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之ABC

目前我國在全世界一共有290多個外交機構，主要包括我國駐外大使館及總領事館、駐聯合國和世貿等國際組織的代表處等。我國駐外外交機構中從事外交、領事等工作，使用駐外行政編制，具有外交銜級的人員都是外交官。

駐外外交人員的職務分為外交職務和領事職務。外交職務分為特命全權大使、代表、副代表、銜參贊，參贊、一等秘書、二等秘書、三等秘書、隨員（駐外外交機構武官具體辦法由中央車事委員會制定）。領事職務是指在總領事館，即設在駐在國除首都外主要城市的領事機構工作人員職務，館長為總領事，下設副總領事、領事、副領事、領事隨員。總領事館的規格不同，人員設置也不等。

在派遣大使前，派遣國需將大使人顏知接受國，並提供擬任命的大使的簡歷，口頭或書面徵求接受國的同意，這一程式稱為大使提名。在徵得接受國的同意後，派遣國才可按國內立法程式予以正式任命並公佈。在通常的情況下，接受國對派遣國的大使提名都給予同意，但也有個別情況除外。因此派遣國在決定人選時須審慎從事。為避免發生不愉快，在徵求接受國同意過程以及接受國已同意但派遣國尚未正式公佈之前，雙方都要保密。總領事等外交官提名任命則由幹部司商部有關業務司或地區司確定，其中總領事提名必須由外交部領導審批。

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來任免駐外大使，並不定期公佈名單。駐外大使赴任前，由外交部禮賓司準備國書；赴任後，第一件大事是由本人向駐在國國家元首遞交國書，隨後才能履行大使職務。遞交國書是一項莊重嚴肅的外交禮儀，它標誌著駐在國元首正式接受特命全權大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字第一號國書為駐蘇聯首任大使王稼祥的國書。該國書以毛筆書寫，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簽署、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副署，日期為1949年10月20曰。該國書於同年11月3日由王稼祥大使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史維爾尼克（後通常譯為什維爾尼克）遞交。

2009年10月31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外交人員法》，對外交官應當具備的條件、履行的義務、享有的權利等作了明確規定。該法有利於駐^外交人員更好地依法履彳亍職責，有利於建設高素質的駐外外交人員隊伍，也有利於激勵和鼓舞廣大駐外外交人員為外交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周總理說，外交官是「文裝解放軍」

1949年3月，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詳細闡述了新中國的三條外交方針，其中一條是「另起爐灶」，同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徹底決裂，不承認舊中國同其他國家建立的外交關係，要在新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在籌建外交部時引用毛澤東的話，提出在建設外交隊伍時也要「另起爐灶」，即原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員，除個別外一概不用，創立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新型外交隊伍。

當時，中央主要從三個方面物色新中國外交人員：一是原從事中共外事工作的工作人員；二是部隊和地方幹部；三是思想進步的青年學生。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外交系，後來在此基礎上另行成立外交學院。此後，外交學院及其他大專院校歷屆畢業生便成為外交隊伍主要來源。

經過再三比較，外交部辦公地址定為東單外交部街31號（清朝外務部舊址，現為33號）。1949年10月5曰，首批外交部工作人員搬進外交部大樓。東樓二層為部長、副部長和辦公廳主任的辦公室、會議室，辦公廳秘書處；東樓一層為人事處、交際處、國際司、蘇聯東歐司和護照科等；西樓是美澳司、西歐司、亞洲司、情報司的辦公室。1965年我調入外交部時，交際處已擴大為禮賓司。中央外事組的部分人員和原北平軍管會外事處的工作人員先是在東城禦河橋日本大使館舊址辦公，後來才搬到此處。

儘管這裏的房子是老的、傢俱是舊的，但人們的精神面貌卻是嶄新的。大家懷著極其喜悅的心情和特殊的使命感，為新中國外交履行自己的職責。

11月8日晚8時，外交部成大會正式召開。大會由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王炳南主持，170餘人參加，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出席。

周總理講：「每一個機關都要開一個成立會，我們也不例外，這也算是‘形式主義’吧。」這幽默的開場白一下子拉近了和大家的距離，全場一片笑聲。他打開花名冊，逐一介紹李克農、王炳南、伍修權、沈端先（夏衍）、喬冠華、龔澎、龔普生等，遇到熟人還不忘幽默一下。

在闡述國際形勢和新中國外交任務後，周總理說：「中國的反動分子在外交上一貫是神經衰弱的，是害怕帝國主義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國民黨的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跪倒在地上辦外交呢？中國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恥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我們不要被動、怯懦，而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我們要親視帝國主義，但不輕視具體鬥爭；要聯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馬虎。一種是聯合，一種是鬥爭，這兩種都通過外交形式出現。」周總理還說：「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沒有承認我們的國家，我們一概不承認它們的大使館、領事館和外交官的地位。……他們要是犯了法，我們一樣照法辦事

