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曾設想定都哈爾濱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開戰時,國民黨擁有軍隊430萬人,共產黨軍隊只有120萬人。解放戰爭進行到1948年,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年的3月下旬,毛澤東率領黨中央機關東渡黃河,進入晉綏解放區。此時的毛澤東,雖然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軍事鬥爭上,日夜運籌東北戰場、華北戰場、華東戰場、西北戰場重要戰役的相互配合問題。但作為戰略家,他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的數量逐漸接近蔣介石掌握的武裝力量,而蔣管區也不斷爆發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運動,人民群眾擁護共產黨的軍隊,共產黨軍隊的戰鬥實力強於國民黨軍隊等方面情況綜合來分析,斷定:蔣介石的統治快要走到盡頭了,並開始考慮建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的問題,自然也開始考慮新生的人民政權的國都將建立在何處的問題。

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主要領導同志從各方面情況綜合考慮,設想把新建立的人民政權的國都放在東北的哈爾濱。這是有原因的。

1948年,國民黨軍隊減至365萬人,共產黨軍隊則增至280萬。國共雙方軍隊具體的戰場態勢是:國民黨軍隊分成幾個重兵集團,其中東北戰場50萬,中原戰場70萬,華北戰場60萬,西北戰場30萬。共產黨的軍隊編成五大野戰軍,其中東北野戰軍70萬,華東野戰軍36萬,中原野戰軍20多萬,華北野戰軍30萬左右,西北野戰軍不到10萬。從當時各地的國共軍隊力量對比來看,只有在東北,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大大超過國民黨。而且在東北的北滿,也就是在松花江以北以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為主要城市的地區,全由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佔領。當時,中國的南方仍然由國民黨統治,是蔣介石的老巢,蔣介石手上還有相當一部分軍事力量,毛澤東自然不可能考慮將新生人民政權的首都建立在南方某一城市。而當時的中原地區戰事正緊,共產黨要從根本上打倒蔣介石,預料還要有一段時間。在中原仍然在打仗的情況下,毛澤東也不可能考慮定都在中原地區某一城市,只能考慮放在已經為我牢牢控制的東北。在東北地區的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中,只有哈爾濱在共產黨軍隊手中。

哈爾濱作為城市,在當時還不到100年的歷史。100年前,它還只是松花江邊上的一個小漁村。18世紀末19世紀初,關內失地農民陸續進入此地進行開發建設,使之成為松花江沿岸較大的市鎮。後來,隨著中東鐵路的建設,哈爾濱成了中東鐵路的中轉樞紐,大批關內漢族人和俄羅斯人湧入哈爾濱,加快了哈爾濱的開發速度,使它在短短十幾年時間裏就成為一座重工業、輕工業、加工業、商業等都十分發達的大城市。由於在哈爾濱有大批俄羅斯人居住,當地的建築風格、消費習慣、生活方式等都與莫斯科相近,因而,哈爾濱也有「東方的莫斯科」之稱。

九一八事變後,哈爾濱被日軍侵佔長達14年之久。1945年8月,蘇聯紅軍和東北抗日聯軍一舉解放了哈爾濱。哈爾濱的地方治安、黨政事務,都由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掌握。此時的哈爾濱,既是全國光復最早的大城市,也是共產黨最早掌握的大城市之一。後來,中共中央建立東北局,也將東北局機關設在哈爾濱,哈爾濱又成為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所在地,是我國東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這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考慮將人民政權的國都放在哈爾濱的理由之一。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考慮把國都放在哈爾濱,還有其他重要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哈爾濱擁有較發達的重工業、輕工業、加工業,形成了齊全的工業系統,還有與發展工業相配套的其他行業。這些因素很快就能夠轉化為支撐軍事工業的軍工生產企業。當時共產黨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擁有軍卑工業,生產大批武器彈藥,以支持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的決戰。哈爾濱無疑具有使共產黨短時間即擁有較多軍事工業的條件,而且,日本統治哈爾濱期間,已經建立了一些兵工廠,這些兵工廠接收過來即可為共產黨所利用。定都哈爾濱,無疑對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是有利的。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哈爾濱的地理位置靠近蘇聯,定都哈爾濱,有利於獲得蘇聯支持和援助。

