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競爭的本質是國家治理能力的競爭，而國家治理能力的競爭實質上是國家制度競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總結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所取得的寶貴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抉擇。

這是對全面深化改革所面臨的目標和任務作出的新的科學判斷，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也標誌著我們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國家治理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要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就應該對中國的國家治理績效做出正確評析。與西方國家相比較，中國有哪些不同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顯示了「中國特色」、「中國優勢」？《瞭望》新聞週刊專訪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從國家治理層面切入，來剖析中國特有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手段中所體現出來的「中國歷史」、「中國道路」、「中國特色」與「中國優勢」。

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來源與西方不同

胡鞍鋼認為，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國家發展與治理的歷史來源和歷史軌跡是不同的，特別是近現代化歷史發展軌跡的根本不同之處。中國獨特的歷史軌道、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基本國情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選擇了不同於西方的國家治理。

近現代以來，從鴉片戰爭開始，陷入半殖民地的中華民族一步步滑入苦難的深淵，蒙受了千年未有的奇恥大辱。共同蒙受的外族入侵與戰爭，共同遭遇的深重災難與苦痛，共同經歷的非凡奮鬥與抗爭，讓中華民族前所未有地凝聚起來，也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最根本的夢想。

從「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到志在變革維新的「戊戌變法」，從打開了中國歷史進步閘門的辛亥革命，到開啟中國社會20世紀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新文化運動……為了救亡圖存，中國的先進分子帶領中國人民始終堅持在苦難和挫折中求索前行。

然而，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互助主義……，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實踐證明，所有這些道路都走不通。

胡鞍鋼分析說，從歷史上看，中國也曾學習、模仿、照搬過西方的制度，如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美國式的總統制、歐洲式的議會制和多黨制等，但都「水土不服」，都行不通，都失敗了，反倒演變為國民黨的法西斯專政，直到後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等制度，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登上歷史舞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開始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國成立後，經過近30年艱苦奮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中國終於跟上了世界前進的步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中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中國從初始條件就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應該看到，今天的中國是前天的中國（1840～1949年）、昨天的中國（1949年之後）內生性演化而來，絕不是外生性移植而來。」胡鞍鋼認為，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更具「中國特色」，它是由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歷史軌跡、歷史選擇所決定的。

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數千年來，勤勞、勇敢、智慧的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不同於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建立了獨具特色和優勢的國家基本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要學習和借鑑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但不能重複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內盤剝掠奪、對外擴張侵略的老路，不能實行歐美國家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兩院制和經濟私有化、軍隊國家化等那一套制度體制。我們說堅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墨守成規，而是要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讓我們的道路越走越寬廣，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制度與西方不同

胡鞍鋼認為，美國、歐盟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則是創新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由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所決定的。

「從時間上看，我們在現代國家制度建立的時間上也是不同的，中國不僅是現代化的後來者，還是現代國家制度的後來者。」胡鞍鋼分析，作為後來者通常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盲目照搬照抄，另一種是自覺學習借鑑並自主創新。

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幾代領導人採取了後一種態度。這種自覺是在學習借鑑基礎上自主創新的產物，正是這種自覺使作為後發國的中國，抗擊了全球各種風浪，快速而成功地追趕了先行國家。

在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而世人糾結於不同制度選擇時，為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贏得不同國家有識之士的讚許？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道出了其中的奧妙，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就在於這一制度是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是適合中國國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應該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這一制度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

中國國家治理的機構和治理模式與西方不同

從治理機構和治理模式來看，胡鞍鋼分析說，美國是典型的三權分立、三權制衡治理模式，各機構各黨派相互對峙、相互攻擊、相互拆臺，誠如奧巴馬所形容的「華盛頓四分五裂的話，讓華盛頓一事無成。」

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對於「議會制」、「兩院制」，其集中體現為找到了政治與行政、民主與集中、效率與公正的平衡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了國家政治生活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

中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在黨內堅持「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按照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屬於政策、方針的重大問題，國務院也好，全國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黨員負責幹部提到黨中央委員會討論，討論決定之後再去多方商量，貫徹執行」的集體領導原則開展工作。「這既能使各方面智慧得到充分發揮，同時又確保達到集中統一，從而實現國家的高效治理。」胡鞍鋼說。

