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日前在工商業座談會上稱，留意到澳門市民的銀行存款額愈來愈高，澳門銀行資產量同步提升，可以思考推出更多人民幣金融產品作為財富管理的投資工具，因此金管局近期鼓勵更多金融機構引入不同的人民幣債券或金融產品，讓市民能有更多的投資管道，並非只是限制於過往相對傳統習慣。梁維特稱，澳門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和參與雄安新區建設，參與的原則是要服務國家所需，發揮澳門所長，澳門的參與只有符合國家發展大局，才能真正坐上國家發展的快車，共建共用發展成果，分享發展的紅利，因此需要深入瞭解、有效精準務實參與區域合作。
大灣區建設成兩會關注焦點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本澳最為關注的議題，大灣區的規劃、建設、發展是其中之一。據傳媒報導，中央領導對此十分關心，澳區人大代表或澳區政協委員圍繞這個議題提出了不少建議和意見。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規劃很快出臺實施，大灣區建設已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張曉明透露，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出席廣東人大代表團的座談時，明確要求廣東要抓住建設大灣區重大機遇，加快推進相關工作，亦要求粵港澳三地要加強協調配合，他並引述習近平稱，「大灣區搞起來不得了」。
張曉明表示，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下一步要務實推進大灣區建設，通過對相關法律政策調整完善，對體制機制創新改革，促進區內人員、貨物、資金、資訊更便捷流通，使區內資源能得到有效整合，產生協同效應。隨著港澳逐漸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支援港澳、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政策措施會陸續出臺，有些政策措施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張曉明又表示，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將會便利三地之間的人流物流，促進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級大灣區，重要的原因是三地有各自特色，能形成互補，否則談不上有世界競爭力的大灣區，大灣區的規劃綱要將出臺實施，特別是對港澳居民到廣東工作、生活、住房、教育、交通方面，將逐步享受同等待遇，大陸亦願與台灣同胞同享大陸發展機遇。
李克強又稱，把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然會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中國與其他國家都可共同發展，何況港澳同屬中國，在一國兩制下，相信內地與港澳各自更多的優勢可形成互補，形成新的增長。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規劃綱要的編制已經基本完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正加快推進，有利於粵港澳三地人員往來貨物往來、資金往來的政策和舉措，正在密集磋商，會適時逐步推出。何立峰稱，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要更加有力有序有效向前推進，他形容大灣區是千年大計，仍要規劃領先；在產業發展，交通生態環境等專項規劃，建設過程當中的重要平臺載體的規劃設計，需要全面覆蓋。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查國家發改委提交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報告時。澳區全國人大團長賀一誠在發言稱，報告提出「極點帶動、軸帶支撐」網絡化空間格局是清晰構建大灣區方向，希望未來能細化。賀一誠稱，報告除列明進一步支持澳門建設成為世界休閒中心和中葡商務合作平臺，亦提及辦好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和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高峰論壇，有關內容被納入並提升至國家層面，成為澳門新的亮點，尤其澳門金融有充足資金，未來如何在國際基礎建設投資做好融資，對澳門發展是有很大幫助。
對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的工作報告中提及將出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澳區全國人大代表蕭志偉認為，顯示國家是以大戰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當中的製度差異、法律差異、關稅差異等問題，在國家大戰略推動下，制約會逐步減少，蕭志偉期待澳門政府，以至整個社會都能夠用更務實、快速的態度融入大灣區，特別是涉及經濟合作，以及社會民生的工作。
澳區全國人大蕭志偉、施家倫和劉藝良聯合建議，內地深化開放在澳註冊合格金融機構投資者，在雄安新區及粵港澳大灣區投資市場；並放寬在澳門註冊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及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的資格；提高本地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QFLP)額度，以及推動澳門發展成為葡語係金融機構進入內地的最佳通道等。澳區全國人大崔世平建議，將大灣區城市群內多個城市照明總規劃，列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之中，並儘早訂立能統一適用於大灣區城市相關光污染防治標準和監察制度。
