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大灣區和大橋打破市場「囚籠」 陳觀生

最近,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已成國家戰略。粵港澳大橋一橋飛架三地,隨著港珠澳大橋海底隧道的貫通,主體工程已實現貫通,島隧工程只剩下東、西人工島上建築和隧道鋪裝、內裝施工,交通工程已完成樣板段設備安裝送電,各項施工和營運籌備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大橋建設者們正在為實現2017年底具備通車條件衝刺,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經濟「灣」呼之欲出。而對於澳門來說,欲發展澳門經濟向更高的目標邁進,欲提升整個澳門綜合競爭力,借力大橋和大灣區,跳出澳門狹小地域空間,將經濟發展放到珠三角地區經濟這個「大盤子」中進行審視、謀劃,乃是唯一選擇。

大橋和大灣區令澳門由小變大

港珠澳大橋對澳門的好處,已經有眾多的論述。如大量的遊客、豐富的資訊、多彩的文化、外部的投資、時尚的商品,以及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等,都將更快、更方便地進入澳門;大橋把香港、澳門、珠海連成一線,能夠拉動一向較為薄弱的澳門加工業,加強粵港澳經濟圈的合作;澳門未來經濟持續發展、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發揮巨大作用。待大橋建成、澳門旅遊業更加興旺時,無疑將帶動澳門整體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等等。

港珠澳大橋將是世界第二長的跨海、跨境大橋,它連接香港特別行政區、廣東省珠海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橋主體長約29.6公裡,其中內地方面連接線長13.9公裡,香港方面連接線長約12.6公裡。起點是香港大嶼山,跨越珠江口,經過海底隧道,最後分成Y字形,一端連接珠海拱北,一端連接澳門東方明珠。橋面按六車道高速公路標准建設,設計行車速度每小時100公裡。

對於澳門來說,港珠澳大橋不僅可將目前由澳門乘船到香港機場的時間從45分鐘縮短為20分鐘,大大提高了港澳之間的通流速度,為澳門帶來更多的旅遊客流,刺激博彩旅遊業發展,而且,更重要的港珠澳大橋將使澳門與珠三角地區更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依靠整個珠三角地區做大自己。

澳門地域狹小,又是一個完全外向型的微型經濟體系規模。尤其是澳門回歸後這些年,澳門博彩旅遊業依託著周邊數十億人口的大市場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整個經濟融入珠三角經濟圈的比重亦越來越加大。以博彩旅遊業為主導的澳門經濟,實際上已變成整個珠三角地區經濟的一翼,珠三角經濟興,則澳門經濟興﹔珠三角經濟稍微打個「噴嚏」,則澳門經濟就會患「重病」。

正因為此,推動澳門與珠三角地區交通的快捷,保証澳門與周邊地區的暢通無阻,尤其是將港珠澳三地連成一體,系澳門外向型經濟最基礎的建設之一。故從這個意義上講,港珠澳大橋的建設,對澳門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港珠澳大橋的貫通,有望將使港澳與珠三角地區納入「1~3小時經濟圈」的輻射範圍,從廣州-佛山-江門-中山-珠海-澳門,一直延伸至陽江、茂名、湛江一線的西岸地區的發展,將出現一個超越東岸經濟成長速度的全新局面。通過港珠澳大橋,珠三角地區貿易、投資、交通、通關日益便利化,將有力促進香港及澳門與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融合和一體化,有利於貨物、服務、人員和資本逐步實現雙向自由流動,進而成為珠三角區域的重要增長極。

而今年全國「兩會」上,「粵港澳大灣區」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上升為國家戰略。開啟「粵港澳大灣區」時代,首要是構建珠江口東西岸大通道,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暢通,真正實現珠三角城市群半小時生活圈。灣區經濟是當今國際經濟版圖的突出亮點,國際一流灣區如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等,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

