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陝西，不論是大學校園裡的教授，還是在習仲勳故居參觀的遊人，說起習仲勳，都會尊稱一聲「習老」。這個稱呼背後，是人們對習仲勳深厚的感情。「今年5月24日是習老逝世15周年的日子。回看習老的一生，他生於陝西、長在西北，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調往北京工作。可以說，他的青年時代基本上是在西北度過的。在這裡，他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養成了淳樸善良、嫉惡如仇的性格；也是在這裡，他感受到五四運動前後風起雲湧的時代浪潮，走上革命道路，奮鬥了一生。」

成長：在厚重歷史與大革命風雲中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勳出生在陝西富平的一戶農家。早年，習仲勳的大伯習老虎從軍，給家裡留下些許銀兩，加上習仲勳的爺爺習永盛、父親習宗德的勤勞經營，習家得以維持生計。「習宗德是一個典型的陝西農民，吃苦耐勞，為人寬厚，性格剛直。」袁武振說。習仲勳的胞妹習冬英幾十年後回憶父親時說：「我伯（陝西關中地區對父親或父親兄長的稱謂）沒上過學，終生為農，在人家水煙鋪子做過工。但他經歷較廣，知書達理。他期望子女們以農為本，織耕傳家，做勤勞正直的人。」

主持「西北的遵義會議」

兩當起義時，習仲勳還不滿19歲，起義的失敗讓他著實苦悶了一段時間。加上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追捕，他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最終病倒了。就在習仲勳發動兩當起義前夕，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病榻上的習仲勳聽到這個消息，很快向黨組織表示，希望儘快到陝甘遊擊隊工作。

習仲勳幾經輾轉，找到了陝甘遊擊隊，並且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劉志丹、謝子長。看到比自己年長十幾歲的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很激動，但是想到起義的失敗，又一時語塞。劉志丹看出了習仲勳的複雜心情，拉著他的手說：「幹革命還能有不失敗的時候？失敗了再幹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失敗的次數比你多得多。」

幾十年後，習仲勳回憶了那次見面：「我很早就聽說過劉志丹的名字，也聽說過他進行革命活動的許多傳說。在傳說中，常常把劉志丹描繪成一個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見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卻完全像一個普通戰士……志丹的談話，給了我很大啟發。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論水準，這不僅僅是從書本上學來的，也是從實際鬥爭中總結出來的……雖是初次見面，但他那種堅韌不拔的信念，為真理獻身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不久，國民黨調集部隊，向陝甘遊擊隊逼近，劉志丹、謝子長隨即指揮部隊轉移，準備向北發展，建立革命根據地。臨行前，謝子長給習仲勳交代了任務——留下來做農村工作。然而，大部隊出發後不久，留在習仲勳身邊的部隊中就發生了中隊長陳克敏叛變的事情，給部隊帶來嚴重損失。不得已，習仲勳帶著剩餘部隊，輾轉渭北地區。

正當習仲勳在渭北浴血奮戰時，百里之外，陝甘遊擊隊在照金地區建立起根據地。為了加強領導，中共陝西省委選派了一批幹部到照金工作，習仲勳便是其中之一。

1933年3月，習仲勳被任命為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委員、特委軍委書記、團特委書記等職，成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當時「左」的思想在黨內蔓延，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不顧劉志丹等人的強烈反對，命令部隊離開照金根據地南下，結果幾乎全軍覆沒。7月，杜衡被捕後很快叛變，陝西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陝甘邊根據地幾乎陷入絕境。

此時，有3支部隊在國民黨的進攻下轉移到照金地區，壯大了根據地的力量，但這也帶來了問題：下一步怎麼走，誰來統一指揮？為瞭解決這個問題，1933年8月14日，陝甘邊區特委在陝西耀縣陳家坡召開了黨政軍聯席會議，由習仲勳主持。

