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路是上海市區西南一條安靜而短小的馬路。打開一道鐵門，走過花園中的水泥小路，迎面就是一幢紅頂白牆的二層樓房。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從1956年起就住在這裏，直至1999年4月27日以96歲高齡離開人世。

1986年7月，他和夫人姜瑞芝在一樓的客廳兼琴房接受了我的採訪。我被他的傳奇人生所深深吸引，寫下了長篇報告文學《不屈的音符》，發表於上海《文匯》月刊。

這篇報告文學得到他的認可，我得以多次訪問他，從他頭髮灰白到皓首飛霜。由於彼此熟悉了，他改在二樓書房跟我長談。晚年，則在二樓臥室裏，他擁衾而臥，戴上助聽器，跟我聊天。

來自湖南農村的「小星星」

1903年7月20日，賀綠汀出生於青山綠水之中的湖南邵東縣九龍嶺新庵堂村。湖南的花鼓紅和民歌，給他以音樂的薰陶。他也喜歡繪畫。1923年春，20歲的賀綠汀考入長沙嶽雲學校藝術專修科，學習音樂、繪畫，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

小小星，

小小星，

好象青石板上釘銅釘，

我想爬上去，

可惜天高路遠不能登

這首清新、活潑、富有民歌韻味的《小星星》便是他最初創作的歌曲。

他的童心很快被大革命的烽火所吞沒。從此，他開始了自己的革命、音樂二重奏。1926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他告訴我，1927年大革命時期，他是湖南農民運動的直接參加者，親自和農民一道在鄉下捉拿土豪劉子仁，讓他戴高帽子遊鄉，又參加了當地鬥爭土豪劣紳大會，把土豪綁在臺上，他也在臺上講了話。

1927年5月21日，發生了「馬日事變」。湖南軍閥許克祥下令捕殺共產黨人，邵陽地區黨組織完全被破壞，很多人遇難，他不得不離開邵陽到了武漢。7月15日汪清衛在武漢發動政變，他又秘密回到邵陽鄉下。4天之後，他的大哥連夜從城裏趕回家，說他的行蹤已暴露，聽說要派40杆槍來抓他，於是他又跑到廣東。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他隨部隊到海豐，在中共東江特委會宣傳部工作，參加了彭湃所領導的海陸豐暴動，寫出了充滿火藥味的《暴動歌》：

兵工農，

兵工農，

起來大暴動

後來他在南京被捕，戴上腳鐐，遭到拷打。官司打了22個月，最後他被判刑，刑滿後出獄。1931年2月，他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穿一身布衫，不修邊幅，一看就知道是內地來的農村青年，在西裝革履的同學中間顯得格格不入，但他舉止泰然，充滿自信。」他的同學丁善德教授向我如此逼真地勾畫出青年賀綠汀的形象。

「賀綠汀」是他報考音專時取的假名，後來弄假成真，成了他的名字，而真名「賀楷」幾乎無人知曉。

我問起「綠汀」的來歷。他思索了一下說：「汀，就是水。綠汀，意思是水中一顆綠色的小石子。取這樣的名字，大概跟喜歡繪畫有點關係。」

在上海國立音專，他並不顯山露水，卻在悄悄然紮扎實地前進。

在書店裏見到英國的普勞特著的《和聲學理論與實用》，厚厚一大本，他買了下來。他當時英文不算太好，音樂理論水準也不算太高，但竟然決心把這部音樂理論名著譯成中文。開頭很艱難，他不停地查辭典，才勉強「啃」掉了一頁，但倔強的他決不半途撒手。

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他一度轉到武昌藝術專科學校教書。他幾乎把全部業餘時間花在翻譯這本書上。他的朋友廖輔叔曾風趣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武昌夏天的蚊子是很厲害的，穿襪子也不能防止它的叮咬。為了提高驅趕蚊子的效率，他於是縮短防線，把兩條腿縮起來，蹲在板凳上面，左手不停地揮扇驅蚊，右手揮動筆桿子把普勞特書的英文變為中文寫在稿紙上。這真是一場艱苦而又堅韌的搏鬥。然而一部二十幾萬字的大書就這樣譯出來了。

一戰成名

1933年秋，賀綠汀重返上海音專學習。

他的恩師黃自教授校訂了他翻譯的《和聲學理論與實用》，並為之作序。校長蕭友梅閱後也深為讚賞，親自給商務印書館寫了介紹信，推薦這部譯作。然而商務印書館老闆認為原著出版於1889年，已顯得內容陳舊，不願意出版。

直到1934年11月27日。

這一天是上海國立音專7周年校慶，也是俄籍著名作曲家亞歷山大•齊爾品舉辦的「徵求中國風味的鋼琴曲」授獎大會。

授獎大會在上海新雅酒店大禮堂舉行，音樂界人士濟濟一堂。齊爾品手持獲獎名單，步入主席臺。台下的目光立刻聚焦到這位西裝筆挺、皮鞋烏亮、頭髮一絲不亂的俄國音樂家身上。只聽他宣佈：「頭等獎授予《牧童短笛》的作曲者賀綠汀！」