灣區有別於三角洲的首要特徵,就是區內交通網絡發達,城市間實現一小時內通達,推動生產要素的高效流轉和集約配置。世界三大灣區中經濟體量最大的是東京灣,東京都市圈地下軌道交通線有14條之多,東京灣沿岸形成6個港口首尾相連的港口群,2015年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達766萬標箱、機場旅客吞吐量達1.12億人次。

有關專家稱,珠三角城市與香港的陸運距離每減少1%,製造業、服務業中外資投入金額分別增加0.2%和0.7%。大通道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在廣深高速和虎門大橋這一縱一橫大通道中早有體現。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大通道的建成,將區域內高密度的港口、機場、城際軌道、高速公路等貫通連接成為暢順對接的立體化交通體系,極大促進了沿線經濟要素的流動,形成規模和集聚效應。

因此,對於澳門來說,無論事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最大的作用是令土地狹窄的澳門,其市場空間由小變大。

澳門發展的最大障礙:市場「囚籠」

可以看到,澳門歷經十多年經濟超高速的增長,持續的經濟過熱與發高燒,已經使澳門經濟近年來一直超負荷運轉。土地與資源等要素供給全面緊繃,不僅要素市場價格飛漲,聯動拉起了商品、服務價格大幅攀高,不斷逼近經濟與社會承受能力的極限。市場失衡、分配失衡、資源配置失衡已然走到超越負荷的邊界。其原因除了博彩業一業獨大引發的經濟結構失衡,還有就是各種因素構成的本土市場「囚籠」,令經濟多元化舉步維艱。

有意見指出,一國之下與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要求港澳與內地之間經濟流動、社會互動的邊界開放,而因應兩制客觀存在的邊界,以及由此產生的邊界效應,不僅對兩地的交流及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一定的障礙與成本。

基於一國兩制的港澳與內地之間的邊界,其功能主要在於維護兩地不同制度的運轉,也即維護港澳界內的觀念與制度認同。港澳雖然不是獨立的國家,但是一國兩制本身通過邊界,就內涵了對港澳本土經濟利益和內地自身利益差異的認可。這種經濟利益通過兩地的邊界來維護。雖然港澳本身就是自由港,經濟高度自由且沒有管制,經濟意義上的邊界絕大部分消失。但是,相對內地來說,港澳是作為獨立關稅區與經濟體而存在,這個客觀事實不可否認。

一般來說,邊界的功能與作用是控制界內外的流動及自我保護,即保護所控制的空間、資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觀念及身份認同。在經濟全球化及區域化的發展浪潮下,資源與要素流動,經常會衝破邊界的阻礙,而帶動地區與各國的經濟繁榮。人們把跨境之間的流動,或區域間衝破邊界的經濟合作融合,稱之為經濟意義上邊界的消失。開放邊界,促進流動擴張市場的經濟利益,與邊界對於市場擴張、經濟流動的控制,是一對矛盾。開放還是控制邊界,取決於本土利益與跨境合作的共同利益相衡的結果。

觀察多年本澳與內地的經濟區域合作,其實質就是要減少一國兩制的澳門與內地之間的邊界效應,打破本澳本身市場的「囚籠」,但因為各種因素的博弈,這並非容易之事。我們可以把邊界效應歸納為對經濟要素、資源流動和社會互動的限制性壁壘。邊界可以是有形的、物理概念的;也是無形的,用以區分不同制度、不同利益和不同社群文化。邊界效應的產生因素,涵蓋兩地之間地理、經濟(消費者收入差距、資源與設施可用性差異)、文化(語言、民族、宗教、價值觀、行為規範及性格、國家工作系統等差異)及行政(貨幣、法律體系地區貿易同盟的差異)4個方面的距離。地理距離可以通過交通運輸設施的完備而縮小;經濟距離中的收入差異,則會隨著經濟要素的流動,地區增長而逐步拉近(資源、經濟組織可用性差異則為制度性差異);這類的邊界效應大多以外部邊界效應(外部壁壘)來表現,界定與消除較為容易;而經濟中的經濟制度、文化、行政距離,因植根於社會內部而產生的內部邊界效應(內部壁壘),最難以為人們認識、計量,以及在短時期內消除。