其他多位澳區人大代表或澳區政協委員，提出的意見建議也圍繞大灣區發展。如澳區全國政協週錦輝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可起到雙重作用，首先是給予澳門人好的機會，成為保障澳門發展，尤其給予澳門年青人創新創業的機會。他又稱，大灣區提升至國家戰略將可成為無形壓力，讓廣東省領導動腦筋解決現時區域合作已存在的問題。週錦輝稱，南沙自貿區、橫琴至今仍未發展好，尤其作為澳門後花園的橫琴，至今也不是有太多澳門人成為常住人口；通關、稅制及交通運輸也拖了4年仍未解決。週錦輝認為，大灣區若發展起來，壓力將可推動橫琴加快發展，對澳門中小企特別是在橫琴投資發展的企業是好消息。
澳區全國政協劉雅煌提案，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從頂層設計角度，結合「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造世界級旅遊區的目標等戰略規劃，加快推進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發展，設置專責部門、加快三地建設公共廉價遊艇碼頭等。
改革是大灣區發展的最大動力
要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投資市場，歸根到底還是推動區域合作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化，其結果必然是經濟體之間依據各自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區域分工，從而確立各經濟體中在一體化中的專業化與經濟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合作首先是通過專業化，吸納區域中的各類經濟資源進入，強化與坐大不同經濟體中的優勢產業，例如澳門的博彩旅遊業。其次，則是把地區內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跨境投資，向其他具有比較優勢的成員地區轉移，例如上個世紀70年代香港製造業外移澳門，89-90年代澳門製造業進入內地。最後，則把地區中最具競爭優勢（不僅僅是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其他成員地區擴散，以延伸其競爭優勢。例如香港金融與專業服務業進入內地。最終實現一體化的經濟區域利益的最大化。資源的吸納與轉移，資本在不同地區的集聚與擴散，正是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要機理。
而在當中主要的障礙是粵港澳三地存在著一國之內的邊界阻礙，要突破這個障礙，必須實施一系列的改革，這個改革的阻力也主要在粵港澳自身。
一般來說，邊界的功能與作用是控制界內外的流動及自我保護，即保護所控制的空間、資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觀念及身份認同。在經濟全球化及區域化的發展浪潮下，資源與要素流動，經常會衝破邊界的阻礙，而帶動地區與各國的經濟繁榮。人們把跨境之間的流動，或區域間衝破邊界的經濟合作融合，稱之為經濟意義上邊界的消失。開放邊界，促進流動擴張市場的經濟利益，與邊界對於市場擴張、經濟流動的控制，是一對矛盾。開放還是控制邊界，取決於本土利益與跨境合作的共同利益相衡的結果。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一國之下與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要求港澳與內地之間經濟流動、社會互動的邊界開放，而因應兩制客觀存在的邊界，以及由此產生的邊界效應，不僅對兩地的交流及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一定的障礙與成本。同時邊界效應的存在因公民身份認同、貨幣、市場、法律與經濟管理制度等差異，也決定了兩地各自的經濟利益差異，以及各自具有的獨立經濟利益。對各自經濟利益追求的激勵必然大於對區域一體化的整體利益的獲取。因而，只有在通過合作，形成本土利益最大化的激勵下，也即共同合作的邊際利益大於邊界控制的界內邊際收益之時，才會認同共同利益。這種經濟的本土化情結與經濟的一體化追求共同存在，正是一國兩制下港澳參與大灣區區域合作、形成不同分工的經濟基礎。
改革正是要透過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一體化措施，在公民身份認同、貨幣、市場、法律與經濟管理制度等方面消除差異，突破空間、資源的限制，形成的利益、觀念及身份認同。改革如果順利實現，其釋放出來的各種效益將是無可估量。
另一方面，事實上區域合作的主體是企業而非政府，只有本土企業，才具有代表經濟體參與區域合作的經濟訴求，而區域合作的協定最終也是通過企業的貿易利益落地。政府是代表本土企業的貿易利益去參與區域合作協商的，而任何區域合作協定，都必須以本土企業的利益為依歸。十分可惜的是，至今為止，粵港澳三地政府的作為，包括CEPA的協商程序，仍然沒有體現企業與政府的這種相互角色關係。在幾乎所有的區域合作協商過程中，我們只看見三地政府的身影，而缺乏企業的角色。
地區統一市場的形成，資源在區域間的自由流動，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作用機理。在這種機理之下，資源會按照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進行重新配置，形成各個地區之間的分工與專業化，並通過專業化達到規模效益遞增，從而增強整體地區的競爭力。
澳門開闢大灣區投資的模式
「區域合作」是澳門微型經濟體突破空間限制，擴張經濟功能和取得發展新動力的補強之道。從根本上說，澳門產業成長、發展以及擴張的市場空間，主要在境外而非本土。中國大陸尤其是澳門週邊的粵港澳大灣區，一直是澳門經濟發展的最大市場。澳門積極參與粵港澳區域合作，對澳門在區域合作中建立新的地區競爭優勢，培育本土的創新產業發展，形成多元化的產業新格局，是一個很重要的路徑。
