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28H，北京衛戍區部隊改編為武警部隊，原先由北京衛戍區擔任的天安門的警衛任務，也隨之移交給了武警北京市總隊第六支隊。領導決定，要將最優秀的班調到天安門，擔任天安門國旗的升降和守衛任務。作為標兵班，我和全班12名戰士接受了這一光榮的使命，而我也就成為了天安門國旗班的第一任班長。

第一次親手升起五星紅旗

1982年12月28日0時，北京西長安街上電報大樓的時鐘剛剛鳴響，我便奉命來到天安門廣場國旗哨位旁，向當班哨兵報告：「哨兵同志，我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六支隊天安門中隊國旗班長，我現奉命來接替國旗哨的任務，請你移交並下崗。」當班哨兵也奉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的命令，向我交代了國旗哨的任務和升國旗設施等內容，而後光榮下崗。身高176釐米的我，身著上綠下藍武警服裝，兩枚紅領章鮮豔奪目，外穿綠色軍大衣，頭戴棉帽綴有國徽，腳穿黑色皮棉鞋，腰繫武裝帶，佩帶六四式手槍。我全神貫注地站在國旗哨位上，雖然此前我已在北京站了六年崗哨，但站在首都的中心、站在「祖國第一哨」上，還是第一辦因此心情極度興奮。

當天早上5時30分，我和副班長高福新開始做升旗前的準備工作：先是用熱水缸子把軍裝燙平，並燙出褲縫線來，而後把皮鞋擦得鋥亮，把攜帶的裝備準備好，接下來反隻練習展旗和敬禮等動作。一切準備好後，即等待出發時間。

早晨7時20分，東方剛泛亮光，我和高福新就出發了。高福新擎著國旗，我護著國旗，我們腰杆挺得筆直，精神抖擻地走在北京的中軸線上。我們在高興、激動之餘又有些緊張，畢竟是第一次升旗，生怕做不好動作，心裏還在不停地想著動作要領。當我們通過天安門走上金水橋時，已有很多人在觀看，照相機的閃光燈在不斷閃爍，這讓我更加緊張，不敢向兩邊看，心想一定要走好、走出威風，不能給國旗班丟臉。當我們來到廣場時，旗杆周圍人山人海，已經擠滿了觀看升旗的群眾。我們好不容易才從人群中走到旗杆旁，立定後，我縱身跨進一米高的漢白玉護欄內，拿起鐵梯子靠在旗杆基座上，登上基座，調整好升旗掛鈎，將國旗牢牢掛在鋼絲繩上，然後解開纏旗扣，打開升旗開關，在按動升旗電鈕的同時，用右手將鮮豔的國旗向45。角空中拋去。五星紅旗迎風展開，冉冉升起，我舉起右手莊嚴敬禮。

此時已是7時30分，整個廣場的喧嘩聲都停止了。所有人都凝視著冉冉升起的國旗，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國歌，有的人則舉起照相機留下這莊嚴的一刻。頓時，我也感到熱血沸騰，心潮澎湃，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我的心臟在緊張地跳動，耳朵在全神貫注地傾聽電動機發出的轉動聲。2分零7秒後，電動機的聲音停止了，當第一縷陽光照亮天空時，鮮豔的五星紅旗升到了杆頂，飄揚在天安門廣場的上空。

創立三人國旗升降儀式

剛開始，國旗班升降國旗還是沿用上一個部隊傳下來的兩人升旗儀式。一段時間過後，我感到這樣的升旗儀式存在很多不足：一是儀式簡單，不夠隆重；二是著裝單調，不夠威武；三是時間不准，不好掌握；四是沒有國歌伴奏，體現不出莊嚴和神聖。如何改變觀狀，把升國旗儀式搞得更好？

一次，我無意中看到了一張三軍儀仗隊迎接外國元首、首腦的擎旗照片，頓生靈感。我覺得國旗班升國旗時也應該像三軍儀仗隊一樣，一人擎旗，兩人護旗，正步行進，這樣才能彰顯國旗的莊嚴。產生這個念頭後，我立刻動筆起草新的升國旗方案，從齊步換正步，到每個旗手的著裝、位置、動作和升旗方法、升旗程式等，都寫得非常詳細。方案寫好後交給全班討論，大家一致通過。然後，在夜間廣場無人的時候，我按照新的方案反復進行演練，觀察效果。感覺成熟以後，又在實際升旗時進行展示，並徵求觀看者意見。大家共同的感覺是威武，莊嚴、震撼。經過逐級上報審批，一套三人升旗儀式方案正式出爐：中間一人擎旗，兩邊各一人護旗，佩帶手槍，正步行進。

