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再現了逃港潮，以及習仲勛復出主政廣東、治理逃港的歷史。當陳秉安看到這段劇情時，無限感慨：「長期以來，史界對這起長達30年的大事件幾乎完全忽視了。現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個進步——歷史，不該沉於河底！」

提到逃港，陳秉安最有發言權。1988年，他在深圳一家雜志社工作，此前他在採訪時聽很多人提過逃港，並深受觸動，就決定寫一寫這個題材。此後22年間，他奔波於深圳農村的舊村瓦舍、山中小徑﹔還在朋友的幫助下，化裝潛入筍崗橋收容所聽逃港者們的傾訴﹔也曾遊走在香港窮街陋巷以及高樓大廈間，聽逃港者談他們的坎坷與得失。在他採訪的數百名大逃港親歷者和見証者中，不乏富商巨賈，比如金融集團總經理葉小明﹔也不乏政界高官，比如廣東省委原書記習仲勛。

陳秉安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專訪時說：「從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變化，可折射出政府執政理念的變遷。」

兩邊收入相差100倍

新中國建立後，因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鄉」一系列政治運動帶來的政治和經濟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現象綿延了整整30年。

據我掌握的資料，歷史上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個階層的都有，主要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有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建國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為政見不同，以國民黨殘留人員和所謂的「地富反壞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於國內生活條件差，歷次政治運動又使得經濟問題雪上加霜，「反右」「大躍進」更是引起了大飢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識青年，他們認識到「文革」是錯誤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頭。1979年逃港則是由一則「伊麗莎白女王誕辰時香港將大放邊境3天」的謠言引發的。

那個特殊歷史時期，中國內地幾乎是與世隔絕的狀態。但寶安縣（1979年3月改為深圳市）不同，這裡與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況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寶安縣一個農民勞動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則有70元港幣左右。一邊早就用上了電視、冰箱，另一邊隻能吃紅薯、鹹魚……懸殊的差距，引起了群眾的不滿。

我接觸過一個舞蹈演員，那時在《紅色娘子軍》裡演洪常青，逃港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一瓶養樂多。他告訴我，每當有香港人過這邊來的時候，當地的孩子總是跟著他們。有一次，一個香港人給了他的孩子一瓶養樂多，孩子喝完後還不肯扔瓶子，拼了命地想把最後剩的一點東西吸出來。這個演員覺得讓孩子吃別人的東西已經很沒尊嚴，而那種吃相更讓他心疼，於是下定了要逃到香港去的決心——他遊了5個小時，遊過了深圳灣。

我還見過一個逃了12次的人，都被抓回來，到了第十三次，邊防戰士都不好意思再抓了，他終於跑過去了。

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的年終匯報說，有個村子逃得隻剩下一個瘸子了。位於香港新界的羅芳村原來並不存在，幾乎都是深圳羅芳村的人遷過去的。

慘烈的逃港之路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種：陸路、遊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婦女、兒童一般選擇陸路，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遊海的主要是年輕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很多廣東人回憶說，那個時期珠江裡總是有很多練游泳的人，孩子從小就被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人們通常選擇從蛇口一帶下水，遊過深圳灣，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順利，需要一個多小時。為了防止逃港，當時潮汐漲落時間是高度機密。很多逃港者由於不瞭解漲落潮的時間，往往選擇在落潮的時候下水，結果遊到半路開始漲潮，拼不過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已經解密的文件顯示，1962年的逃港潮有如「大軍南下」。據寶安縣文獻記載，這些逃港者成群結隊，每人拿著一根木棒，帶頭者聲稱：「誰阻止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在沙頭角，邊境橋頭連續兩個晚上發生逃港者集體示威、強迫邊防軍人開閘﹔蓮塘、羅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們沖垮了一段幾十米長的鐵絲網，人流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沖過邊界線……

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過9.7萬人次，甚至當地幹部都開始逃，形成了「有權的批出去，有錢的買出去，沒權沒錢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邊防軍人曾告訴我，逃港高峰時期，他面對成百上千黑雲一樣湧過來的群眾，「心都在顫抖」。

後來我看到陸續有一些人在回憶錄裡寫到自己逃港的經歷，比如曾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就是乘小船偷渡過去的﹔香港「期貨教父」劉夢熊則走了6天6夜才到海邊，從天黑游到天亮，最後默念「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的毛主席語錄抵達了對岸……還有千千萬萬的逃港人沒有留下名字，他們的故事形形色色，卻又大同小異。