周總理又叮囑在座的同志：「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在開闢戰場之初，我們應當在工作中不斷磨煉與培養，我要求每一位同志，一切從頭學起，既不要驕傲，也不要氣餒，同時還要嚴守紀律。所有事情都要事先請示、商討，經批准後再做，做完後還要報告，這一點很重要。」最後，周總理向大家提出一個建議：「我們大部分同志才工作不久，外交知識和一般社會知識都不夠，因而要抓緊學習。

我提議：在我們的外交機構中，要建立起新的學習制度來！」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因周總理這番諄諄教誨而深受感動。

外交部成立後，周總理常常對幹部鄭重叮囑，外交人員是「文裝解放軍」：「外交工作者不能亂搞，不能衝動……真正成為一個外交戰士，必須磨煉自己……外交同軍隊一樣，不過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樣的。」

解密外交檔案顯示，外交部成立後確立了「四大紀律」：—切服從組織命令；絕對保守秘密；事前請示，事後報告；不與外國人發生戀愛、婚姻關係。此外，外交官仍需遵循「六項注意」外交場合的公文以中文為主；少飲酒；少說話；服裝整齊，作風樸素；不接受禮物；不輕易答應人家要求。

1951年8月，周總理在作外交工作報告時提出培養、選擇外交幹部的16字方針：「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他強調：「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外交工作不是簡單的交際和應酬，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生和思想性的工作。」「軍隊在平時要演習打靶，假想作戰。外交工作也一樣，要假想一些問題，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外交幹部必須踏踏實實，埋頭苦幹地學習和掌握外交業務知識並注意調查研究。」「外交大權在中央，必須要高度集中，不得自作主張，要實行嚴格的組織紀律制度。」外交人員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

實打實的「將軍大使」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決定選拔一批以軍隊千部為骨幹的外交官。經過篩選，黃鎮、耿飈、袁仲賢、韓念龍、王幼平、姬鵬飛、彭明治、譚希林、倪志亮、曹祥仁等成為第一批大使。由於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將軍，人們都親切地稱他們為「將軍大使」。他們是年輕外交官們學習的榜樣。

「將軍大使」赴任前，外交部專門為他們開辦了學習班。參加學習的除十多位大使和他們的夫人外，還有部分參贊、武官，共40餘人。學習班的理念是「有‘禮’行天下」，因此學禮成為他們的重要課題之一。這批大使還到北京飯店「演習」如何主持宴會、如何吃西餐、如何熱情接待客人、如何回答客人提出的問題等。

1950年4月，袁仲賢被任命為中國駐印度首任大使，9月18曰向印度總統普拉沙德遞交國書。儀式結束後，印度總統設午宴款待，不料在進入宴會廳的走廊裏，突然發生了一個意外：有兩名美國人站在一旁等候，其中一名是時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他們也被邀請參加午宴。宴會結束後，印方安排合影，袁仲賢示意參贊申健出面向印方提出不願與遞交國書無關的人士合影，那兩名美國人只好起身告辭。新中國外交官在外交場合所表現出的不卑不亢的態度，給外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前，耿順曾長期在軍隊擔任領導職務。1950年1月調入外交部，歷任中國駐瑞典大使兼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駐緬甸大使，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1950年10月1日，耿飆以中國駐瑞典大使身份在斯德哥爾摩最大的飯店裏舉辦了第一次國慶招待會，500多位來自瑞典社會各界的貴賓出席，歡聚一堂。席間，瑞典皇家海軍最高司令問耿飈：「聽說你也是將軍？」耿飈說：「是。」那位司令看耿飆一副瘦瘦高高的樣子，又問：「你帶過多少部隊？」耿飈粗略地算了算，笑笑地說：「至少總得有幾十萬人吧！」那位司令聽後肅然起敬，向耿飈行禮，說：「真了不起，您所率領的軍隊比我們瑞典王國全國的軍隊還要多。」耿飈也還了一個軍禮。這時，旁邊的幾位貴賓也主動走過來與耿贈碰杯，稱讚他是「偉大國家派來的偉大的大使」，讚美之詞不絕於耳。耿飈則憑藉著將軍的風度和大使的謀略巧妙地回應說：「比起我們偉大的國家，我只不過是一個兵、一個戰士。我願意做一架兩國之間發展友誼的橋樑。」

1972年4月，李耀文被任命為中國駐坦桑尼亞大使。在任期間，他與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及政府官員建立了友好和信任的關係。有一次，坦桑尼亞要攻打烏干達，坦桑尼亞國防部部長知道李耀文是位將軍，主動談起攻打方案，並向他徵求意見。李耀文速將情況報告國內，周恩來指不其做好尼雷爾的工作，不要讓他動武。在得知中國的態度後，尼雷爾仍猶豫不決，李耀文又進一步為他分析利弊，向他施加影響，最終使他放棄了軍事攻打計畫，避免了一場軍事流血衝突。