就在會議前一天，紅四團團長黃子祥找到習仲勳，表達了希望各支部隊分散活動的意見，問習仲勳是否支持。習仲勳內心並不同意，但為了會議能順利召開，他說：「情況我不曉得，究竟怎樣決定，開會再商量。」會上，大家果然就各部隊統一指揮還是分散活動發生了激烈爭論。作為會議的主持人，習仲勳很好地把握著會議節奏，並表態贊同大多數同志的意見——幾支部隊要統一行動。

「習仲勳成功主持陳家坡會議，對於西北的革命意義重大。當時敵強我弱，如果按有些人的意見分散活動，很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如果那樣，西北的革命前景就很危險。可以說，陳家坡會議就是西北的遵義會議。」袁武振評價道。「習仲勳出生在陝西，從事過學運、農運、兵運等各項工作，對於當地的實際情況非常瞭解。這是他年紀輕輕就能在複雜的局面下，做出正確判斷的原因。也只有腳踏實地的人才能看到更遠的未來。」姚文琦說。

「娃娃主席」樹立廉政風氣

陳家坡會議前後，國民黨地方部隊和民團多次進犯照金，都被擊退。蔣介石聞訊非常惱怒，多次電令西安綏靖公署繼續「圍剿」蘇區，還給出了最後期限。

在敵人重兵壓境的陰雲下，1933年中秋節，習仲勳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在「左」傾壓力下率兵南下、陷入困境的劉志丹，歷盡艱辛後終於回到了根據地。習仲勳來到寨子外迎接劉志丹，看到他雖然消瘦但依然精神抖擻，沒有一點灰心喪氣的樣子。劉志丹對習仲勳說：「這次我們又上了機會主義的大當，又吃了一次大虧。」聽習仲勳講完陳家坡會議的情況，劉志丹興奮地說：「這下就好了，陳家坡會議總算排除了錯誤的主張，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了。」然而他們這次團聚時間很短，幾天後，劉志丹就帶領部隊踏上了新的征程。

劉志丹離開不久，國民黨部隊包圍了照金。由於敵我力量懸殊，習仲勳當即建議「部隊全部撤退，來個空城計，我們不能死守根據地」。特委採納了習仲勳的建議，要他在附近農村隱蔽下來，見機開展工作。那段時間，習仲勳病了，一位姓王的農民大娘悉心照顧了他。「她半夜裡把我從山林中叫回來，在她家裡給我吃米飯，做豬耳朵肉，有時還把白糖也給我送來。」幾十年後，習仲勳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感動依舊。

就在習仲勳患病的日子裡，以甘肅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起來。1934年初，習仲勳來到了南梁。「這片根據地是在黨內『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殊為不易。習仲勳深知這一點，一到南梁就投入了工作。」袁武振說道。

他挨家挨戶給老百姓講怎麼打土豪，如何分田地，怎麼保護自己的土地。當時的老赤衛隊員蔣成英說：「這個地方的大多數人都是陝北逃難下來的窮難戶，習仲勳和群眾的關係是，走到誰家，都是大人娃娃往跟前攆。」

隨著根據地的擴大，193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當天，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舉行，習仲勳被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由於他年僅21歲，被邊區百姓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

雖然當了主席，習仲勳對百姓的態度依然謙和。當時，百姓有了困難第一反應就是找「娃娃主席」，而且不管是誰、因為多小的事來，習仲勳馬上就見。在擔任蘇維埃政府主席期間，習仲勳制定了一系列發展邊區的措施。上到土地政策，下到邊區集市，他事必躬親。

更為難得的是，習仲勳當時就注意到樹立廉潔政治風氣的重要性。他帶頭執行政府工作人員的供給制，從吃飯穿衣到辦公用品，全部統一籌辦，每個人按最低標準發放。邊區政府還制定了一條法令：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汙十元以上者執行槍斃。對於領導幹部，邊區政府要求更為嚴格，一旦犯了錯誤都要處分，作為邊區領導人之一的高崗當時違反過紀律，就曾被撤職處分。