同時邊界效應的存在因公民身份認同、貨幣、市場、法律與經濟管理制度等差異,也決定了兩地各自的經濟利益差異,以及各自具有的獨立經濟利益。對各自經濟利益追求的激勵必然大於對區域一體化的整體利益的獲取。

因此,「區域合作」是澳門微型經濟體突破空間限制,擴張經濟功能和取得發展新動力的補強之道。從根本上說,澳門產業成長、發展以及擴張的市場空間,主要在境外而非本土。中國尤其是澳門周邊的珠三角地區,一直是澳門經濟發展的最大市場。澳門積極參與CEPA推動的大珠三角地區區域合作,以及廣東3個粵港澳合作的國家戰略平臺的開發,推進中山粵澳合作示範區的發展,對澳門在區域合作中建立新的地區競爭優勢,培育本土的創新產業發展,形成多元化的產業新格局,是一個很重要的路徑。在粵澳的橫琴開發區中,中醫藥產業開始起步;中山翠亨粵澳合作示範區的產業仍然在規劃之中。

灣區和大橋新機遇帶來的新挑戰

港珠澳大橋的「上馬」,對澳門來說,盡管是一好百好。然大橋建設對澳門的沖擊亦不可謂不大。首先,大橋通車後大量外地車輛進入澳門,將勢必使原本就擁擠不堪的交通雪上加霜,不堪重負﹔反之,如不允許外地車輛進入,則大大削弱大橋的實際效益,也體現不出大橋建設的初衷。其次,原本就受到土地匱乏制約的澳門,港珠澳大橋的建設將使其面臨更大的「土地危機」。再者,澳門沒有深水港,其國際物流除經香港、深圳海上中轉外,目前主要通過空運。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澳門機場的粵西貨運客源勢必有被香港機場分流的可能。澳門本地貨運市場會不會被香港機場「分一杯羹」也未可知。另外,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港澳之間又多一條聯系通道,也勢必會分流部分海上客流。

除了這些挑戰,在經濟層面對本澳的影響真是可以說是機遇和挑戰並存。其中突出的矛盾和問題有幾個方面。

首先,本澳龍頭產業博彩業是繼續擴大發展還是「按計劃」有序發展。回歸後的澳門勵精圖治,從博彩市場的開放,引進競爭機制起步,大大提升了澳門對國際資本的吸聚能力。2003年之後,先行的大型國際性博彩企業進入,引領了大型外資企業的跟隨效應產生。在澳門歷史上從未見過的資本、經營資源雄厚的國際性財團突然嶄露在澳門的企業舞臺上,他們不僅帶來了巨大的資本,更為澳門企業帶來了國際化、現代化經營的知識與科學管理手段,示範效應與學習效應隨著時間的流逝在澳門中小微企中發酵,促使中小微企逐步走上了現代化、國際化經營之路。但隨後博彩業「野蠻生產」,令一業獨大成為本澳經濟的主要特徵,其後果和問題,本澳社會和眾多學者早已深入探討。

港珠澳大橋和粵港澳大灣區對本澳經濟的影響,從澳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進程和推進看,我們只能得出澳門博彩旅遊業強化的結論。令人擔心再次出現許多中小企業僱員,甚至金融從業人員如會計、秘書或行政管理等大量流向博彩業等龍頭或者大型企業,使得澳門中小企業主面臨員工流失、租金上漲、經營成本攀升的困擾。本澳樓價飆升、通貨膨脹、人力資源等問題將更加凸顯,影響澳門社會的穩定和諧。

其次,本土企業能否在市場開放和大灣區等區域合作中得到壯大發展。一個經濟體本土企業的發展與擴張,具有財富留在本土,用於本土,從本土長遠的經濟發展進行投資,壯大本土內在的經濟增長能力,以及穩定本土社會的植根性。

