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預定的安排，六月十二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朝鮮領袖金正恩在新加坡進行歷史性的會晤。不管能否獲得滿意的成果，都將是特朗普個人的從政高峰，對其爭取連任，贏取國會中期選舉等，都將產生強大的助推力。因此，特朗普正躊躇滿志，做好準備。盡管曾一度喊「卡」，但他又怎能輕易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
但也是在六月十二日，有一宗政務卻讓特朗普躊躇不決。那就是，當天是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新址的揭幕日，他應當派出哪一位官員，代表自己赴台出席並剪彩？這個AIT新址，是完全按照一個大型「大使館」的規格，花費二億美元興建的，美輪美奐。盡管興建規劃及決定並非是由他本人批准或作出，但由他來接收，享受成果。一方面，近來他連續簽署批准了幾個「友台」法案，包括《台灣旅行法》和《國防授權法》等，如果他不趁此機會踐行這些法律，派出比較高階段官員前往台北，那就等於是自刮巴掌；但倘是派出高階官員，尤其是北京討厭的「鷹派」官員前往，就可能會在本來就已經硝煙密布但卻鬥而不破的中美關係中，扔下一顆威力巨大的實質炸彈，從而將「暗戰」激發為明戰，這是特朗普所不願見到的。
實際上，連特朗普自己也知道，此事非常敏感，不單止是中美兩國的事，也是美國自己如何精準執行《與台灣關係法》的事，因此必須小心應對。特朗普盡管是「神經力」，經常不按牌理出牌，而且還反复無常，但畢竟還得有其原則底線，尤其是他整日價公開說習近平主席是他的好朋友，就不能做得太過分。在不牽涉意識形態的貿易問題上，他必須為自己兌現選舉承諾著想，穩固勞工階層的基本票源。但在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就不能率性而為，否則走錯一步就將難以回頭。這也正是在朝核問題上，他可以裝腔作勢地「變臉」，但卻不敢隨意放棄與金正恩會晤的焦點所在。
正因為如此，曾經喧讓一時的美國將會派出海軍陸戰隊進駐AIT的問題，華府最終也否認了。這是因為，「斷交、撤軍、廢約」是中美建交的三個原則。為此，第一個《中美聯合公報》亦即「上海公報」就指出，美國「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為此，在中美建交前，美國就已經逐步從台灣撤軍。在建交談判過程中，美國完全從台灣撤軍，與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等議題，成為重要的議題，也都獲得妥適的解決。因此，在中美建交時，曾經有陸戰隊維安的美國大使館撤出台灣，美國也已經基本完全從台灣撤軍。後來進駐台灣的AIT，其辦公地點即無陸戰隊員駐守，美國也一再強調和台灣維持的是「非官方關係」、美國在台協會則是非營利性民間機構。實際上，設立AIT的法律依據——《台灣關係法》，儘管是一部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惡法」，也只是向AIT 授予類似「使領館」的職能，而並沒有任何授權美國軍方向AIT派遣海軍陸戰隊的條文內容。即使是奧巴馬在卸任美國總統前夕簽署頒布的《國防授權法》，也只是含有加強美台軍事交流，推動雙方資深軍事將領和官員交流的條文內容，而沒有向AIT派駐陸戰隊的規範。
但曾經聲稱陳水扁是其「親愛的老朋友」，而陳水扁也向其頒授二級雲卿勳章的楊甦棣，卻公開聲言在AIT新址啟用的同時，美國將向其派駐海軍陸戰隊。可能由於這是關係到抵觸三個《中美聯合公報》的問題，導致北京高度關注，進行了嚴肅的交涉，而美國作為標榜「法治、法制」的國家，也不可能公開踐踏自己簽署的國際雙邊條約，再加上即使是中美之間存在著多少矛盾衝突，也不能違背最基本的原則，並因此而搞砸兩國關係。因此，AIT主任梅健華在與台灣媒體茶敘時，就公開否認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將會進駐AIT之說。因而估計，美國為著保安起見，確實是有需要派出海軍陸戰隊人員進駐AIT，也將不會公開高調，而是採取保密方式，並讓海軍陸戰隊人員身穿便裝，人數也減至最少。
至於派出人員的層級，就更要縝密思量了。但偏在此時，《紐約時報》說，特朗普可能會派出其國家安全顧問波頓作其特使，並指稱這將象徵著美台關係的提升。緊接著也有不少人起哄，包括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的卜睿哲，他聲稱美方若想表達對中國使用懲罰手段對付台灣的反對立場，派遣高級官員到台灣出席AIT新館落成典禮，就是一個機會，藉此給中國「下馬威」，展示美方態度。
這正是「哪壼不開提哪壼」，因為波頓是北京最頭痛最討厭的人。實際上，波頓的性格特徵之一，是經常說話「不經大腦」，心血來潮，甚至口沫橫飛，不顧外交禮儀。他曾經聲稱將會協助台灣當局派員出席聯合國舉行的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他也在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審議是否將台灣的「入會」申請列入聯大議程時，發言為台灣「敲邊鼓」。他曾在二零一六年投書《華爾街郵報》，主張美國應該打「台灣牌」來迫使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讓步。……等等。
波頓的「友台」態度由來已久。這除了是出自其本身的「鷹派」立場之外，也與他曾從台灣當局手中拿到利益，有一定關聯。實際上，當年他在出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就以台灣當局「顧問」的身份，受台灣當局的委托，以三萬美元的代價，撰寫三篇研究報告，為台灣當局加入聯合國尋找國際法「出路」。他的「研究心得」是：一、台灣當局具有固定的土地、人民和「主權地位」，具備了「國家」資格；二、基於朝鮮和韓國、東德和西德的慣例，台灣和中國大陸也可以循例各皆擁有聯合國席位。不過，他的這三份「研究報告」，雖然哄得時任「總統」的李登輝一陣開心，但卻令具有真正國際公法專業素養的台灣學者搖頭，認為他顯然不懂國際公法。因為基於國際公法「承認」的原則，當時全球有近一百七十個國家承認「中國只有一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若無中國同意，台灣根本不可能「加入」聯合國。何況，在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已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將台灣當局驅逐出聯合國，這個決議也難以收回。但台灣朝野明知如此，仍然花錢請這位「法盲」為台灣說話。實際上，台灣的一家英文報章，就一直出高稿酬請他撰寫「友台」文稿。
特朗普會跟著《紐約時報》的指揮棒起舞嗎？要知道，特朗普是討厭美國的主流媒體的，並經常斥責其「製造假新聞」，而被「點名」的媒體中，就有《紐約時報》。因而說不好，這又是《紐約時報》製造的假新聞，或是有意讓特朗普尷尬。當然，也是要挑撥中南海與白宮的關係，並刺激北京為此進行外交交涉，要看特朗普的「好戲」。
其實，特朗普派出波頓前往台北出席並主持AIT的揭幕禮，並不符合禮制。因為AIT直屬於美國國務院，不是白宮，因而美國的代表應是國務院的官員。而在歷史上，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院往往有矛盾。國家安全顧問為了凸顯自己的重要性，是「在總統的身邊的重要人物」，而且經常承擔某些特別任務，因而總要擺出一種比國務院高出一等的舉止。說不好，這就是《紐約時報》故意讓國務院與白宮掐架的挑撥離間計謀。
但《紐約時報》可能忽略了，六月十二日這一天，特朗普在新加坡與金正恩會晤，按照職能，波頓應該跟隨特朗普並隨時提供「顧問」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