於到了不得不瘦的地步。

張峰，成了這場瘦身計畫中最早被減掉的一份子。

「大樹底下不長草」

習近平一直都很關注城市規劃的問題。出國訪問時，他常會從空中俯瞰所訪國家的城市建設。據新華社記者回憶，習近平也常拿這些城市與國內的城市做對比。他說，有些地方城市空間比較舒服，綠地、水源地、城市建築錯落有致。「我們的城市發展很快，但不少是高樓林立，水泥森林。」「人口多是國情，但在新的城市規劃建設上要更加科學合理。」

2014年2月25日，習近平在北京市規劃展覽館看《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展板時，想起之前看到網友給他的建議，「網上有人給我建議，應多給城市留點‘沒用的地方’，我想就是應多留點綠地和空間給老百姓」。

但這並不容易。「跟珠三角，長三角這些地方比，北京的短板就是生態環境比較脆弱，」 葉堂林對本刊說。南方水資源豐富，生態恢復得比較快。而北方，特別是北京，極度缺水。國際上一般將每人每年擁有不到1000立方米的水定義為「嚴重缺水」，中國的人均數字是450立方米。北京更嚴重，即使南水北調後，北京人均年水資源量僅150立方米。2015年，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就提出了「以水控人」的觀點。他表示，北京到了這個階段，最大的挑戰就是人口資源環境矛盾不斷加劇，所以要疏解功能，人口增長太快，資源承載不了。

除了水資源的先天缺陷，對北京而言，「首都」的身份也成了一把雙刃劍。「京津冀這個地方非常特殊，區域各自為政，都願意爭做這種經濟中心，實際上在很多方面就沒法合作。」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耀對本刊說。「我們說京津冀是三地，實際上，它是三地四方，它還有個中央，其他地方沒有中央這樣一個體制的問題，京津冀地區的行政級別、規格、等級不同，協調的難度要大於其他所有的城市群。」

「南方可能市場經濟起主要作用，北京的發展更多是靠政府的大專案，像新機場、冬奧會、奧運會帶起來的，而大的項目它靠的是權力配置資源。」葉堂林說，一方面，權力配置能更主動和靈活地得到更多資源，但同時導致一些大專案很難落到北京周邊地區。久而久之，京津冀地區就出現了「大樹底下不長草」的怪像。

「也就是說，北京過度集聚發展得很好，結果周邊還有很大的一個貧困帶，河北沒辦法跟北京在資源配置上構成競爭關係，也沒辦法構成錯位發展，專案落到北京就在北京，跟河北沒有關係，」葉堂林舉例說，「2008年奧運會落到北京，跟河北的關係就很小，河北只需要做貢獻。」

北京營養過剩，體量臃腫，而河北吃不飽，甚至「根本沒得吃」，截至2016年，河北全省尚有39個國家級貧困縣。包括張峰在內，很多河北人就來北京打工，又加重了北京的肥胖症。

為了解決北京過於肥胖的問題，先要解決周邊省份營養不夠的情況。2013年5月，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之後不到兩個月，就赴天津調研，當時他提出京津「雙城記」的想法。當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發展問題時，他又提出要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先是1+1＞2，再是1+2＞3。在同年的多次講話中，習近平強調，解決好北京發展問題，必須納入京津冀和環渤海經濟區的戰略空間加以考量。在這個大的戰略背景下，北京終於迎來了歷史性的改革契機。

又回北京

白溝也有了個大紅門。2014年，張峰在大紅門周邊經常看到白溝大紅門的宣傳。這個國際服裝城是當年9月28日開業的，目的就是為了承接北京地區的服裝商戶疏解工作。

「他們在北京還有個辦事處，」張峰回憶道，看到相關資訊後，他到辦事處瞭解過那邊的情況，「成本挺低的，低好幾倍呢，一年一萬多、兩萬來塊錢。」

和妻子商量後，張峰開始琢磨把生意搬到白溝的事。自從北京提出疏解非首都職能後，低端產業就成了首要被疏解的對象。2014年，動物園批發市場、大紅門批發市場開始啟動搬遷工作。到2015年北京兩會上，疏解低端產業更是寫入工作報告，接下來北京運用財政、稅收、價格等經濟手段，就地淘汰低端、低效、高能耗產業，以產業疏解帶動人口疏解。