為了推動廉潔風氣的形成，習仲勳在後來的革命生涯中還曾認真制定自己的生產節約計劃：和勤務員合作種棉花、白菜，每天撚毛線1小時，一年內衣服被褥不要公家補充，冬天睡冷床，只燒爐子不燒炕，提前停火半個月，鍛鍊身體爭取不用公家醫藥費……在南梁的那段日子裡，劉志丹多次誇讚習仲勳：「你做得好啊。有你這樣的作風，咱們就會立於不敗之地。」

毛澤東給他寫下

「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在延安舉行。休會期間，毛澤東回到窯洞，準備給獲獎幹部題詞，周恩來、任弼時站在一旁觀看。毛澤東先寫下「有創造精神」，打算送給王震，接著又給華池縣縣長李培福寫了「面向群眾」。突然，毛澤東停筆問道：「給習仲勳寫個什麼好呢？」眼看一時沒人說話，毛澤東沉思片刻，揮筆寫下「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習仲勳後來說，這幅字是「鼓勵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姚文琦認為，這也是毛澤東對習仲勳多年來，相忍為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肯定。

習仲勳出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後，1935年7月，蔣介石調集15萬大軍再次進犯西北革命根據地。此時，根據地的「左」傾錯誤已經相當嚴重。對此，習仲勳一直是抵制態度，曾經在陝甘邊區特委會上提出糾正土地分配中「左」的傾向。然而，「左」傾錯誤的勢頭越來越強，到了9月很多人因為錯誤的「肅反」被捕了，習仲勳很憂心。不久，他身邊的一些人，包括警衛員也被關押。有人對習仲勳說，你暫時離開一下，避避風頭。習仲勳聽罷就說：「不能走！我落一個法西斯分子，把我殺了，我也不能走。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義叫回來的，我怎麼能走呢？」

沒過多久，習仲勳被誣以「罵群眾是土匪」「不搞土地革命」等罪名，被關押在瓦窯堡。在那裡，「左」傾主義者要習仲勳「自首」，習仲勳說：「這有什麼自首的？我是革命的，你們說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說我什麼也不要緊。」

就在習仲勳和劉志丹等西北革命根據地領導人深陷囹圄，有生命危險之際，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抵達甘南。毛澤東從一張國民黨地方報紙上看到蔣介石派兵「圍剿陝北共匪」的消息，得知當地仍有紅軍和根據地，當即決定前往陝北。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西北根據地的吳起鎮，毛澤東派人打聽根據地領導人的下落。聽說他們在「肅反」中被抓，關押在瓦窯堡時，中央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接著，中央派出調查組，查明真相，很快給習仲勳等人平反。

解除關押後，習仲勳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在一次會議上，他見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無暇交談，但習仲勳對當時的情形印象很深。他說，毛主席的報告完全合乎實際，令他迷霧頓散，周恩來兩眼炯炯，「好像可以洞察一切」。

1936年初，中央決定派習仲勳前往靠近西安的關中特區任蘇維埃副主席。「細細品味這個決定，就能發現習仲勳是真的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本是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現在卻要去一個重要但並不穩定的蘇區做副主席，換作他人難免會有意見。但習仲勳欣然前往，一如既往兢兢業業地工作。西征期間，他為了工作需要還短暫出任過環縣縣委書記，這個職位更低，但他毫無怨言。」姚文琦評價道。

就在赴關中任職途中，習仲勳遇到了準備率部東征山西的劉志丹。兩位一起戰鬥，又一起經歷磨難的戰友話別時，劉志丹說：「仲勛，向受過整的同志都說說，過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這番話是劉志丹的想法，同樣也是習仲勳的想法。「這兩個人的思想境界，用『相忍為黨』來形容，再合適不過了。只不過，習仲勳沒想到劉志丹會犧牲在東征戰場上，這一別竟成了永別。」 袁武振說。