1983年3月1日，三名氣宇軒昂的武警戰士擎著五星紅旗，邁著雄健的步伐，從天安門城樓拱形洞準時走出時，長安街上的車輛停下了，行人止步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指揮，一條通向廣場旗杆下的道路暢通無阻。升旗手在這條首都的中軸線上，正步走到旗杆下，「啪」的一個立定，兩名護旗手分別站在旗座兩旁，恰似兩尊雕像。擎旗手在太陽升出地平線的瞬間，按動升旗電鈕；升旗手面向天安門，向國旗莊嚴行禮。

這是我國第一套三人升旗儀式，從1983年3月1日開始，一直沿用到1991年5月1日，共8年時間。後來，中央電視臺還曾把三人升旗儀式的畫面作為新聞聯播片頭向全國播出一年。

制定國旗升降時間表

如何把國旗準時升降好，最關鍵的就是升降時間。當時國旗班按照國際慣例，日出升旗，日落降旗，但究竟太陽是幾點出、幾點落，只有一個大概估計的時間。很多遊客問國旗哨兵每天幾點升國旗？」哨兵答：「太陽出來時升。」遊客又問：「太陽幾點出來？」哨兵答「不知道。」讓遊客一頭霧水。哨兵將情況反映給我，我想：「作為國旗衛士，每天升降和守衛同旗，是離國旗最近的人，怎麼能不知道國旗的準確升降時間呢！」為了總結規律，我想出個笨辦法，讓每一位元國旗哨兵每天觀測記錄日出日落的時間通過一段時間的記錄，我發現，每天日出日落時間大概同前一天相差一分鐘左右，每週相差五六分鐘。這樣推算來，每年1月11日—6月6日，升旗時間由7時46分逐漸提前到4時46分；6月22日—丨2月30日再由4時46分逐漸推遲到7時36分；12月31日_1月10日與6月7日—6月21日，每天的升旗時間為恒定的7時36分與4時46分。降旗時間也在相應時間段裏逐漸推遲或提前。

後來我又到北京天文臺抄錄了太陽每天升起和降落的時間，結合哨兵每天觀測記錄的時間，制定出一張《國旗升降時間表》，確保天安門廣場的五星紅旗每天都與太陽一同升起、一同降落。而2分零1秒是天安門廣場圍旗從地面升到杆頂的時間，升旗時，按動電鈕的時刻是太陽上邊緣4地平線相切的時刻；待國旗升至旗杆頂，太陽下邊緣剛好離開地平線。

為升旗儀式錄製國歌磁帶

自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上升國旗有國歌伴奏以後，天安門廣場升國旗儀式一直沒再有過國歌伴奏。後來，我們認為這樣升國旗儀式稍顯單調，不夠隆重，於是就想辦法解決國歌伴奏事宜。說幹就幹，考慮到開國大典升國旗時是演奏兩遍國歌，所以戰士們從商店買來了兩盤空白磁帶，我馬上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林如聯繫，說明緣由，請她幫忙錄製兩遍國歌。她非常支持，很快就錄好了。我拿回班裏，把中隊唯一的一部單卡答錄機借回來反復播放，讓每名戰士熟悉旋律、記住詞曲。全班戰士想到每天升國旗時要有國歌伴奏了，都非常激動。第二天早晨，哨兵提前將錄音機放到升旗電鈕旁邊，作好播放的準備。我帶領兩名戰士去升國旗，在按動電鈕和答錄機前，我還特別高聲喊出「升國旗、奏國歌、敬禮！」的口令，國旗在國歌聲中冉冉升起。國歌奏完後，我喊了「禮畢」口令，將敬禮的手放下來，不料此時電動機還在轉動，國旗還沒有升到杆頂，於是我只能又下達「敬禮」口令，升旗手再次向國旗敬禮，待國旗升至杆頂後，両，禮畢。當時我的心情特別懊惱，這是我第一次在升旗時播放國歌，本想給大家帶來驚喜和震撼，結果卻出了差錯。當天，我帶上磁帶又去找林如，懷疑是把國歌錄製錯了。然而經廣播電臺專業錄音技術人員反復檢査確認，國歌的錄製呈沒有問題的。當天午夜，我提著答錄機來到廣場旗杆下，反復試驗後發現，升國旗時的確需要播放兩遍多一點。後來經過査證才知道，這是因為此時的升旗電動機已使用30多年，老化了，速度減慢，所以將國旗升到杆頂所需的時間更長。後來我再次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音師作了技術合成，這才確保國歌與國旗同步進行。自此，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才重新有了國歌伴奏。

