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護並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賭祕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竭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服務。」2017年10月16日，特區第六屆立法會33名議員在行政長官崔世安的監誓下宣誓就職。

2017年明17日，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合計33席中，建制派陣營全取間接選舉的12席、直接選舉的9席；民主派取得直接選舉的4席，中間派取得1席；另有7席由特首委任。

澳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已經結束，選舉結果呈現出變與不變的交織。建制派雖然依舊主導立法會，但是投票率的升高以及部分持激進立場候選人的當選，是對澳門政府施政的重大訊號。

選舉方式大體未變，建制派仍主導

首先是選舉方式大體未變。同樣作為特別行政區，澳門立法會的組成和產生方式與本港有較大分別。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最終普選，是本港《基本法》及其附件規定的內容和要求。1997年香港特區成立後，立法會的選舉方式不斷變化，總格局是：功能組別議席逐漸減少、直選議席逐漸增多、選舉委員會議席全部取消。但澳門《基本法》對於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方式並未提及「普選」。

1999年澳門特區成立前，立法會的產生方式便由總督委任、直接選舉.間接選舉三種類型組成。不過，當時只有葡萄牙籍的居民才具有直接選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故中國籍居民只能夠循總督委任和間接選舉方式進人立法會。1999年澳門特區成立之後，立法會直選、間選、委任的模式被延續下來。制度設計者延續這一模式的現實考慮是：澳門中產階級不如香港發達和成熟，若完全直選，則立法會組成人員極可能「非精英化」而導致立法水準下降。

近些年來，澳門社會對於立法會產生方式的爭論開始逐漸升溫。澳門泛民主派和社會運動人土提出比照香港以實現澳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這種思潮的出現，一方面是澳門民生問題日益嚴重、社會不滿情緒升溫的體現，同時也是新一代澳門人參政意識興起所形成的政治壓力。

針對這一情形，北京同意澳門特區政府在2012年進行政制改革，最終經全國人大批准之後，確定立法會原本直選12席、間選10席，各增加兩席變成14席和12席，特首委任則維持7席不變。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便是依據這樣的方式舉行。此外，直選部分採取有利於小型政團的比例代表制。

另一個沒有改變的情形，建制派仍為立法會的主導力量。選舉結果方面，建制派取得了14席直選議席中的9席，民主派取得4席，中間派取得1席。間接選舉方面，建制派贏得了工商金融界、勞工界、專業界、社會服務及教育界、文化及體育界的全部12個席位。若再加上特首委任的7個議席，則建制派依舊主導整個澳門立法會。

澳門立法會並不存在本港立法會的「分組點票」機制。所謂「分組點票」，是指在本港立法會中，任何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議案，在表決時，必須在直選議員和功能組別議員中分別獲得過半數的同意票才可通過。本港行政主導的體制下，這一制度安排在相當程度上讓立法會作為監督機關的角色更加突出，也讓本港立法會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更加激烈化。但澳門沒有實行這樣的制度，即便是在直選議員中，建制派也佔據了過半數議席，因而在建制派主導整個立法會的格局下，澳門民主派要想如香港非建制派那樣不斷「拉布」（冗長辯論和提案）、癱瘓議事程式，顯得非常困難。

建制派主導澳門立法會的格局，與澳門的歷史發展和現狀有深厚關聯。一方面，經歷軍政府獨裁的葡萄牙在歷史上對澳門的殖民統治並不命功。貪污、貧富差距、社會矛盾以及葡萄牙殖民當局對華人社會階層的歧視，使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澳門積弊叢生，在1966年12月釀成反殖民的民眾運動和衝突。澳門民眾特別是華人居民對葡國的管治毫無留戀之情。現實中，由於澳門社會體量小、社會體系簡單、博彩為主的產業結構單一，市民社會的發育不如本港快速，傳統社團力量對民間的影響非常大。在一個傳統社團為核心的社會中，競爭型民主模式的發展往往緩慢，建制派在澳門遭遇的挑戰並不大。

青年人的政治

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青年人參政意識的提升，由此令持激進立場的民主派候選人、1991年出生的蘇嘉豪成功當選，成為澳門歷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系的蘇嘉豪並非政治素人，而是長期活躍在澳門的社會運動界。特別是在2014年「反離補法運動」

（澳門政府曾推出法案，主張高管退休後仍有高額俸祿、特首任內有刑事豁免權，遭到民眾反對而作罷）中，蘇嘉豪成為街頭民間反對力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相較於澳門民主派諸多元老持有的溫和反對立場，蘇嘉豪在政綱、立場和抗議手法上顯得激進許多；另一方面，蘇嘉豪的文宣方式非常適合年輕人的口味，容易取得年輕人的支持。今次選舉中，蘇嘉豪與傳統的澳門民主派團體決裂，獨自組織了以青年人為核心的競選團隊並勝選。

他的當選是青年人投票踴躍、推高投票率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澳門激進民主派的抬頭。據統計，今次參與直接選舉部分投票的選民人數達到17.4萬人，投票率達57%，創下1999年以來的新高。曾有人對蘇嘉豪的得票進行研究，發現其在氹仔一帶的得票非常出色，而這一地區恰恰也是青年人、高學歷人士較為集中的區域。

年輕選民投票意欲增強，與澳門近年來的社會發展情形有很大關係。從近因來看，澳門政府的行政管治能力仍需要改善和提高。立法會選舉前，颱風「天鴿」襲擊港澳地區，造成澳門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颱風預報警戒和災後救災的過程中，澳門政府面臨民意的頗多指責，例如預報不夠及時、災後清理和重建速度緩慢等。在深層次方面，一些輿論認為颱風吹襲將澳門不平衡發展的短板暴露了出來：過度注重經濟成長和政府收人增加，忽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公務體系的行政效率過低等。另一方面，部分青年人在澳門社會發展中的獲得感顯得不足。產業適度多元化的口號提出已行之有年，但在博彩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下，澳門社會中小企業發展較為滯後，青年人的職業選擇面和空間都比較狹窄。

另一個拖累澳門進步的是房屋問題。澳門土地資源有限，填海造地是開拓空間的重要方式。但澳門政府對於興建政府公營房屋（包括可出售的房屋）一直審慎保守。行走於澳門，目光所及，高級住宅區目不暇接；五光十色的酒店、賭場也佔據了大量的土地空間。老城區的舊住宅被靚麗彩燈掩蓋在繁華的喧鬧中。澳門房價十年來上升了十倍，每平方米均價已過十萬；GDP升幅也達到了七倍；但是，居民收人中位數卻只增加了兩倍。這意味絕大多數澳門人買不起房，也令部分青年人在社會發展中失去了幸福感。加之人口倒金字塔結構下的老齡化、少子化狀況的衝擊，令澳門青年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快樂生活的追求。

從2014年「反離補法運動」起，年輕人已開始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如何實現各階層均有受惠的均衡發展，特別是讓青年人對未來充滿希望，將是澳門政府未來面臨的重大挑戰。

（徐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