一切為了勝利，黨叫幹啥就幹啥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勳傳（上卷）》第十六章，以「一切為了勝利」為題，講述了習仲勳在解放戰爭後期的工作。「這個題目也可以說是習仲勳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的高度概括和真實寫照。」袁武振說。

1936年9月，結束了西征任務的習仲勳又回到關中特區，任特委書記。短短3個月後，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形成。原本習仲勳這次赴關中，中央希望他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擊國民黨的進攻。但是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身為關中特委書記的習仲勳開始了自己的思考。他對同志說：「我們大部分區鄉幹部，對統一戰線政策瞭解得不正確，一方面是認識不足，以為革命成功了，忽視統一戰線中的鬥爭一面；另一方面則對統戰對象仍懷著階級仇恨，不願做統戰工作，不與友方聯合。」習仲勳調整了工作方向，將「蘇區與友區的區域談判」「爭取民團」「加強對友區的群眾工作」等作為重點。

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很重視關中特區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回民的工作。他主張民族平等，尊重回民的民族、宗教習慣，爭取回民支持抗日。「看到這裡你不難理解，習仲勳為什麼能在解放後主政西北時，對民族宗教問題拿捏得非常好，還和十世班禪成了忘年交。處理民族問題時相互尊重，平等以待，他早有經驗。」袁武振說道。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共兩黨一致對外。但樹欲靜而風不止，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部隊常向八路軍挑釁。關中特區地處陝甘寧邊區最南端，這個現象更為突出，習仲勳曾以「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當時的情況。面對國民黨軍隊的不時進攻，習仲勳領導關中軍民進行了長期的反摩擦鬥爭，最終的結果是「我們基本勝利了，邊區更加擴大了」。

1942年7月，習仲勳調任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第二年初又擔任綏德地委書記。「綏德是當時陝甘寧邊區的北大門，人口和麵積占整個邊區近1/3，地位非常重要。習仲勳在關中6年的出色工作，說明他足以擔此大任，而這時他也才30歲。」袁武振說。在綏德，他響應中央「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號召，提出機關幹部不僅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且要深入農村，推動大生產。「為52萬群眾服務」，是習仲勳在綏德工作期間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很快發動了內戰。回顧習仲勳在解放戰爭中的工作，還是那句話，一切為了勝利，黨叫幹啥就幹啥。」姚文琦說道。從在戰場上和彭德懷一起指揮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戰三捷，到後來與賀龍一起領導西北地方武裝、做後方工作，習仲勳一直是那個任勞任怨的年輕人。他在青年時期如此，在此後一生的跌宕起伏中也是如此。只要是為了黨、為了人民，他從無怨言。

愛情：在革命中一步步靠近

因為一條標語記住一個名字

習仲勳曾說，自己是一個「好丈夫」。他與夫人齊心相識於亂世，相伴相依近一個甲子。支撐他們攜手走過風雨歷程的，是相互的理解關愛，更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處世準則。而這些基礎，正是兩人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

1943年2月中旬，陝西綏德迎來了不滿30歲的習仲勳。他是從延安來主持工作的。當時地委機關駐在縣城西門一座明清時代的道觀——九貞觀裏。九貞觀分前後院，習仲勳住進了後院一孔朝南的窯洞。當地同志很歡迎他，在九貞觀大院的牆上貼了標語——歡迎習仲勳同志來綏德地委主持工作。

一個多月後，一個年輕姑娘來地委轉黨組織關係，一抬眼看見牆上還未褪色的標語，便記住了習仲勳這個名字。年輕姑娘就是齊心，彼時不過19歲出頭。她是作為延安大學中學部的骨幹力量之一，被中共中央西北局抽調到綏德師範開展工作的。