限於澳門狹窄的地域和有限的人力資源因素，澳門不可能像內地那樣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製造工業，而應結合本澳地區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優勢，大力發展澳門的特色產業，這樣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有立足之地。澳門作為一個自由港，進口產品的低稅率和便利性為澳門提供了中轉加工貿易的良機。與外國城市相比，擁有「一國」之利，受益於國內的發展、廣闊的市場和國家的政策優惠；與內地城市相比，擁有「兩制」之便，國際關係和國際聯繫是澳門的一大優勢。
但澳門因為地域狹窄，土地資源稀缺且昂貴，不具備興建大型工廠的基礎條件，若一味拘泥於澳門本土發展工業，澳門的工業沒法做大做強。與此同時，考慮到澳門與珠三角地區經濟的日益融合和毗鄰的地理關係，因此，澳門企業加強與內地企業合作不失為理想的發展戰略，這樣既能降低澳門企業的經營成本，又能迅速擴大企業的經營規模，實現澳門與內地的優勢互補。澳門企業可以將研發設計部門設在本地，產品的生產和儲存倉庫則可以通過與內地企業合作，委託其進行生產，同時派駐工作人員嚴把品質關；或者也可以通過直接在內地設立工廠進行生產。澳門應充分利用CEPA、粵澳自貿區等政策優勢，大力發展與廣東企業在人才、資源、技術等方面的共用，利用示範區的槓桿效應快速推動澳門製造業的發展，爭取創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品牌，推動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
從澳門產業優勢的角度來看，其貿易和物流、旅遊三個優勢產業對正在向服務業轉型的廣東省有極好的補強作用。
大灣區建設就是拼船出海，粵港澳灣區的港澳地區為粵港澳灣區注入了中國其他經濟特區所不具備的海外優勢，港澳多年深耕於金融，專業服務，專案談判和管理，法律及解決爭議，航運服務和國際旅遊業務等國際高增值服務，其現成的國際化優勢的併入可以給內地註入競爭力。更進一步說，這種競爭力是具備強協同效應的，而且這種效應是逐漸成熟的。粵港澳大灣區中港澳的加入不會產生排斥效應，相反，以前的協同會變得更強。以澳門的旅遊業為例，粵港澳灣區的建立可以使得澳門旅遊吸引力展現出正外部性，那些慕名前往澳門旅遊的遊客有望受惠於灣區的建立而加大對非澳門旅遊地區的旅遊消費。同樣，產業鏈分工佈局也將更加合理。同一個產業粵港澳可以根據成本效益原則，做出更多合理的產業結構佈局。
如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那種投資管道有利澳門發展。可以從幾個方面考慮。
首先，在高層協調機制建設中。除現有的粵港、粵澳合作機制外，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間必須有良好的組織協調機制，同時，亦應建立向國家領導和中央部門匯報工作的高度溝通機制。強化國家層面的協調，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制，由國家領導人牽頭，有關部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參加，統籌協調大灣區建設規劃編制及實施遇到的問題，加強頂層設計，研究制定具突破性創新性的政策措施。澳門可以爭取將這個協調機制的辦事機構放在澳門，並以此帶動一批高層智庫落戶澳門，提供智力支援。
其次，撥出外匯儲備基金部分成立「大灣區投資基金」，並帶動本澳民間投資設立民間基金投資粵港澳大灣區，其投資方向是於大灣區投資地價低、但具發展潛力的土地，以建設澳門產業或生活園區，爭取本澳各行業在大灣區享有國民待遇等。
第三，推動特色金融發展。本澳金融基礎建設落後於大灣區其他城市，應及早準備，尤其是如何在各地實時清算系統的基礎上，主動尋求系統對接，提升區內資金流轉效率及降低成本，主動引入最新支付方及金融科技應用等。積極發展融資租賃和財富管理為重點的特色金融，普及電子支付，加快構建中央信貸資料庫及電子票據清算系統的基礎建設工作。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外向型程度最高的經濟區，區內資金跨境自由流動，有助於大灣區在更高的層次上與紐約、舊金山、東京等世界級灣區競爭發展。要做好跨境資金流動的整體規劃，再拓寬跨境資金流動管道，逐步增加資金流通途徑，例如完善基金互認、債券通等跨境資金雙向流通機制及配套政策等。建立健全跨境資金流動管理的法律法規，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第四，加強交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等，如協調珠澳兩地機場互換股權合作，澳門國際機場與珠海金灣機場可興建城軌連接。放寬澳門服務機構到內地設點，推出澳門居民在內地養老、醫療的便利手續。在口岸通關方面，則可更多採用一地兩檢；共同查驗、一次放行等通關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彌補澳門短板，融合才是澳門未來：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核心是產業的整合和分流，打造現代服務業，重塑經濟空間結構，產業結構靠近中高端，實現經濟高增長。
粵港澳灣區早有沉澱而非空穴來風，歷史上廣東香港澳門以「省港澳」為稱呼，區域性協同早已根植於老一輩人的血脈之中。在歷史中省港澳就是穿行無阻的自由之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將有效拓展澳門發展腹地，增加澳門就業，促進兩地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粵港澳城市群共同發展目標的提出有利於鞏固兩岸相親的格局，除了經濟結果，我們更應該欣喜地發現粵港澳灣區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