這一制度，是加強各階層團結、促進各黨派政治合作、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現代政黨制度，是對資產階級「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制的超越。

通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我國政治制度的政治參與、利益表達、利益整合、規則制定、分配調節、秩序維護、公共服務、促進社會文明等功能得以充分發揮。其協商內容之廣泛、協商主體之多樣、協商渠道之通暢、協商層次之豐富，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所無法比擬的。協商民主是對「競爭民主」、「票決民主」缺陷的修正，既關注決策的結果，又關注決策的過程，從而拓寬了民主的深度；協商民主既關注多數人的意見，又關注少數人的訴求，從而拓寬了民主的廣度。

中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強調發揮兩個積極性，既強調中央的權威性、統一性，又給地方根據各自實際發揮積極性以充分空間；在處理民族關係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歷史傳統因素和現實發展因素相結合，既有利於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當家作主，又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長治久安，是我們黨和各族人民的一個偉大創造。

中國國家治理的主要機制和基本手段與西方不同

對比美國、歐盟，胡鞍鋼說，它們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建基於私有制；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基於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經濟基本制度。「形象地說，‘東方巨人’的‘兩條腿走路’，會比‘一條腿走路’的競爭者走得穩當、走得協調、走得更快。」

同樣，胡鞍鋼認為，與「兩條腿走路」類似，在國家治理方面，中國採用的是「兩隻手」治理機制，不是「一隻手」，強調「兩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此外，與美國相比，中國不僅有國防和軍事戰略，而且還有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綜合戰略，而美國偏重於國防和軍事戰略，並無太多的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只關注「大炮」，軍費開支佔世界的40%。這種戰略上的差異，既是中國國力日益強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美國全球影響力日益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還具備超強的政治動員能力。這種能力表現為超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和社會有序化、組織化的能力，表現為對全社會創造精神的煥發與尊重，表現為對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巨大推動。

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目標與西方不同

胡鞍鋼認為，美國、歐盟的國家治理體系並沒有明確的長期目標——無論是它們的憲法還是它們的施政綱領，都沒有明確清晰的表達。中國則大為不同。

首先，中國共產黨人在黨章中明確表明長期目標：

「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建國一百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其次，我國《憲法》表明了長期目標：

「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核心」，習近平同志更明確表達了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目標：

「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還是國家治理手段，都是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的制度體系和基本途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目標，贏得了人民的支持和認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視人民群眾為真正的英雄，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建立起這一制度，從而使中國徹底結束了100多年來受壓迫、受奴役、受侵略的黑暗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歷史，徹底結束了在中國綿延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歷史，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要求，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追求。

進入新時期，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改革有所指，人民有所動，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這樣的良性互動，這是心往一處想的溝通過程，也是勁往一處使的發力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的5年，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保持同步，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平均每年減貧近1400萬人。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困，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正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才能匯聚起實幹興邦、共襄偉業的磅礴之力。

中國國家治理在「排他性」「包容性」上與西方不同

胡鞍鋼說，中國的主張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國學習、借鑑、吸收一切人類文明進步成果，不管來自何種制度國家，只要對我國國家治理有益有利；

「鞋子合不合腳，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主權平等，我國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主權和尊嚴必須得到尊重，內政不容干涉，都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反對以強凌弱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世界上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在一個豐富多彩的多元世界，削足適履、東施效顰，顯然都只能適得其反，堅定支持各方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我們不做制度輸出，反對任何國家戴著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對他國做主觀臆斷、指手畫腳甚或搞制度顛覆；

我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我國不覬覦他國權益，不嫉妒他國發展，但決不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

開放包容，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不能搞「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世界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由各國共同分享。

「宇宙浩瀚，星漢燦爛。70多億人共同生活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應該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共同發展。中國人民追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祝願各國人民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這是一個走向復興的民族向世界表達的美好祝願。13億多中國人民的中國夢必將對人類文明有所貢獻，一個充滿生機活力、不斷髮展進步的中國，必將為當今世界複雜問題的解決奉獻更多的中國智慧，提供更多的中國方案，傳遞更多的中國信心，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袁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