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假設。但倘若說起廣東莫雄將軍，一連串的「假設」便浮想聯翩。假設那年莫雄沒有出席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軍事會議得到那份絕密情報。假設情報沒有轉給中共或沒有及時送達中央蘇區，倘若蔣介石如期實施了「鐵桶計畫」，中央蘇區就難逃滅頂之災。假設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一批中共精英在災難中遭遇不測，「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性到現在還沒有取得勝利……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恐怕都要改寫。恰好那一刻，莫雄充當了歷史轉折中的值班員。正是莫雄在關鍵時刻果斷出手，歷史的指標調轉了方向，已陷入山重水複的中央蘇區，頃刻轉向柳暗花明。

1949年11月，毛澤東對即將揮師南下的葉劍英說：「莫雄是我們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無論他過去做過什麼事，一定要安排他的工作。」從未加入中共的莫雄何以被毛澤東如此關切？其實早在1934年12月，紅軍突破湘江後，毛澤東就無限感慨地對身邊人說：「這三萬人能活著出來，我們搞情報工作的同志是立了頭功的。」這些「搞情報同志」中，就包括時任江西國民黨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莫雄和中共特科的項與年。

莫雄這位出身廣東英德縣農家的貧苦少年，早在教堂打工時接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16歲就加入了同盟會。1917年，在護法運動期間，莫雄加入了孫中山親自組建和直接控制的援閩粵軍。1922年6月，陳炯明兵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難永豐艦。莫雄時任粵軍第四師中校營長，兼梧州衛戍司令。危急時刻，莫雄旗幟鮮明堅決擁護孫中山，推動粵軍第四師興兵「討陳」，同時加緊對駐守桂東的滇軍、桂軍的策動。1922年12月25、26兩日，遵照孫中山的指示，在莫雄的策動下，滇、粵、桂聯軍在廣西藤縣的大湟江白馬廟舉行「白馬會盟」，組成滇、粵、桂「西路討賊軍」，誓師東下「討陳」。此時在梧州的莫雄成功控制了粵軍第四師的第二團和一個補充團，孫中山親自任命莫雄為「中央直轄獨立旅旅長」。12月30日，滇、桂軍的9個旅先後到達梧州，與莫雄的兩個團會師。總指揮部任命莫雄為前敵指揮官，聯軍合共4萬餘人浩浩蕩蕩地沿西江向廣州進發，一路上攻城掠地，勢如破竹，一舉將陳炯明趕出廣州，通電邀請孫中山回粵。

1923年2月初，孫中山由上海回粵，重組大元帥府，這是他第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孫最後一次建立政權），為「三大政策」的實施和黃埔軍校的創立提供了必要條件。由於堅決擁戴孫中山為大元帥，莫雄被正式委任為粵軍第二師第三獨立旅少將旅長。此後他率部東征，為肅清陳炯明的殘餘勢力、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奮戰。1925年8月，升任第四軍第十一師中將師長。

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國民黨形勢波譎雲詭。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中央黨部門口遇刺身亡。誰料想，這一慘案，卻為蔣介石提供了政治機遇。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建議下，國民黨中央決定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予政治、軍事、員警全權，並負責處理廖案。

「廖案」發生前，蔣介石的職務是黃埔軍校校長、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參謀長，不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也不是國民政府委員，他是因進入「廖案」特委才進入國民黨最高權力核心的。而蔣介石的關鍵性起步，應從以武力驅逐許崇智、併吞粵軍算起。事件中，對於莫雄，蔣介石玩了一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把戲。當時莫雄先被蔣以「革命的名義」委以重任，由少將旅長升任為中將師長，然後去繳被蔣視為「異己」的兩個粵軍旅的武裝。哪承想，一個月後，蔣又宣佈莫雄的第十一師為「反革命」部隊，派嫡系第一軍（黃埔軍）前去繳械，莫雄中將師長職務被免，被迫避走澳門。這一事件使莫雄與蔣介石終生結怨。

由於有了這一段積怨，後來粵系人馬「反蔣」幾乎成為傳統，李濟深、陳銘樞、張發奎、薛岳、蔡廷鍇、蔣光鼐等粵軍將領都先後舉旗「反蔣」。

借力楊永泰

此後的十年中，莫雄積極投身到廣東李濟深、陳濟棠發動的反蔣戰爭，均告失敗。困頓無奈中的莫雄只好投奔當年的小兄弟薛嶽。薛岳，字伯陵，年齡小莫雄五歲，因為彼此都是北江人又長期在粵軍共事，故薛岳一直對莫雄以「大哥」相稱。

此時的薛嶽已是蔣介石的紅人，被蔣任命為江西「剿共」部隊第二路軍總指揮。薛岳礙于面子，隨意安排「莫大哥」在第二路軍南昌辦事處掛個只領薪不幹事的「參議」閒職。

一天，閑極無聊的莫雄正在南昌街頭散步，迎面竟走來了「機會」。「這不是老朋友楊永泰嗎！」

楊永泰是廣東茂名人，早年留學日本，是國民黨「政學系」的主要人物，1918年任廣東省長時與粵軍旅長莫雄交往甚密。楊永泰也今非昔比，已是南昌「剿共」行營秘書長，是蔣介石當時信賴的高級幕僚。一番問候，楊永泰拉著「無官一身輕」的「莫大哥」來到自己的住所。

楊永泰問莫雄最近可有與蔣先生聯繫？莫雄說自己雖然當年與蔣介石在粵軍共過事，但自從自己的第十一師被蔣介石的黃埔軍繳了械，就對他敬而遠之了，況且，前些年自己還跟張發奎、蔡廷鍇他們先後舉旗「反蔣」，躲還來不及，哪敢聯繫。

