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是從十月革命后開始的。毛澤東曾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就是當時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的革命先驅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經過不斷地求索和鑒別,逐漸擺脫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思潮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

李大釗熱情地歌頌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以敏銳獨到的眼光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新紀元》四篇光輝的文獻,揭開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第一頁。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對於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他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這一勝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是二十世紀革命的先聲。」他滿懷信心地說:「由今以后,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凱歌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釗先后在北京大學、女高師、師范大學講授「唯物史觀」「馬克思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社會學」等課程,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講壇,受到進步青年的熱烈歡迎。他還參加了《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主編《每周評論》,成為「五四」前后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為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推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發表了全面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專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有所闡明,並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這期間,李大釗還在《新潮》《少年中國》《國民月刊》《新生活》《晨報》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宣揚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8月,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系統地批駁了胡適的觀點。他首先公開表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他號召不僅要宣傳主義,而且要本著主義作實際的行動。他激烈抨擊改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案,運用唯物史觀,論証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強調中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作指導,通過革命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造。「問題」與「主義」之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對於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了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堅決的革命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大范圍的傳播。

李大釗在「黑暗的中國」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火炬,如同竊來天火的「普羅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荊斬棘地開出一條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產主義者,加速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打破了封建專制制度一統天下的沉悶氣息,讓思想沖破牢籠,民族精神獲得極大振奮。李大釗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而寫的諸多熱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他的遺文都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