3年來，北京市累計調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場370餘家，涉及商戶6.1萬戶、從業人員21.8萬人。累計退出一般性製造業企業1341家，2017年還將疏解退出500家。

河北廊坊等地，也在爭取北京疏解出去的產業。但猶豫再三，張峰和600位同行一起，成為首批疏解到白溝的商戶。

「當時我看做宣傳做得挺大的，上電視、上新聞什麼的，」張峰回憶道，考慮到自己是保定人，早晚要回老家發展，「然後就過來了。」

但來了之後，他發現情況跟想像的完全不同。第一年還好，媒體上宣傳還比較多，生意做得不錯。但很快，「這個市場也不做什麼宣傳，也不做什麼活動，沒什麼動靜了，北京那邊也沒什麼政策」，張峰回憶說，白溝大紅門的人氣越來越低。

以前在北京大紅門，從早到晚，客戶不斷，而現在，張峰經常覺得很閑。

在葉堂林看來，如果新地方的配套公共服務資源跟不上，很快就會影響前期的疏散成效。「所以公共服務不均衡導致了很難疏解，我們這次把批發市場關了，但是人沒少多少，行業走了，你不讓我幹批發我幹別的了，所以他沒走。」

2015年，一些從北京「動批」、大紅門來的同行看生意不行，又返回北京的鋪子。對他們來說，即使北京的店很快面臨拆遷，也比在白溝掙得多。張峰和白溝的朋友們經常盼著北京的批發市場疏解得再快點，大家趕緊來白溝，湊個人氣。

4月1日晚上，張峰也在朋友圈看到了雄安新區的新聞，他心裏一陣暗喜。就在今年年初，張峰在白溝買房了，受那些轉戰白溝的炒房客影響，他的房子身價也上漲了很多。伴隨著雄安新區的話題，張峰在白溝大紅門的外地客人也多起來，不過大部分不是奔著服裝來的，「有炒房的，也有炒攤的」。

從北京搬到白溝將近三年，張峰一直在為不鹹不淡的生意發愁，一度還想搬走。但幾公里之外的雄安新區，給他增添了一些信心。房價上漲，也讓他開心了不少——雖然他的房子是自住，並不會賣。

怒懟「通州黑」

4月1日晚上，元力在通州的家裏，盯著微信公號的後臺，他發現雄安新區的消息出來後，很多人對通州的未來變得憂心忡忡。還有一些他眼中的「通州黑」，「不知從哪里來的自信，瞧不起通州了」。

元力原來是北京《法制晚報》的記者，在通州住了十三年，也經常為報紙寫通州的稿子。雖然後來從報社離職，但他和同事們建了一個叫「通州國」的微信公號，繼續關注通州的發展。

看到很多人的憂慮和對通州的冷嘲熱諷，元力當時就忍不住要發文回擊，不過公號當天發文的配額用完了，他只能等到第二天。在他看來，擔心通州地位下降的很多人，其實對通州並不瞭解，也有一些是在通州或者燕郊等周邊地區買了房的，擔心房價會下跌，還有一種則是帶有酸葡萄心理的「通州黑」。

4月2號，他花兩個小時查資料並撰寫了一篇文章「懟」那些「通州黑」，給一起做公號的朋友們看了下，確定沒什麼問題後，這篇文章很快就發佈了。他為此起了一個帶有情緒化的標題：《聽說有人瞧不起北京副中心了？呵呵。》第二天，他們又引用澎湃新聞網的報導稱，「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並非雄安新區「首提」，早在有關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規劃建設」的官方會議和新華社重磅稿件中就已出現，落腳點亦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建設通州為副中心的消息，已經傳了很多年了，據媒體報導，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新修編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出臺，當時就有規劃專家建議，在通州建設新的中央行政辦公區，打造北京的「副中心」。到2012年，北京市政府首次正式提出將通州打造為城市副中心。但一直以來，都是有規劃，無落實，聲音大，雨點小。

直到2015年7月11日，北京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通過了《關於貫徹落實的意見》，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建設。這個事情才推上快車道。

