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日還有8個月的時候，吳南生去世了。

今天，深圳博物館三層的改革開放史展廳入口處，醒目地寫著鄧小平那句話：「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環球人物》記者遇到的一位元參觀者說：「那時深圳還是不毛之地，鄧小平這句話對廣東的領導幹部們來說，既是一句振聾發聵的豪言壯語，又是給他們出的一道難題。」

這個難題交到了吳南生等人的手上。

1980年成立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有3個在廣東。吳南生出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當時第一書記主持工作）。在深圳百姓眼裏，他是任勞任怨的「拓荒牛」；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眼裏，他是敢大鬧天宮的「孫悟空」。他那句「要殺頭，就殺我」至今迴響在很多人耳邊。記者在廣東採訪期間，當地人都稱他一聲「吳老」。

「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啦」

1978年4、5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選派3個代表團（組），出訪考察經濟，一路赴西歐的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比利時，一路赴東歐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另一路赴港澳。

去港澳的考察組回京後，寫了《港澳經濟考察報告》：可借鑒港澳的經驗，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經過三五年努力，在內地建設成具有相當水準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中共中央、國務院「總的同意」，並要求「說幹就幹，把它辦起來」。創辦經濟特區的思想開始萌芽。

當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要決定。1979年初，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率領一個工作組奔赴汕頭市，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汕頭是吳南生的家鄉，沒想到這次回到闊別27年的故鄉，看見的竟是滿目瘡痍。

「那些我所熟悉的樓房，殘舊不堪，搖搖欲墜；街道兩旁，到處都是用竹子搭起來的橫七豎八的竹棚，裏面住滿了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設施殘破，道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經常停電，夜裏漆黑一片。市容環境衛生髒亂不堪，由於自來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損壞嚴重，馬路污水橫流，有些人甚至把糞便往街上倒，臭氣熏天。眼前的汕頭，比我們小孩子的時候還窮啊！」吳南生生前曾回憶說。

新中國成立初期，汕頭和香港的差距並不大。30年過去了，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汕頭變得如此淒涼，吳老當時的心境可想而知。葉劍英是廣東梅縣人，曾對吳老說：南生啊，我們家鄉實在是太窮了，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快想想辦法，把經濟搞上去啊！」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盧荻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回鄉探訪的海外華僑也很關心家鄉發展，吳南生同他們進行了交談，問道：「有什麼最快的辦法？」新加坡僑商羅新權說：「你敢不敢搞自由港？這樣是最快的。你看我們的香港、臺灣和新加坡能夠那麼快地發展起來，就是靠這個。臺灣叫『出口加工區』，香港叫『自由港』。」

1979年2月21日深夜，吳南生一邊發高燒，一邊向廣東省委發了一份1300字的電報，提議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徹底開放，利用外資發展經濟，打破計劃經濟的舊框框，把市場經濟引進來，扭轉汕頭經濟落後、群眾生活困難的局面。

7天後，吳南生回到廣州。當晚，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就來到他家中，支持他把這件事拿到省委常委會議上說。3月3日，吳南生在會上說：「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我是喜歡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作『先手』，就先掌握主動權。我提議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各種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到這塊地方來……汕頭地處粵東，偏於一隅，萬一辦不成，失敗了，也不會影響太大。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到汕頭搞試驗。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啦！」

與會的省委常委都贊成吳南生的設想。盧荻說：「當時名字定不下來。叫『出口加工區」，臺灣已這麼叫了；學香港叫『自由港』，又怕被認為搞資本主義。最後定了一個『貿易合作區』的名號上報中央。」福建省委得知此事，認為福建華僑不少，也向中央提出實行特殊政策的要求。

1979年4月，習仲勳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廣東要求創辦「貿易合作區」的建議。鄧小平非常贊同。他聽說大家對「貿易合作區」的名稱意見不一致，就說：「還是叫特區好，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作特區。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