外交官的理想與信念

「忠誠、使命、奉獻」是我國外交人員的核心價值觀。在任何一個國家，外交人員對祖國都必須絕對忠誠。夕卜交是崇高、神聖的職業，外交官承擔獨特而重要的使命，對外代表國家和政府履行職責。為了完成使命，他們必須無私奉獻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世界各地無論條件多麼艱苦的國家和地區，都有新中國外交官的身影。玻利維亞平均海拔超過3000米，是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國家；拉巴斯海拔高度超過3600米，為世界海拔最高的首都。在此工作的中國外交官們備受困難的考驗，但是他們毫不畏懼。

很多外交官甚至要時刻直面致命威脅。1997年，潘占林擔任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其間親歷北約轟炸我駐南斯拉夫職大使館事件和南斯拉獻爾。1999年遭受蔚乍時，從大使到館員，所有人都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外交官的使命和職責，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潘大使回憶說：「北約對我特別關照，給我單獨預備了一顆炸彈。這第五顆炸彈落在我所住的官邸的中央，穿破屋頂、二層樓板，一直鑽到地下。十分幸運的是，這顆炸彈沒有爆炸，但它巨大的衝擊波使官邸遭到嚴重損毀。如果爆炸，整個官邸將化為殘磚斷瓦，那麼犧牲者名單上還會再添上一個名字——潘占林。」

符華強年僅23歲便被派往中國駐乍得使館，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駐外工作。乍得地處西非，氣候十分炎熱，首都恩賈梅納最高氣溫高達44°C，疾病肆虐。20世紀60年代，乍得剛剛擺脫殖民統治、贏得民族獨立，經濟水準低下，市場供應貧乏，生活條件艱苦。當時中國駐乍得使館有20來人，符華強與其他館員一起堅持自力更生、開荒種地，以改善使館人員的生活。乍得政局也十分動盪。1980年，當地發生政變，恩賈梅納硝煙彌漫，戰火紛飛。符華強執行公務時被流彈擊穿左耳，打入背部，昏倒在血泊中。被送往附近的法國軍隊醫院搶救時，醫生只注意到他受傷流血的左耳，忽視了背部。傷癒後，符華強繼續在駐外使館工作，23年後他在北京醫院進行例行體檢時，醫生意外地發現他的左肺尖後方位置上有一塊金屬異物，後經複査，確定為一顆長約3.5cm的步槍子彈彈頭。當醫生開刀把這顆「潛伏」23年的彈頭取出時，在場的醫務人員無不對這位外交官的忘我精神肅然起敬。

調研是駐外工作人員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一門深奧學問。作為新中國的駐外人員，最需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魄力。1969年3月，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爆發後，國內外對蘇聯戰略「東移」還是「聲東擊西」議論紛紛。對於中德關係，國內普遍認為，戰後聯邦德國軍國主義和復仇主義仍占主導地位。

駐聯邦德國的新華社記者王殊不唯書、不唯上，廣交各類人士，尤其是和德國反對黨人士接觸很多，瞭解到許多真實情況。他以翔實的材料和精闢的分析，最終得出美蘇兩霸爭奪的重點仍在歐洲、蘇聯戰略向西而非向東的結論。他多次向國內發電報陳述自己的觀點，坦言在聯邦德國，占主導地位的是和平主義，並大膽提出：「我主張中國和聯邦德國建立外交關係！」此舉弓丨起中央的高度重視。1972年7月，王殊被召回國。24日，毛主席接見了他。在與王殊握手後，毛主席讚揚他說：「你很了不起，可以當大使。」

事實證明，王殊的觀點是正確的。在他的「穿針引線」下，原聯邦德國外交部部長、國防部部長（時任基民盟副主席、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訪華，並就建交問題達成內部諒解。王殊被中國政府任命為建交談判的中方全權代表，同時調我駐民主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館的外交官到波恩協助其工作。經過八輪艱苦談判，1972年9月29日，雙方代表草簽建交公報，並發表消息。兩年後，王殊成為中國駐聯邦德國第二任大使。

再說外交部翻譯。他們也是外交官，有不同的銜級。外交部高翻經常擔任最重要、最難的翻譯，在一些重大場合，總是少不了他們的身影。然而對任何時期的高翻來說，永遠不變的是光環背後工作的艱辛。外交部走出來的翻譯都經過了「魔鬼訓練」，努力達到「五勤」（「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的要求，首先是熟悉語言和實踐，其次要熟悉背景知識、國際關係知識和國內情況，同時心理素質要好，不怕失敗。

我親眼目睹過許多口譯「女神」「國嘴」的風采，他們嘴很快，腦子也很機靈。有一次，我國領導人訪問英國時，在談話中引用了雪萊一句名言：「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由於口誤，說成是莎士比亞。在場的陪同人員很著急，被稱為「翻譯泰斗」的英文翻譯陳明明靈機一動，既未說莎士比亞，也未點雪萊，而是巧妙地譯成「英國一個大文學家」雙方聽後都非常滿意。

王毅部長曾說過一段話：「外交官是用堅定的信念煉成的，是用辛勤的汗水煉成的，是用頑強的毅力煉成的，更是在克服各種困難、接受各種挑戰、經受各種挫折的過程中煉成的。」我想，新中國外交官的風采就是他們在鑄煉過程中迸發出來的五彩續紛的火花

（吳德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