1991年4月，國旗基座更換，國旗杆由新中國成立時的22米升至30米，升國旗的同時在廣場音響裏播放三遍國歌，使升國旗儀式更加隆重、莊嚴和震撼。

「冬不穿棉、夏不穿單」

1983年初冬，國旗班每天升國旗時，都是穿著部隊發的棉衣棉褲去升旗。部隊的冬裝特別肥大，紮腰帶後顯得很臃腫。當時旗杆座周圍還有一米高的漢白玉封閉式護欄，升旗手要穿著臃腫不堪的棉裝，笨手笨腳地翻越護欄去升旗，並且升旗動作很不規範，體現不出國旗的神聖與莊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在班務會上提出：「不穿棉衣升旗行不行？」大家同意了。為了給大家做個榜樣，我決定和副班長第二天一起去升旗。

當時北京的冬天早晨氣溫基本只有零下20℃，一瓶礦泉水潑在廣場的地磚上立馬就會變成一層冰。那天我們出了天安門，走在長安街上，西北風一吹，就像走在冰水裏一樣。短短的2分零7秒，我敬禮的手就感到異常的麻木疼痛，等放下來時，手已經被凍僵，手指彎不回來了，只能直著手型走回駐地，很長時間才暖和過來。

北京到了夏天則特別熱，天安門廣場地表溫度高達48℃—55℃，站在國旗下的哨兵，10分鐘汗水就會把軍裝浸透，衣服上會顯出很多汗潰，影響軍人的形象。因此戰士們每次上崗時，都要在夏裝內穿上很厚的秋衣秋褲，防止外衣被汗水濕透。每班崗下來後，外面軍裝看不到汗漬了，可裏面的秋衣秋褲都能抒出很多汗水，腳下皮鞋裏也能倒出汗欠來，所以戰士下崗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馬上換衣服，換鞋子。

冬天寧肯被凍僵，夏天情願被汗水泡，戰士們圖的是什麼？圖的就是維護國旗的神聖和莊嚴，把衛士們最好的一面展現給人民群眾。

「冬不穿棉、夏不穿單」的規矩從此在國旗班裏傳開了，戰士們也用實際行動遵守著這條規矩。為此，大家付出了很多，可是沒有一名戰士有半句怨言。

講解國旗知識

1983年2月的一個清晨，我剛剛升完國旗，準備返回營房時，被一位老師攔住，邀請我給學生們講一講國旗知識。因為國旗班擔任升旗任務才剛剛兩個多月，我對各方面情況都還不太熟悉，突然遇到這個問題確實有點措手不及。此前也有類似的情況。一天，看完升旗後，有名小學生突然向升旗的戰士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問天安門廣場上的旗杆有多高，二是問飄揚在廣場上空的五星紅旗有多長、多寬。升旗的戰士不知道，只能回答得很含糊，說旗杆很高，國旗很大，並沒有說出一個具體的尺寸來。他回來之後很不好意思地把當時的尷尬情形講給我聽。當天晚上，把_旗收回來之後，我就找尺子仔細量了厳，得知這面五星紅旗長5米，高3.3米。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又帶領兩名戰士，拿上線來到了廣場旗杆下。我把線的一頭系在升旗掛鈎上，然後按下升旗按鈕，把線的一端帶到了旗杆頂部，在旗杆底部處將線截斷，用尺子精確量出線的長度，最後確認天安門旗杆的高度足22米。從那以後，再遇到問及這個問題的群眾，班裏的戰士就都能正確地回答出來了。

想不到，這次我又遇到了新的間題。面對那位小學老師突然提出的要求，我稍一猶豫，還是接過老師遞過來的話筒把自己所瞭解到的國旗知識全部講述出來。小學生們個個都聽得入了迷。講完之後，一位胸前挎著照相機、戴著眼鏡的中年男子主動走上前來握住我的手，一面稱讚我講得好，一面又提出了幾個新的問題。如：五星紅旗是怎樣誕生的？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五星紅旗是誰縫製的？新中國成立後是誰擔負著天安門廣場上的升旗任務？還提出要講普通話，少講方言，等等。他自我介紹說是《人民日報》的記者，並說非常希望負責升旗的國旗衛士能夠多瞭解一些國旗知識，這樣才可以利用升旗場合多宣傳國旗知識，增強廣大青少年的愛國熱情。在回去的路上，我一邊走一邊想，覺得自己作為國旗班班長，有義務更有責任帶領全班戰士多學習一些國旗知識，來回答群眾提出的任何有關國旗的問題。