別看她年紀不大，革命經歷卻很豐富。七七事變爆發時，齊心剛剛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正在高興之時，卻聽到盧溝橋的隆隆炮聲。她親眼見到北平市民在街口堆滿沙袋，準備巷戰的義舉，以及日軍坦克在街頭開過，日本兵趾高氣揚騎馬而過的場景，便立志抗日救國。15歲時，齊心去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女生隊學習，成了一名八路軍女戰士，還參加了反日寇「大掃蕩」戰鬥，雖然不到入黨年齡，但她表現優秀，被特批入黨。後來，她又歷經40多天艱苦行軍，通過敵人封鎖，前往延安學習、工作，再由延安來到綏德。

在綏德，齊心和習仲勳很快見面了。當時陝甘寧邊區正在開展鋤奸運動，而綏師接連發生貼匿名恐嚇信、教員被石頭打傷的案件。地委便以綏師為重點，開展防奸整風審幹運動，習仲勳也去學校做動員報告，講解黨的方針政策。一次他做報告，正是齊心做記錄，兩人坐得很近。齊心舉止文雅，記得很認真，字也很好，都被習仲勳看在眼裡。這也是齊心第一次見到習仲勳。但在她心裡，這一次只是「遠遠見到」。

讓齊心至今難忘的第一次相遇，發生在那一年夏天。那是一個星期天，齊心從集體宿舍出來，經過教室時，突然看到習仲勳迎面而來。習仲勳剛和綏師黨總支委員楊濱談完話，正從山坡上往下走。「突然見到習書記，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齊心如此回憶，「他看到了我，親切地向我微笑著，點了點頭。雖然只是匆匆而過，那一瞬間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

婚前讓她寫自傳

齊心和習仲勳的相互瞭解是在工作中加深的。那時，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綏師正常的整風審幹也因而偏離了方向，逼供信、「假坦白」的陰雲籠罩著學校。為了查案，甚至搞起了不讓數百名十幾歲學生回家的「搶救運動」，一時間人人自危，家長的意見也很大。這些情況引起了習仲勳的注意。他去綏師的大會上做指導，而齊心工作幹練，經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兩人的接觸自然多起來。

有一次，習仲勳把齊心等學生代表叫到地委談話。一進他的窯洞，齊心就看到牆上掛著毛主席親筆寫給習仲勳的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齊心匯報了綏師的混亂局面，習仲勳提醒他們，應該對「搶救運動」中的偏差進行抵制，要有清醒的認識，否則照這樣下去，連學生代表自己也會被懷疑。習仲勳還引導他們總結經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思想工作，幫助地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

這次談話給齊心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話雖然不多，就那麼幾句，但非常通俗易懂，深入淺出，擊中要害。這次談話對我簡直是一服清醒劑。而且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我對他簡潔的語言魅力和他的群眾作風有了好感，非常敬服。」齊心後來回憶道。

習仲勳那時說過的話，齊心至今銘記在心。她說：「習仲勳常講，什麼是共產黨員的黨性？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習仲勳在堅持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下，保護了大批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在整風班，複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只短期外掛了一位幹部，不久也被黨中央平反。我親身參加過地委召開的擴大積極分子會議，聽了習仲勳給西北局發電報要求制止逼供信錯誤等建議的傳達，更令我對他崇敬不已。」

齊心還曾回憶，綏德分區是1940年才成立的，因為長期受國民黨軍閥統治，留下不少反共遺毒。抗戰初期，綏師又受到黨內機會主義的幹擾，學生對國共兩黨認識不清。經過整風審幹運動，學校的風氣才為之一變，成為陝甘寧邊區培養幹部的學校。齊心說：「有過這段經歷的綏師同學，都會自然地回憶起整風前後綏師發生的根本變化，以及習仲勳和綏德地委採取有力措施糾正偏差，領導運動健康發展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齊心一步步走近習仲勳，瞭解習仲勳。

兩人在工作中接觸的機會多了，不見面時，習仲勳常給齊心寫信。他們之間的愛情，就凝結在了一封封鴻雁傳書中。

「第一次收到他的信，很突然。他向我介紹了他的情況。」齊心回憶，「在以後接連的信中，他談當前的工作，運動中的一些部署，今後的學習打算等等，對我很有吸引力。我感到很榮幸，但也隱隱約約感到我們之間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關係。」