在熱烈的掌聲中，賀綠汀一身布衣上臺，從齊爾品手中接過獎狀，並當場用鋼琴彈奏了自己的作品《牧童短笛》。在悠揚的琴聲中，一個騎在牛背上的牧童吹著短笛，在江南水鄉中怡然自得、無憂無慮地漫遊……琴聲征服了聽眾。

之後沒幾天，商務印書館老闆主動給賀綠汀去信，要出版他的譯著。不久，這本書以布面精裝印行，成為當時中國第一部完整地介紹歐洲傳統和聲學的理論譯著。

此後，經聶耳介紹，賀綠汀進入了電影界。1936年，他出任明星影片公司製片部音樂科長兼作曲股長，成為左翼電影工作者中的一員。他為電影《都市風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作曲。《馬路天使》裏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由田漢作詞，周璿演唱，轟動上海。

《遊擊隊之歌》

1937年，「8•13」抗戰的炮聲響了。賀綠汀參加了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演劇隊，到武漢、鄭州、西安等地演出，宣傳抗日。

在山西臨汾八路軍辦事處的煤油燈下，他寫詞譜曲，創作了《遊擊隊之歌》。這首抗日歌曲清新，輕快，節奏鮮明，朝氣勃勃，生動地刻畫了遊擊隊員的形象，迅速風靡全國。

1941年，賀綠汀參加了新四軍。1943年，奔赴延安。

在奔赴延安途中，火車經過敵偽區時，為了不暴露身份，他曾為日本兵拉小提琴。在「文革」中，這成為他「當了叛徒」的罪狀。他氣憤地對我說：「我是化裝、冒充成音樂商人經過敵偽區的，在火車上敵人把我趕到日本兵那裏，日本兵要我拉小提琴，我只好拉了個小夜曲。難道在這時候我不拉，可以混得過去嗎？難道可以不用化裝，大搖大擺地從新四軍經過敵偽區到延安嗎？」

在延安，毛澤東接見了賀綠汀，稱讚他的《遊擊隊之歌》寫得好。他擔任了延安中央管弦樂團團長、華北文工團團長。

新中國成立之後，賀綠汀擔任了上海音樂學院院長。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就是他的母校上海音專。

「花崗岩腦袋」

1966年6月8日清晨7時，賀綠汀和往常一樣，邊吃早飯邊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

突然，他停住了筷子。廣播裏傳出刺耳的聲音：「今天，《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以整版篇幅，刊登重要文章——《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賀綠汀》。」

賀綠汀寫了《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貼在大批判欄裏，加以駁斥。這招來了更猛烈的批鬥浪潮，對他的批鬥範圍也從上海音樂學院擴大到全市。

賀綠汀跟我談起了一次「有趣」經歷。

那是在上海音樂學院大禮堂召開的批鬥大會上，他被勒令跪在臺上。學校裏的造反派深知他是「花崗石腦袋」，為了避免在會場上遭到他的反駁，事先商定不對他問話。他跪在那裏，開始走神。明亮的燈光照在舞臺地板上，那地板的木紋引起了他的興趣，學過美術的他琢磨著各種木紋的形象：這像一條龍，那像狗，像貓，像雲彩……對耳邊的批判聲和口號聲充耳不聞。幾小時過去，直到主持者大喊「把賀綠汀押下去」，他還一動不動跪在那裏潛心研究「木紋美術」。

每批鬥一次，賀綠汀就寫一份材料，為自己辯護。根據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給上海市革委會的報告，他一年中寫了50多份、20多萬字的「反撲翻案書」。市革委會當即決定對他進行新式的電視批鬥。

1968年3月13日，召開了全市第一次電視批鬥大會。

造反派問：「賀綠汀，你為什麼在1963年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賀綠汀答：「姚文元當時還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且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都在，到底誰對誰錯，大家可以看嘛！」

「賀綠汀你交待，你說過過去挨了日本人打，後來遭到國民黨的打，現在挨紅衛兵的打嗎？」

「在今天開會前，紅衛兵不是還在打我嗎？」

「賀綠汀你交待，‘我是不會屈服的’這句話說過沒有？」

「說過，說過多次！」

「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我在死之前，有兩個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樂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實，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駁斥掉！」

會場頓時大亂。

批鬥會後不久，賀綠汀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正式逮捕，親屬都被打成「賀綠汀反革命翻案集團」的成員。

二女兒賀曉秋已從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本來要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作曲，受他牽連，被定為「反動學生」，關進隔離室。4月4日，她作為「賀綠汀翻案集團」的「骨幹」，受到嚴厲的審問。她像父親一樣不屈服，面對審訊者，她說：「對‘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願意想通！」4月6日深夜，賀曉秋開煤氣自殺，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4月25日，第二次「打賀電視鬥爭大會」在上海雜技場舉行。