上世紀末，香港近半富豪是逃港者

逃過去的人，最早還是比較受香港歡迎的。當時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急需勞動力，所以對逃港者既不抓，也不主動遣返，還出臺了政策：隻要抵達市區又有工作能力的人都發給香港身份証。

逃港成功的農民大多做了工人，他們在樓房天臺上搭建簡易住所，在家庭作坊裡粘紙盒、縫襪子、勾紗。劉夢熊曾說，香港老闆最喜歡用逃過去的人做工，因為他們體力好、能吃苦、要求又低。這些逃港者為經濟起飛階段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我先後採訪過幾十位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都是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吃盡苦頭，慢慢發達起來，躋身社會上層。曾有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來集團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憲梓。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葉小明的企業家。他是1962年逃港，當時隻有十幾歲。他的母親在逃港途中被洪水沖走、淹死了，他含淚埋了母親，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葉爭氣，「發誓在香港幹出一番事業來，一定要對得起死去的母親。」在香港，他從底層做起，奮鬥了數十年，幹到了一家金融集團的總經理，是行業內數一數二的人物。一次參加會議，他激動地說：「今天不是討論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跡嗎？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政策，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嗎？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用血，用眼淚創造出來的！」

進入60年代，逃港者越來越多，需要的勞動力數量也夠了，港英政府的態度開始變化，實施「即捕即遣」政策。但許多逃港者與香港市民都有親友、同鄉的關系，很多香港人都對逃港者採取同情、幫助甚至庇護的態度。

70年代的逃港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內地知青。這批人跟之前的農民不同，他們有較高的知識水準，過去後直接帶動了香港的文化發展，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早期的香港電影界沒什麼會作曲的人，配樂通常是用鳳陽花鼓、黃梅戲的調子充數，羅文、梁立人這批人過去後，香港的音樂、影視才慢慢發展起來。

對於建國後逃港的總人數，有不同的統計數據，少則70萬，多則200萬。據我估算，應該在100萬以上，這是指在香港落了戶口的，此外還有很多人遷到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1949年，香港人口是100多萬，1980年是500萬左右，現在是700萬。那30年中，從大陸過去的人口數量可見一斑。僅從這一點上看，也不能忽視香港與大陸的關聯。我在一次講演時說，香港文化研究者要多研究一下逃港者，我們所說的「香港精神」——吃苦、拼搏、肯幹，其實都是來自這些人。

從堵，到疏，再到改革開放

對於逃港者，中國政府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政策。沒有跑成的人中，大多數是被堵住、抓住的，還有一些是逃到香港又被警方遣返回來的。高峰時期對逃港者的打擊異常嚴厲，沒有合法手續的人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要收容，當地的收容站一度人滿為患。

文革後政策有所鬆動，不再一味地堵，而是改用疏，比如說開會憶苦思甜，演革命樣板戲，批判香港是「人間地獄」，學毛選……但還是不行。有一次演出《紅燈記》，大幕一拉開，演李玉和的演員卻不見了，原來他已經逃港了。

1978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去邊境調查，一位年紀很大的基層幹部跟他說：「你是從牢裡出來的，我才跟你說真話。如果政策不變，還是這麼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有人質問這位老人：「你怎麼這樣說呢？你是不是貧下中農？」「我是，但還是要講。」習仲勛這才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嚴重。後來，時任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帶習仲勛去沙頭角，看到當地偷偷引進港資搞起塑膠花加工廠，工人一天能掙8塊錢，習仲勛很受觸動。

在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裡，鄧小平說了一句話：「把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好了，逃港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事實確實是這樣。1980年，深圳設立了特區，從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轉了。深圳第一任市委書記吳南生曾回憶說：「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甚至許多已經逃到香港的人又陸續回來了。

前面提到的那個演洪常青的舞蹈演員，在香港學了制衣，改革開放後又回來辦了服裝加工廠。現在他退休了，定居蛇口，在一個藝術團裡做領舞。再提及那段經歷，他說就像過眼煙雲一樣。

如今，反而是大量香港人湧入內地。所以我總說，政府對待這個問題的政策變化，就是一個越來越實事求是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很多幹部為治理逃港做出了貢獻，甚至付出了代價。

看到大逃港這一歷史事件引起世人關注，那些曾經秘不外宣的事實被解密，我感到很欣慰。歷史不應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湮沒，尤其不應該忘記的是，30年中，這些逃港者，他們也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歷史的發展。1990年，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之際，習仲勛回深圳參加慶典。他接受採訪時對我說：「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隻會用腳投票。

（陳秉安、尹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