於是齊心給習仲勳回了一封信，問他，你為什麼老給我寫信？沒想到習仲勳很直接，回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解決好」。齊心意識到「這是讓我考慮我們的婚姻問題了」。

習仲勳為了進一步瞭解齊心，還特地讓她寫了一份自傳。那時的齊心用她姐姐的話說，就是「一張白紙，染成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所以自傳寫得非常簡單。但習仲勳還是從中看到，齊心當年為了早日參加革命，曾兩次從家裡偷跑，而且兩次都被父親追了回去。習仲勳笑著對齊心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習仲勳還給齊心看了抗大一分校校長何長工寫給他的介紹齊心的信。何長工說自己認識齊心的姐姐，還見過她的父親，說她是到延安後才長大的。「這促使習仲勳下了決心，他的決心也使我打消了顧慮。」齊心說。

聚少離多的另類浪漫

不久之後，經過組織批准，習仲勳和齊心結婚了。

婚禮的地點就是九貞觀的後院。那天，窯洞裡一片歡聲笑語，前來祝賀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和同事戰友齊聚一堂，證婚人是何長工。大家圍在一起吃了一頓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禮了。綏德分區保安處幹部、被稱為「紅色福爾摩斯」的布魯給兩位新人拍了兩張照片。大家送來的字畫貼滿了牆，還有的送來牙膏牙刷。「那時我們奇缺這種日用品。牙膏牙刷我就分了，因為我過慣了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了。有東西就大家分。」齊心回憶道。

那一天是1944年的一個春日，距齊心在標語上第一次看到習仲勳的名字，剛好一年時間。

婚後，習仲勳對齊心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願陷在小圈子裡，今後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顧不了你。」齊心很理解。當「小家」與「大家」衝突時，「大家」優先是兩人的共同選擇。

1944年，齊心從綏師畢業，之後5年基本都在綏德縣和延安的農村做基層工作，而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的習仲勳常在延安。在這段聚少離多的日子裡，兩人的感情只能通過書信維繫。「雖說我們經常相距幾百里之遙，但我們的感情卻日益深厚。」齊心後來回憶，「那時候習老支持我鍛鍊，支持我到基層去，說這是培養青年幹部的必經之路。」

在給齊心的信中，習仲勳寫道：「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他還以自己過去開闢陝甘蘇區時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妻子重視實踐和基層經驗。「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齊心的一個好友偶然看到這些內容，不禁感嘆：「這哪裡是夫妻通信？簡直是革命的兩地書呀！」

1947年春，胡宗南部隊大舉進攻延安，習仲勳協同彭德懷指揮作戰，三戰三捷。5月，習仲勳去安塞縣參加西北野戰軍祝捷大會。組織上為了讓齊心見見丈夫，便派她隨慰問團前往安塞。誰知一見面，習仲勳就當眾批評了齊心：「這麼艱苦，你來幹什麼！」齊心明白，習仲勳不是不想見他，而是戰爭形勢艱巨，不容他分心。祝捷大會結束後，她便回去工作了。「現在的年輕人或許覺得，兩個人長期分居兩地，不夠浪漫。但是換個角度想一想，為了共同的事業和理想，相互支持，即便不能常相聚，又何妨兩人的感情。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才是真正的浪漫。」袁武振說道。 習仲勳和齊心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於1949年3月。因為是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生的，齊心的母親便給孩子起名橋橋。當時習仲勳正在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得知女兒出生的消息，非常高興。回到延安，他把女兒抱在懷裡看不夠，望著女兒笑個不停。

在「小家」圓滿的同時，「大家」也迎來輝煌。幾個月後，共和國就將成立，一幅嶄新的圖景正在青年習仲勳面前展開。

（許陳靜、李靜濤、朱東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