提出「經濟特區」名稱

1979年5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工作組到廣東調研，找到吳南生說：「中央有個意見，汕頭辦特區的條件不夠，只辦深圳、珠海，你的意見怎樣？」

吳南生不同意：「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頭辦特區，我也不負責辦特區了。不是因為汕頭是我的故鄉，而是辦特區的建議是在汕頭醞釀開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們都知道。不辦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是不能辦特區的！」「要講信用！我明白了。那麼推遲辦行不行？」「行。」

盧荻回憶：「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並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50號檔』。」此時檔裏出現的名稱還是「出口特區」，「經濟特區」這4個字是吳南生後來提的，其理由是，「我們辦特區的目的，絕不是像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加工區那樣，單純為了解決就業和外匯收入問題，我們的特區不僅辦工業，還要辦農業、科研、商貿、旅遊、住宅、文化等事業」。

9月，谷牧陪同丹麥女王由廣西桂林抵達廣東。習仲勳向谷牧彙報了廣東「先走一步」的情況，並研究廣東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等問題。谷牧說：「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像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勳當場說：「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於是吳南生開始負責廣東3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

「吳老做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事：愚公移山。」深圳市委原副部長、深圳報業集團原社長吳松營說。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羅湖一帶下了一場大暴雨，無數個水塘、窪地被灌滿。吳南生生前回憶道：「香港來的小姐一下火車，都要把高跟鞋脫下來拎著。我們集中了全國108個工程師，住在欣園招待所，都是平房，地勢很低，一下大雨，水就上來了，圖紙被沖得亂七八糟。」工程師對他說：「你敢不敢搬掉羅湖山？這樣可以填平窪地，羅湖這一塊就是寶地。」吳南生覺得這個建議很好，同意動工，他還從這次「愚公移山」中總結了經驗：「羅湖旁邊都是農村，那些農民怎麼辦？弄不好他暴動啊。我們從日本、我國香港進口一大批吊車、鏟車、載重汽車，讓羅湖農民開，把農民都變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沒有發生什麼鬧事的，一開頭就把他們安排好了。」

「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做了再說」

來深圳特區投資的第一家外資企業是正大康地公司。時任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是華裔，其父謝易初和吳南生都是汕頭人。正大康地公司行政部經理陳健禮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80年初達成協定，正大康地投資3000萬美元建立飼料加工廠、種雞場、孵化場、種豬場等，是當時深圳最大的企業。有人受『左』的思想束縛，覺得讓資本家進來不就是搞資本主義嗎？是吳老拍板同意的。」

然而，有些老幹部到深圳參觀後說：除了天空飄揚的國旗外，深圳已經見不到紅色。「有的報紙刊登文章，講舊中國租界的由來，影射特區出租土地就是新的租界；還有的說經濟特區成了走私通道；有人悄悄給中央寫信說深圳80％的幹部爛掉了。非議非常多。當時的一個說法是『冷空氣南下』。」

吳松營說，「這個時候，吳老給了一個『約法三章』的名言：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做了再說。總之就是趁那些反對特區的人糊裏糊塗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時候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1982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指出鑒於廣東省及各地和中央一些部門的幹部，有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把大量國家財產竊為己有等違法犯罪行為，全黨一定要抓住不放。2月，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討論如何貫徹執行中央緊急通知。

當時，習仲勳已回到中央工作，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任仲夷。他回憶此次會議時說：「對廣東對外開放出現的一些問題，中紀委一位領導同志說：廣東是見怪不怪，習以為常。我不同意這一看法：不能籠統這樣講，見怪不怪不對，少見多怪也不對，更多的還是有人自己少見多怪，對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慣，接受不了，橫加指責，干預過多。國務院有關領導同志說：廣東『放羊』了，對下面管理不嚴，放任自流。我和（廣東省長）田夫對此表示不同看法，認為不存在『放羊』問題。我和田夫在會上還提出：應當劃清因經驗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誤和違法犯罪的界限。胡耀邦等中央領導明確表示，中央給廣東的政策不會變，但是要總結經驗，繼續前進。」