這一次，批鬥大會又成了賀綠汀的舞臺。於會詠說：「賀綠汀，老實交代你的罪行！」賀綠汀大聲說：「我沒有罪！」對方說：你反對毛主席；他說：我歌頌毛主席。對方說：你翻案；他說：你們才是翻案。對方說：你反革命！他說：這是誣陷，造謠可恥！

戴著「紅袖標」的彪形大漢在眾目睽睽之下不便動武，就從後頭擰他反剪著的雙臂，他痛極倒地，但很快又從地上爬起來搶回話筒。「紅袖標」再奪開話筒，他又搶回話筒……

信號被掐，電視螢光屏一片雪花。

突如其來的「解放」

1973年1月24日，離春節只有10天了。賀綠汀的夫人姜瑞芝在冷冷清清的家中枯坐著，耳朵裏塞著小半導體收音機的耳塞。

突然，有人敲門。來者說：「請你馬上跟我到學校去，領導找你談話。」

薑瑞芝心中一陣緊張。在那種年月，每逢過年過節，要對「牛鬼蛇神」進行訓話。她趕緊拿起毛澤東語錄本，以便接受批鬥。

一出門，她愣住了。門口竟停著一輛小轎車，要接她去學校！在「文革」前，這並不稀奇，但自從賀綠汀被打成「牛鬼蛇神」以來，她見過的只有囚車。

轎車駛進汾陽路上海音樂學院的大門。黨委辦公室的會議桌兩側早已坐滿了人。上首空著一把椅子，居然是留著給她的。她的小女兒也被叫來了。

沉默片刻後，「專案組」頭頭終於發話了：「自從1968年逮捕賀綠汀以來，已經5年了。經過5年來的審查，賀綠汀的問題已經基本查清。根據賀綠汀的歷史表現，我們決定解放賀綠汀。但是，賀綠汀解放了，並不等於他沒有錯誤。他還必須繼續交代自己的問題。」

薑瑞芝告訴我，當時她感到非常突然，心想真是天開眼了。

傍晚，門口響起喇叭聲，一輛小轎車停在那裏。姜瑞芝和女兒、女婿奔了出來。從轎車上下來的，正是闊別5載的賀綠汀！他面目憔悴，一身破棉衣，一條破圍巾，毛線衣散了的線頭露在棉衣袖口外面。

回到家裏，他一個一個問起家人的近況。當他問起怎麼沒見到二女兒時，小女兒立即搪塞道：「二姐分配在桂林歌舞團。」「喔，在桂林。」他喃喃道。過了半晌，他又問：「你們知道我這次為什麼給放出來？」對於這個問題，誰也答不出來。

兩天之後，一位遠客造訪，謎底才揭曉。

這位遠客乃賀綠汀的三哥——貴陽市副市長賀培真。賀培真當年曾和毛澤東一起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習，一同鬧革命。1920年他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陳毅、李維漢、李富春等都很熟悉。1935年，賀培真作詞、賀綠汀譜曲的《西湖春曉》，作為電影《船家女》插曲由百代公司灌制唱片，傳唱四方。

1972年12月17日，賀培真從貴陽赴京，向毛澤東反映貴州省部分幹部的情況，並想問問弟弟賀綠汀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到現在仍不能釋放？毛澤東沒見他，但委託王海容在「全聚德」請他吃烤鴨，還送了1000元錢，以補貼他們自費赴京的費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趕到飯店，通知賀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賀綠汀。」

張春橋立刻給上海下達了「急急如律令」：在賀培真到達的時候，要讓他看見賀綠汀已經坐在家裏了。

賀培真來訪時，家人實在瞞不住，便請他說出了關於賀曉秋的實情。賀綠汀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1979年1月，賀綠汀被再次任命為上海音樂學院院長。

1988年，十屆全國政協召開前夕，有關部門邀請在滬政協常委座談，85歲的賀綠汀在會上發言：「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動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協常委，一退到底。政協不能盡讓七老八十、路都走不動的人來幹，要讓能幹實事的人來幹。我不能尸位素餐。去北京開會我是最後一次啦。」

歷盡滄桑，賀綠汀垂垂老矣。

他手持助聽器跟我長談。談起音樂，他說：「音樂應當是發自內心的聲音，是從心中流出來的。作曲家只有自己感動不已，寫出來的作品才能感動別人。紙紮的花，是沒有生命力的。」

屋裏放著他所繪的兩幅風景畫。

1965年，他在錢塘江畔畫了一幅小景，鉛雲低垂，遮天蓋水，一片蕭瑟。1985年5月，他在湛江邊又畫了一幅畫。畫面上朝霞斑斕，雲輕如錦，取名《希望》。

（葉永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