當時,在北滿周邊地區仍然有大量蘇聯駐軍。1945年8月,蘇聯對日作戰時,史達林向中國東北地區派出了重兵。當時蘇聯派往中國東北的兵力為:11個合成集團軍、2個戰役集群、1個坦克集團軍、3個航空軍集團和3個防空軍集團、4個獨立航空兵軍,總兵力為157.77萬人,有26137門火炮、5556輛坦克、3446架飛機,此外還擁有太平洋艦隊和阿莫爾地區艦隊。斯大林還把不少蘇軍優秀高級將領派往遠東,其中有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兩次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的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列寧格勒保衛戰的英雄麥列茨科夫元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指揮坦克兵成功地阻擊並打敗企圖救援被圍困德軍增援部隊的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日本投降後,蘇聯軍隊雖然後撤,但上述這些蘇聯軍隊的主力仍然佈置在東北周邊地區,特別是北滿一帶,實際上仍然是蘇聯軍隊控制範圍。大連旅順等戰略要地也仍然由蘇聯軍隊控制。上述蘇軍元帥和其他高級將領仍然長駐遠東地區或者來往於莫斯科與遠東地區。這就形成了對蔣介石軍隊北進的威懾。還應該提到的是:1947年5月20日,聯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簽署了《哈爾濱協定》,蘇聯承諾在外交和軍事上支持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這個協定中有這樣一些重要內容:在外交和軍事上,蘇聯應給中共以全面支持;蘇聯派50架飛機在東北給予中國共產黨軍隊以經常的支援;蘇聯將繳獲的日本軍隊兵器及蘇軍在中國東北地區所控有的所有兵器和軍事用品全部交給中國共產黨軍隊;一旦東北局勢發生劇烈變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可以取道北朝鮮退入蘇聯境內;當國民黨軍隊對東北共產黨軍隊發動進攻時,蘇聯軍隊秘密協助中國共產黨軍隊,等等。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和聯共(布)中央又簽署了《莫斯科協定》,其中有這樣一些重要內容:在另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蘇聯軍隊將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並肩作戰,由蘇聯派軍隊最高統帥;中蘇建立共同的空軍;蘇聯將為中國共產黨裝備11個配有現代化武器的師,等等。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共中央在哈爾濱建立新生人民政權的首都,是相對安全的。而且,蔣介石也知道當時東北地區蘇聯軍事力量的存在,又有雅爾達協定的約束。更重要的是,哈爾濱及整個東北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雄厚,中共在東北的70萬軍隊,無論從數量上看還是從戰鬥力上看,蔣介石都心存畏懼,他是不敢對哈爾濱輕舉妄動的。

此時,中共中央也考慮了另一個重要因素,即朝蒙人民革命武裝力量的存在。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人民革命武裝力量是在1945年8月對日作戰中發展起來,進佔朝鮮北部。金日成當時將中國東北地區作為朝鮮人民革命力量的戰略後方,在沿鴨綠江一帶也部署了兵力,在安東(今丹東)、牡丹江等城市也設有部隊後勤機關。金日成的部隊當時雖然還不到3個師,但裝備精良,戰鬥力強,加上有蘇聯武裝力量的配合,國民黨軍隊是不敢對朝鮮人民革命武裝力量輕舉妄動的,而朝鮮人民革命武裝力量也決不允許國民黨軍隊進佔東北東部地區威脅自己的後方安全。另外,當時,蒙古人民革命武裝力量集結於東北西部地區,其中相當一部分與蘇聯軍隊混合編成,戰鬥力也相當強,特別是蒙古騎兵在人煙稀少的廣大草原地區的機動性,是國民黨軍隊所畏懼的。有朝蒙武裝力量的存在,可以確保東北以哈爾濱為中心的北滿地區東西兩個方面的安全。

1945年9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楊家嶺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周恩來在重慶)。會上,在聽取了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東北接收的曾克林關於東北情況的彙報後,劉少奇明確表示:「為了力爭控制東北,中央準備派大批幹部和主力部隊向東北開進。」他一邊指著地圖一邊打著手勢說:「東北是戰略要地,進便於攻,退便於守,可以成為我們革命的重要戰略地區。現在,人民鬥爭勝利了,國民黨一定會搶.占東北,我們的部隊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腳,就可以控制東北……」朱德也說:「第一批進入東北的部隊,責任更是重大。」在這次會議期間,朱德和伍修權與蘇軍代表作了正式談話,並達成蘇聯軍隊幫助中國共產黨爭取東北、特別是全部佔領北滿地區的協定。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已經決定把哈爾濱作為黨中央的立足點了。

出於上述考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於1948年進入晉綏後,很快就批准哈爾濱為「特別市」。在此前後,中共中央派出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彭真、高崗、陳雲、王稼祥、蕭勁光、張聞天、李立三、陶鑄、伍修權、葉季壯、段子俊、莫春和、曾克林等大批高級領導幹部進入東北。除高級幹部外,另有2萬多重要軍事、政治幹部也陸續進入東北地區,其中相當多的人進入黑龍江,特別是哈爾濱,一方面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另一方面準備將這裏建為新生人民政權的國都,並且在這裏宣佈建立新中國。

後來,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毛澤東開始重新考慮新中國定都問題,並且把目光鎖定在北平。

北平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古都,是中國中原地區的北方門戶,也是中國十分重要的政治中心,另外還有一個獲得國際支持的考慮。富有遠見的毛澤東已經預見到,新中國建立後,必然會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封鎖和孤立,蘇聯將是新中國的主要支持者。考慮到新中國建±後的國際安全和國際政治格局因素,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實際上,「一邊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蘇聯的幫助,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後的一個基本方針。這一方針直接影響到了中共中央對定都的選擇。最終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並將其更名為北京。

(陳立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