編寫國旗知識講稿

為了讓國旗班每一位戰士都成為合格的國旗知識宣講員，我決定搜集國旗資料，整理出一份國旗知識講稿，讓每名戰士都學習並熟記。

80年代初，國旗班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更沒有電腦和網路，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解放軍報》。要想瞭解國旗知識並整理成稿，談何容易。在那段時間裏，我們國旗班戰士每逢週末都要向中隊請假，背上軍用挎包，帶著紙和筆，分頭到圖書館和有關單位去搜集査閱與國旗有關的資料和圖片。漸漸地，我們掌握了很多有關國旗的知識。比如，懸掛國旗有很多規則，大多數國家都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確定升掛國旗的辦法。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規定，但一般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當與其他旗幟一起排列時，國旗應當最早升起，最晚降下。國旗還應當處於顯著的位置，置於中心或較高處。列隊舉旗時，國旗應當在其他旗幟之前。

二、升國旗時國旗應當升到旗杆頂端，降旗時不能讓國旗落地。下半旗志哀時，一般先升到杆頂，再降到旗杆的上三分之一或一半處。

三、國家領導人出訪時，汽車上應懸掛兩國國旗，駕駛員左首為主方國旗，右首為客方國旗；升掛三國國旗時，主方國旗居中，其他兩國按國名的英文字母排列，順序在前的排在主方國旗的右邊，在後的排左邊。四國或以上國旗並掛，按英文字母從右到左依次排列。

四、聯合國旗與成員國國旗並掛時，應保持同一高度，同一大小。

五、懸掛不同比例的國旗時，應當儘量使國旗而積大致相同。

搜集國旗資料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有關國旗知識也瞭解了一部分，但我總感覺沒有權威性的文獻資料。有一次中隊黨支部組織黨員到中國革命博物館參觀中國平命史，當看到中國革命博物館內陳列的一面開國大典的國旗時，我激動萬分，心想這裏肯定有我所渴望知道的國旗資料。我找到了館長，說明自己的身份和來意。館長說國旗資料保存在館藏室，需要你們上級政治機關開介紹信才能查閱，我又立刻跑回中隊向領導說明情況，經上級同意後，到總隊政治部開了一封查閱國旗資料介紹信。我拿著介紹信直奔館長辦公室，館長被我尋求國旗知識的熱情所打動，把我帶到了館藏室，將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的原始文獻資料，全部搬到我面前，供我査閱。比如政協會議籌備會公佈的《國旗徵集啟事》，全國千餘件應徵圖案中精選的38幅圖案，國旗誕生經過，國旗的象徵、意義，等等。我如獲至寶，立刻拿出紙筆，邊査閱邊抄記，忘記了吃飯和休息，不知不覺到了閉館時間，工作人員提示關門時，才知道一天過去了。記了一本子，裝了一腦子，我卻並沒有感覺勞累，反而渾身充滿了力量。

回到班裏，我立刻著手把搜集到的國旗資料彙集在一起，經過反復篩選、比對、核准和編排，一份近5000字的鬧旗知識講稿順利完稿，內容包括國旗的歷史、誕生時間、誕生經過、圖案說明、象徵意義、尺寸大小、升掛標準和與國旗相關的故事等，後經幾次修改豐富並報請上級批准，確定為《國旗知識講稿》。這份講稿為國旗班向廣大群眾和青少年進行愛國旗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理論基礎，至今還在沿用。

「身居陋室，精忠報國」

國旗班早年住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西北角一個小院內，條件是極為簡陋的：兩間低矮的小平房裏住著12個「頂天立地」的大個子，戰士進門時都要低頭而入；窗戶上玻璃已碎，只能用木板釘上擋風；室內取暖用煤炭爐，時熱時冷，搞不好還會中煤氣;房屋後牆由於年久失修，已裂開一道縫隙，牆壁也已傾斜，為防止倒塌，用了六根圓木支撐才暫時穩固；備用的國旗放在班裏一個舊木箱子裏，和其他衣物放在一起，每天晚上從天安門廣場降旗回來，國旗只能豎立在室外的屋簷下，沒有專門的房間和設備存放。升旗手戴的白手套、給學生們寄的國旗知識用的稿紙和磁帶，都是戰士們用自己的津貼費購買的。

很多人認為國旗班住在天安門邊上，生活條件肯定很優越，沒想到去了一看發現現實與想像相差甚遠，甚至有的人都以為自己走錯地方了。清華大學一位老教授參觀國旗班後，感慨道：「你們住著首都最簡陋的房子，過著北京最清貧的生活，卻為共和國做著最崇高的事業，北京一位無臂書法家參觀國旗班後，用嘴咬著毛筆飽含激情地寫下八個大字：「身居陋室，精忠報國。」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紀錄片《祖國第一哨》真實地記錄了國旗班的生活，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人們為之驚歎、感動。

1990年，北京市政府撥款20萬元，在國旗班原址進行翻建。1991年，國旗班擴建為國旗護衛隊，人員由12人擴編為120人，隨後搬遷到天安門後面東朝房居住。

（董立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