「習近平視察以後，感覺（副中心建設）提速特別快，」元力回憶道，「到2015年公佈，2016年又上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在央視新聞聯播上去播，感覺速度一碼一碼就上來了。包括一些好多年的工程，比如廣渠路二期、京秦高速、大七環等，這些都是以前啃不動的骨頭，一個一個全給啃動了。」

按照規劃，副中心建設也是北京疏解職能大局的重要一環，到2017年底，北京市屬行政事業單位整體或部分遷入通州。北京計畫以此帶動約40萬人疏解至通州。同時也帶動非首都功能向亦莊、順義、大興、昌平等其他新城轉移。

2月24日，習近平在考察完雄安新區的第二天，就趕到了通州。在水道蜿蜒的大運河森林公園，習近平聽取了相關官員介紹的副中心建設情況。來此之前，他還趕到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建設現場，瞭解建設進度等情況。

回擊了人們對通州的憂慮後，4月6日，元力又發了一篇《習總書記視察1月後，通州的重點工程建成這樣了》，其中提到，行政辦公區很多建築已經封頂，外立面也開始了裝修工作。

元力也注意到，今年通州有六大保障性住房項目，其中三個是城市副中心職工周轉房專案。

「我對此很理解。」元力說，「政府既然要做這個事情，前期準備肯定要好，好多事情你要做又不讓人家做（職工搬遷）準備，（那是不可能的）。」

「你想知道的，也是我想知道的」

安新大王村麻將桌上的樂觀情緒，也沒持續多久，很快，田金秋等人就開始憂慮重重了。

「主要是搬遷，搬到哪兒？另一個是補償問題」，田金秋說，村委會並沒有通知他們搬遷，「他們也不知道消息」。

不止村委會不知道，整個新區的官員們都不知道。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安新縣一位宣傳副部長疲倦地說：「你想知道的，也是我想知道的。」

「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是設立新區的首要任務。」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重點是要緊跟世界發展潮流，有針對性地培育和發展科技創新企業，發展高端高新產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要素資源，培育新動能，打造在全國具有重要意義的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

「我們這裏的人不可能去那些高新企業上班」，安新一位制鞋企業的工作人員說，他們看到新聞上說，雄安新區不會發展低端產業，但當地文化、技能水準並不高的居民，又不懂得那些高科技的內容。

風暴只是在人們口中，在腦子裏刮著，但雄安新區的現實裏，一切又像是靜止下來了。村裏蓋了一半的房子，都停了下來，小車、工具擺在一邊。村口有人檢查，不許砂石材料進村。當地落戶工作也停了，剛結婚的不能落戶，即便是新生兒，也不能上戶口。據澎湃新聞網報導，涉及容城、安新兩縣的60個村屬於當地管控的第一個層級，「實施最嚴管控，徹底‘管死’，不能增加一磚一瓦，一草一木」。

新區裏，所有的房產都不允許交易，無論一手房還是二手房，都不得過戶。政府甚至放出狠話——將對不執行禁令的人員採取措施，並動用武警部隊和城管維護市場秩序。4月3日，多名仲介人員被警方帶走。

4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推進會議上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戰略部署，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是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兩項戰略舉措，將形成北京新的兩翼，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要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堅持「一盤棋」推進。

雄安的定位逐漸明晰，但在當地，人們甚至連兩個月後麥子能否收割都說不清。這個處於巨變時刻的地方，充斥著一夜暴富的美夢、流言和看不清方向的憂慮。

為什麼是雄安

「雄安新區」這個名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確定的。據新華社報導，2016年3月24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審議並原則同意《關於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有關情況的彙報》，確定了新區規劃選址，同意定名為「雄安新區」。

此時，關於「雄安新區」的選址、論證工作，已經持續了一年多。習近平最早是在2015年2月10日明確提出在北京之外建新城的思路的，此後，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過要在河北合適地方建設一座新城的想法。

按照習近平的要求，選址工作啟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開始牽頭組織研究相關工作。領導小組初步擬定了多個方案，選擇了幾個地點進行對比。同時，由16位頂尖級專家組成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對多個選址進行實地考察調研，召開10多次會議聽取河北省及規劃組的彙報。河北省也組織多個部門，持續進行多輪研究，謀劃提交多個選址方案。

