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澳門立法會主席賀一誠被問，對修法有何看法，賀主席說，「要放鬆還是收緊，呢個完全係政府的權限。」且表示立法會不應對澳門政府作任何指點，亦不能忖度政府想法。這番話看似平常，但若對比賀主席數年前的說法，便不難發現，這其實是立場大轉變。

2015年，澳門媒體曾以﹤賀一誠：《土地法》嚴謹毋須改﹥作為標題，報導賀主席對修法提議的看法，報導這樣引述賀：｢唔係話某一個議員，或者某一批議員講就一定符合，要睇返法律原則，同整體澳門基本利益是否符合，係我自己立法嘅宗旨。｣　三年前後，賀主席的立場轉變，在於他對修法倡議的公開表態已改變。三年前，賀主席抗拒修法的態度清晰，三年後，他對應否修法不留隻言片語，只強調一點：澳門特區政府對此事有絕對的主導與決定權。賀的立場轉變是好事還是壞事？愚見認為，這對澳門整體發展來說，是好事。這可分兩點說明。

首先，賀不單是澳門建制派大老，而且根正苗紅，在內地人脈深厚—他父親賀田被稱為｢澳門霍英東｣。他本人曾於內地求學，雖然沒有大學畢業，但他早以內地作為個人政治事業的發展起點，與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曾在浙江省有共事機會。賀的政治底蘊深厚、是澳門非一般建制派人物，他的修法言論，也就因而更值得受注意、更應被視為某種政治風向指標。賀的修法立場轉變，在清楚說明一點：澳門特區新﹤土地法﹥衍生的激烈爭議，是時候告一段落，中央政府確已放出更清楚信號，希望澳門能盡快啟動修改新﹤土地法﹥程序，為澳門法院提供整全的﹤土地法﹥條文，以應對眾多複雜的土地利用訴訟案件，平息爭議。

不過，賀修法立場轉變折射出的中央政府意願，仍未是最重要的一點。更重要的是，這顯示了賀的氣度，反映了賀論政如何以澳門乃至國家的大局為重。過去針對修改新﹤土地法﹥與否，論辯雙方各執一詞，澳門社會撕裂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問題是，明年是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年，是澳門重要的里程碑，屆時澳門將有新特首﹑新政府，需要澳門配合的｢大灣區｣新國家戰略藍圖亦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假若明年澳門社會仍然撕裂如斯，這很明顯不會是澳門市民與國家之幸。若論社會撕裂如何帶來發展惡果，香港絕對是前車之鑑。香港社會過於自由，各方一直沈迷於無謂的紛擾論爭，而非實事求是向前看尋找問題解決良方，結果磋跎了寶貴歲月，令香港無法早日接通國家發展一日千里的高鐵網絡、與國家早日共榮。賀的氣度，就在於他深明往前看的重要性，不泥沼於難免受私利蒙蔽的論爭，願意冒上受非議、被扣帽子的政治風險，軟化自己對修改新﹤土地法﹥的立場，為政府修改新﹤土地法﹥開路、製造政治空間提供便利。

賀一誠主席願意俯首甘為孺子牛，誠為澳門政治濁水中的清泉。他對傳媒說，即使政府修改《土地法》法案未必能完全免受爭議、立法會無可避免再成｢磨心｣，事仍需做，因為｢政府的前曕性政策希望在立法會得到落實｣。賀有此說法，是因為他明白，行政立法合作對善治、對市民福祉而言是如何必要—2015年10月，賀便曾在北京對傳媒說，｢如果立法和行政部門相互不承認、不尊重，忽視了大家都是為了整體經濟的發展，而有關作為不協調，傷害的將是市民。｣　2014年澳門«論盡媒體»在專訪中，尊稱賀為｢一哥｣，這個稱號怡如其份，因為賀主席的政治氣度，確實展現了｢一哥｣氣概。

所以說第二點比第一點重要，是因為賀主席修法立場轉變所傳遞的政治信息，並非只包含中央政府的最新意旨，那其實更是對澳門毫不穩重成熟的建制派政客的公開提醒。建制派的存在意義，是為行政護航開路，而非增設荊棘，可是，於新﹤土地法﹥爭議中聲嘶力揭反修法、極力為澳門社會撕裂火上加油的建制派政客，卻顯然是太過忘形，忘記了自身應有的角色與本份。這些建制派政客應當效法賀主席，覺今是而昨非，修正一己修法立場，回到正確站方，現在仍然為時未晚，否則當一切都回不去了，便太遲了。

何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