但本澳過去博彩業開放的結果,就是澳門本土的大企業在競爭中且行且少,最終形成了澳門十分獨特、世上罕見的市場生態與企業組織結構,即現有的134家大型企業幾乎清一色為外資以外資為主企業(澳門本土主要集中在公用、醫療等事業領域),澳門本土則以中小微企為主。大企業與中小微企的分野,實質上就是外資與本土資本的關係。

目前澳門大型企業以外資為主、外資企業主要佈局於澳門的經濟命脈——博彩業與旅遊業,對澳門經濟產生著正反兩個方向的結果:一方面,博彩業與旅遊業的坐大,使得澳門吸聚世界財富的能力急劇擴張,澳門經濟與社會均從中受益,人均GDP已經達到全球最高水準;另一方面,博彩業的資本性質,又使得集聚的財富,集中在外資之手,澳門本土與社會很難全面分享其擴張成果。這種急速與擴大的財富漏出效應,顯示了澳門本地的GDP,會有相當數量並不留在本地,由本地人分享。這就是即使澳門人均GDP已經攀升到全球高度,而澳門本地居民收入、生活水準卻與這個高度相距甚遠的原因。雖然政府作為博彩業大股東,以徵稅控制外資手中的財富,提高本土居民的收入。但也無法消弭其巨大差距。由此,資本造成的分配不均,在澳門則直接反映在外資與澳門本土居民的分配不均上。

再次,大橋和大灣區能否真正促進本澳經濟多元化的發展。關鍵在於澳門本土與周邊地區相比,是否存在競爭力。

分析本澳現時的經濟特徵瞭解到,澳門在大中華經濟圈以及全球經濟中屬於微型的旅遊經濟體。而旅遊經濟體的特徵,決定了澳門經濟的發展與市場空間在外部而非本土。由此,澳門經濟多元化的市場空間,必然與周邊地區乃至全球市場的需求,尤其是旅遊業帶動的市場需求相聯繫。旅遊業屬於國際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興起發展不僅會給旅遊經濟體帶來豐厚的收益,且因為旅遊涉及衣食住行等多因素,因而一個經濟體中旅遊業的發展,會拉動本地的市場需求大幅上升,從而為本土產業的發展帶來市場空間。

但澳門旅遊業近十多年的發展,可以說明,即使存在著本土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在一業獨大的情況下,這些市場空間卻無法成為培育本土產業發展壯大的土壤,致使澳門的收入漏出處於高位。以澳門的狀況看,由於政府採用了對博彩收入徵收高額稅收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旅遊總收入的出口流出(即外資資本收益)。即使如此,因澳門產業結構的單一化已經十分嚴重,客觀上無法使漏出部分處於較低水準。

經濟理論認為,區域合作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化,其結果必然是經濟體之間依據各自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區域分工,從而確立各經濟體中在一體化中的專業化與經濟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合作首先是通過專業化,吸納區域中的各類經濟資源進入,強化與坐大不同經濟體中的優勢產業,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有市場必然產生產業發展的空間。關鍵在於澳門本土與周邊地區相比,是否存在競爭力;本土資本的進入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以及政策性資助。特區政府需要採取有效政策,提升本土的競爭力。

港珠澳大橋和大灣區的規劃建設,對澳門經濟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改變以往澳門因地域和人口較少而導致市場規模太小的局限。透過珠三角和泛珠區域合作,為澳門延伸並擴闊了市場範圍和規模,為企業和投資者拓展了新的商機,並由此吸引更多的投資。與其他地方一樣,澳門在發展的路途上必然也需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展望澳門未來幾年的發展,可以說機遇與挑戰並存。澳門要創造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公平、更加規範的市場環境,在致力鞏固和發展自身現有優勢的同時,還會著力妥善解決在港澳合作、粵澳合作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以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