相關官員、專家不斷往來于北京與河北之間。據新華社透露的資訊，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討論過方案後，會把意見回饋給河北剩河北省做出調整後，專家諮詢委員會再次實地考察，經過研討，將方案進行修訂後，再次上報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開會討論。

多次討論後，最終選址方案遞交國務院相關領導案頭。國務院舉行專題會議，集中研究相關問題後，2016年3月和5月，最終選址方案呈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

2016年5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審議《關於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有關情況的彙報》。據新華社報導，這是「雄安新區」首次出現在彙報稿的標題之中。

「它是一張白紙，可以更好地規劃。」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談及最終選定安新等三縣的原因時說道，這三個縣周邊是平原，簇擁著華北地區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澱，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而且它與北京、天津的距離比較適中，既不太近，也不太遠，「太近不能起到緩解大城市病的作用；太遠不利於北京、天津資源的協同」。

「聚集——疏解——重新聚集」

田金秋也在北京做過服裝生意，那是1990年代初。後來張峰去的大紅門，在當時還沒建起來，田金秋和老鄉們主要在前門附近活動。在他印象裏，那時候北京人就已經很多了，東單、西單、王府井，到處都是人。

1990年代初的北京，還是XXL的尺寸，人們更多在二環內活動。但當時政府也已經覺得擁擠了，開始疏導市中心的相關產業。「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北京工業全體往周邊疏解，尤其是城區的小規模作坊，小企業，小國有企業」，葉堂林回憶道，疏解工作很成功，但很快，新的產業又開始在中心聚集。「每個時代的發展，都會在市中心集聚這個時代最領先的產業，因為它收益高，能承擔起市中心的高地價，高成本。」

區域性的物流市場在八十年代是大力發展的，這對北京當時的經濟發展階段也起到重要的貢獻，但對下一步發展，又成了阻礙。八九十年代，北京又迎來了大量教育、醫療、事業單位、行政機構、金融等現代服務業。

「尤其是全國性的醫療產業，外地人來北京看病，一個人看病至少兩個人三個人陪護，這樣就造成每個醫院都成了堵點。」葉堂林說，「城市的發展，就是一個不斷集聚新功能、新要素、新資源，不斷往外疏解舊資源、舊要素和舊產業的過程。」

在葉堂林看來，對於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不可避免地一直會陷入「聚集——疏解——重新聚集」的迴圈。「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不是要把北京解體，而是讓北京未來達到美國紐約、日本東京、法國巴黎、英國倫敦那樣的人均GDP達到五六萬美元的水準。」葉堂林說，「咱們現在是一萬七千美元就那麼擁堵了，下一步就沒有發展空間了，疏解的同時還要向全球集聚更高端的要素、更高端的部門，能把北京做成在這些國際大都市里，有競爭力的城市。」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張峰這些從事低端產業的人，自然要離開北京。那些又回來的，早晚也會再次離開。元力生活了13年的通州以及田金秋生活了半輩子的雄安，也要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來。

北京規劃展覽館裏，查閱《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0年）（草案）》的市民們想從其中看出北京與雄安兩地互動的端倪，不過，毫無收穫。這份草案是3月底面世的，當時雄安新區的消息還未公佈。有市民在各大展板中苦尋「雄安」身影，卻只發現在城際鐵路網規劃中提到「固安-白溝-安新縣-保定市」的線路而已。有的市民在留言板中建議，希望政府儘快解釋雄安新區與北京的關係，二者如何相互影響。還有人則納悶，如此「千年大計」為何事先沒有問政於民？或者至少應在《總規劃草案》中提上幾句。

4月1日那天晚上，田金秋和朋友們一直玩麻將玩到了深夜十一點多，終於累了，關於雄安新區的未來也聊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們決定收桌子不打了。田金秋那晚手氣並不好，他大概算了下，輸了三四十塊。他和朋友們說笑著走出屋子，道別，借著街道上昏黃的路燈，往家走去。（文中張峰為化名）

（陳光、張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