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門中聯辦網站報導，十二月二十一日晚，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出席澳門公務員團體慶祝特區成立十八週年聯歡晚會。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外交公署領事部主任劉玉飛、特區政府行政公職局局長高炳坤、澳門特區檢察院檢察長辦公室主任譚炳棠、澳門工聯總會副會長何雪卿、街坊總會理事長吳小麗、婦聯總會副會長黃敏兒，以及澳門二十九個公務員團體負責人、會員和社會各界人士近五百人參加。澳門中聯辦秘書長王新東、副秘書長兼社工部部長黃華蓋出席活動。

由於筆者並不在澳門，未能詳盡翻閱資料，難以確定，這是否澳門中聯辦主任首次參與澳門公務員團體的活動。實際上，在印象中，以往澳門中聯辦雖然也很重視公務員的作用，但主任親自出席公務員團體所舉辦的活動，似乎這還是首次。而以往大多是由副主任參與，或是主任會見前往中聯辦拜訪的公務員團體負責人。由此可見，在中共「十九大」後，已經當選為中央委員的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極為重視澳門特區公務員在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作用。尤其是在習近平主席聽取前往北京述職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時，鄭曉松也在現場聆聽到習近平主席關於「澳門特區管治團隊」的概念之後。

實際上，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崔世安時，使用了「澳門特區管治團體」這個概念。「管治」與「管理」兩個表述的內涵差異很是微妙。首先是突顯了管治權的賦予主體是中央，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澳門特區政府受中央授權及委託，在特區高度自治的範疇內進行管治，這就彰顯了「一國」是「一國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其次，在澳門特區高度自治事務的範疇內，「管治」是以「當家」的「董事長」的心態，來管理澳門特區「眾人的事務」，必須對自己的決策負責，並「捋起袖子加油幹」，「車子不倒只管拉」，並具有開拓精神，管好這份家業

而「管理」則是以「打工」的「總經理」心態，單純業務主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就像曾蔭權的那句「名言」；「打好呢份工」，而不講政治。

而從鄭曉松出席澳門公務員團體的聯歡活動看，澳門中聯辦代表中央，將「澳門特區管治團隊」的概念進一步廣義化，由狹義的特區高層（包括行政長官、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頭兒」，還有主要官員等），及必須由中國公民出任的行政會成員，以體現中央對澳門特區的管治權，擴大到全體公務員。因為前者是執行中央政府指令，維護好特區與中央關係，用好用足並善用澳門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決策者；而後者則是這些決策的執行者，只有落實執行好決策者的決策，才能真正做到將維護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地結合起來，促使澳門特區的「一國兩制」從輝煌走向更大的輝煌。

實際上，公務員是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特區政府踐行「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實現特區政府各項決策的主幹力量。“他們不但是澳門回歸十八年來發展進步的親歷者、見証者，而且更是建設者、參與者，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在特區繁榮穩定發展的輝煌篇章裡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因此，這就更需要廣大公務員進一步深入地理解把握基本法、更加自覺地貫徹落實基本法，充分認識「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充分認識「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區的管治是中央依法行使事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既要切實尊重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行使享有的各項權力，又要不斷健全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事務的各項具體制度，這樣才能確保特區沿著基本法的軌道順利前進，做好澳門社會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模範和表率。

澳門公務員有一個好處，就是不象香港那樣曾經受過「殖民管治文化」的荼毒。實際上，前港英政府吸取「反英抗暴事件」的教訓，除了是興建公屋收買人心，緩和矛盾之外，還實行「以華制華」，，培養了大批華人殖民官。回歸後，其中一些人就成了英國延續其對香港實行殖民管治的代理人或代言人，如「民主阿婆」陳方安生等。當然，也有更多轉換腦袋的，但畢竟曾在「殖民管治文化」中浸淫太久，而未能完全洗滌清除自己頭腦中的「殖民工作文化」。

澳門則不一樣，長期以來，前葡國政府歧視華人，不給機會華人出任公務員（當然也有澳門居民不屑於為殖民管治者效勞的原因），因而絕大部分公務員職位是由正統葡人或澳門土生葡人所佔據。只是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中方針對上述情況，為了避免在政權移交時出現「真空斷層」，提出了「公務員本地化」等「三大任務」要求，葡方也予以接受並配合，才開始大量吸收華人青年，透過「赴葡進修」等各種方式，培養華人公務員。此時，不要說葡方本來就沒有「培養華人殖民管治官」的意識，就是有，也來不及了。

正因為如此，再加上澳門社會氛圍愛國愛澳，因而公務員隊伍是愛國愛澳的，沒有香港特區扭轉部分公務員殖民管治作風那樣艱難。而且，在前往內地的國家行政管理學院，井岡山、延安、浦東等三個幹部學院學習培訓之後，愛國愛澳的意識更強。尤其是其中在澳門「紅底」學校接受基礎教育，然後在內地接受高等教育者。

但無可否認，當時能夠趕上「公務員本地化」浪潮的在內地高校就讀者，大多數是在內地結束十年「文革」，恢復高考後入讀的。當時由於老教授們已經被批鬥關押十年，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專業知識與世界先進水平脫節斷層。而工農兵學員出身的新教授，底子不強。再加上當時接收港澳學生的內地各高校，其課程教材設計沒有考慮到澳門的特殊情況，各學業知識從公共行政管理到法律，以至新聞專業，都是使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教材，不太適用前澳葡管治及回歸後的「一國兩制」－－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

而同一時期享受「公務員本地化」成果的，也有不少是畢業自寶島台灣的大學。而在當時，教授都是在美國等「浸了鹹水」取得博士學位返台任教者，如連戰、江宜樺等，其學術水平較佳。而且教材課程設計適應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適合澳門情況。因此在初期，赴台就學者的競爭能力較強。

當然，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內地各高校的學術水平早已超過台灣。但由於「公務員本地化」浪潮已經過去，現在是按照需要進行入職考試，而不是大批入職。因而，競爭能力強者反而進不了政府門。

在過去，尤其是國民黨政權實施戒嚴的時期，硬性規定港澳學生必須到成功嶺接受軍訓，而且必須集體加入國民黨。因此，早期在台灣學成歸來者，大多是國民黨員。不過，在陳水扁上台，連戰輸選，李登輝被開除黨籍後，國民黨進行黨員重登記，據說此類人士絕大部份沒有進行登記，因而已是脫黨或自動退黨。在經過十多年實踐及學習，尤其是到內地接受培訓之後，大多已經轉變思想。

但不管是從台灣學成歸來者，還是在內地接受高等教育者，在「吏治」方面仍有不足。應當參考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對幹部的要求，自覺地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幹部隊伍，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特區政府更應堅持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匡正選人用人風氣，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並重，完善公務員考核評價機制，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為那些敢於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幹部撐腰鼓勁。

（發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