兩省座談會結束後，吳南生回到廣東，感到壓力很大。他知道這些非議主要針對的是特區。也有人趁機在背後放暗槍。

「省委開生活會，我不知道要幹什麼，坐下來了，省長說：『南生啊，今天開生活會，有人說資本家送給你一部汽車，有沒有？』我說：『哪有這樣的事？』一位老同志說：『沒有？停在迎賓館的那部車是誰的？』這一說我就知道了。我說，現在只有從香港到廣州的大飛機，廣州到汕頭沒有大飛機，有一種蘇聯出的小飛機，碰到有風就停飛了。那車是僑商羅新權為了幫助開發汕頭特區，特別放在咱們這裏的，我一次都沒坐過。」

鄧小平是支持特區發展的。1983年底，他決定到南方看看特區究竟辦得怎樣。1984年春，鄧小平來到特區，給珠海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給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吳南生說：「這一題詞讓那些有關興辦經濟特區是是非非的議論基本畫上句號，也給我們這些特區建設者吃了『定心丸』！」

1992年春，鄧小平再次來到特區視察，並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堅定了特區和全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方向。

「您的兒子參加革命了，準備死了」

籌建經濟特區，成了吳南生和那一輩改革者最閃耀的時刻，他們無疑被載入中國的改革史。在另一段歷史上，也少不了吳南生的名字，那就是抗戰史——1937年，抗戰烽煙燃起，這個15歲的潮汕少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對父親說：「您的兒子參加革命了，準備死了！」

吳南生是投筆從戎。他1922年出生於汕頭的貧民窟中，父親在小公園的騎樓下修理鐘錶。他尚在繈褓之中，父親就成了大革命中的工會積極分子。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汕頭頗為開放，有5家大報，時常刊登魯迅、蕭紅等左翼人士的消息。吳南生上學後，受此影響頗深，擅長文墨，14歲便以「左慈」為筆名，在報紙上發表了進步文章《評蕭紅的〈生死場〉》。左慈之名，來自《三國演義》裏擲杯戲曹操的狂道士，吳南生覺得他很厲害，代表正義的聲音，便拿來自用了。

這篇文章為吳南生帶來了一筆「鉅款」——2元稿費，更帶來了老黨員的關注。1937年，在「七七事變」激起的全民族抗曰浪潮中，吳南生破格入黨了。曰軍攻佔潮汕後，吳南生帶著一支隊伍，翻山越嶺，到潮州鳳凰山建起革命根據地。及至晚年，他還寫詩《懷鳳凰山》：「一別鳳凰數十秋，年年夢作鳳凰遊。白水湖畔花似火，烏崬山前月如鉤。壯士揮戈戰閩粵，天兵仗劍下潮州。而今重踏鳳山路，滿眼風光不勝收。」

抗戰後期，吳南生奔赴延安，趕上了整風運動，趕上了七大召開，趕上了黃炎塔和毛澤東的「窯洞對」，趕上了日本投降。他還收穫了愛情。妻子許英也是潮汕人。

1945年日本投降後，毛澤東動員大家去東北建設工業基地，以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去東北前，老同志們給吳南生和許英（吳南生妻子）辦了婚禮——用砂鍋煮了一小鍋糯米飯，一鏟子鏟到鍋底，寓意「一甜到底」。2015年，在前夕，吳南生憶及此事仍是喜滋滋：「一轉眼70年了，真的是甜到底啊！」

新中國成立後，吳南生調回廣東工作，從此鮮少離開。晚年，他回答過年輕人的提問。「我們這一輩人提著腦袋鬧革命、辦特區，為的就是理想，哪里想過當什麼官？『昔如埋劍常思出，今作浮雲不計程。』我是90多歲的老人了，能盡的力量已十分有限。希望青年人不忘歷史、堅守信仰。」

這就是吳南生，可愛的吳南生。他的故事就像他1979年出版的那本書名一樣：松柏長青。

（田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