楊永泰哈哈大笑：「莫大哥多慮了，張向華（張發奎）、薛伯陵（薛岳）他們當年都舉過旗反過蔣，如今蔣先生對他們也都是信任的嘛！只要我從中‘撥撥線’，蔣先生那邊你儘管放心。」

隨後，楊永泰說出了他的意圖。原來，蔣介石採納了楊永泰的建議，準備在江西「匪區」實行專員制，將江西劃成若干個行政區，行政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軍政民政一把抓，意在提高「剿共」效能。楊永泰洋洋得意地說：「莫大哥，我給你弄個專員幹幹，一手摣兩印，亦文亦武，蠻好玩的！」

幾天後，楊永泰果然給莫雄弄來兩張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一張是委任莫雄為「江西德安贛北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另一張是委任莫雄為「江西贛北第四區剿 共保安司令」，隨同委任狀送來的還有一張3000元大洋的支票和兩張空白組織表。

看到那兩張空白組織表，莫雄還是一頭霧水，忙問楊永泰怎麼不給自己配一個人，難道又叫我當「光棍司令」不成？

楊永泰又是大笑：「党國正是用人之際，我手中也沒有多餘的人，你當過師長，總不至於找不到幾個舊部吧？」言下之意，是對莫雄極為信任的了。其實莫雄十分清楚，當時蔣介石急於擴充「剿共」力量，往往一紙任命書就可以建立一個司令部，然後由被任命的司令自己去籌糧、籌餉和召集人馬，繼而為他的「剿共」大業出力。當然，莫雄的這個專員兼保安司令是個貨真價實的職銜，要不，楊永泰也不會讓莫雄去當。

這時，一個大膽的想法在莫雄的腦海裏迅速形成，他對楊永泰說：「我在南昌一個人都沒有，要找得到上海找。」

「好呀，那你到上海找吧，這是你的開辦費。」楊永泰把那張3000元大洋的支票推給莫雄。

聯絡共產黨

原來，莫雄要到上海找中共特科，請他們派人協助自己組建「剿 共」司令部。

要共產黨的組織派人來組建「剿共」司令部，這事聽來滑稽！但這件不可思議的事，真的被莫雄實現了。莫雄與中共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1925年8月中，莫雄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師中將師長。此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有人向莫雄介紹了劉啞佛。莫雄見到這個劉啞佛思想進步，頭腦清醒，作風正派，於是就委任劉為師政治部主任。後來莫雄才知道，這個劉啞佛是中共黨員，而且他還是魯迅先生文章中「劉和珍君」的胞兄。

但莫雄與劉啞佛的合作相當短暫，因為他這個中將師長只當了一個多月，就被黃埔軍繳了械，兩人從此分開。直至1930年底，莫雄在宋子文的財政部掛了個「少將視察」的閒職，才又在上海重逢劉啞佛。而此時的劉啞佛，已是中共上海特科的特工。劉啞佛見到「老師長」莫大哥又被人閑掛，於是經常到莫雄的住所作客，並有意識地介紹了一些新朋友給莫雄認識，大家竟也十分投緣，這對於正處在人生低潮的莫雄來說是一份十分難得的溫暖。

不久，莫雄就發現，劉啞佛以及他介紹來的朋友，比如嚴希純、項與年、盧志英、華克之等人都是中共上海特科的重要成員，因為他們不時托自己利用在國民黨上層的關係，幫助解救獄中的共產黨人。

自從莫雄與上海特科建立了牢固的互信關係，劉啞佛等人不時向莫雄宣傳中共的革命綱領，介紹俄國的十月革命。漸漸地，莫雄在思想上逐漸認同中共、接受中共。經過一番深思熟慮，莫雄正式向上海地下組織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請。

不久，嚴希純向莫雄轉達了中共上海特科負責人李克農轉述周恩來的意見：「你是革命的老前輩，是孫先生的忠實信徒，你參加共產黨的請求黨是歡迎的。組織上認為你在國民黨中資歷老、社交廣，因此，為方便工作起見，以暫不參黨為宜。要做一個共產黨員並不困難，我們黨更需要一個不是黨員、但又一心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

1934年3月末，在中共上海特科的幫助下，莫雄在江西德安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和「剿共」保安司令部終於建立起來，特科一共給莫雄派來了幾十名中共黨員，除了先前認識的幾個朋友，其他的全部都是陌生的，但莫雄都一一安排在司令部的重要崗位。其中專員公署主任秘書由劉啞佛擔任，司令部主任參謀由盧志英擔任，情報參謀由項與年擔任。

既然成立了「剿共」司令部，仗總是要打的。莫雄當時手下有兩個保安團，煞有介事地與當地的紅軍遊擊隊打了幾仗，紅軍均被「擊潰」，「消滅」了當地的蘇維埃政權，不到半年，第四區的7個縣「匪患」全部絕跡。楊永泰將「戰報」呈送蔣介石，蔣十分開心，給莫雄發來了個「傳令嘉獎，考成第一」的嘉獎令。

其實這都是劉啞佛他們運作的結果，他們與當地的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繫，打幾場假仗後全部轉移。因為當時中共中央已經遷到贛南瑞金，蔣介石連續發動了四次「圍剿」，中央面臨的壓力相當大，特科想從莫雄這裏入手，得到一些事關全局的核心情報。

連夜送情報

1934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絕密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五省的省主席、作戰部隊司令、軍師長以及高級參謀人員共200余人。本來這麼高級別的會議莫雄是沒資格參加的，但廬山是第四專區的防區，廬山腳下就是德安，況且莫雄剛獲取全省「考成第一」的戰績，於是經蔣介石批准，莫雄被特邀參加這次絕密軍事會議。

會議在廬山牯嶺召開，由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開了整整一個星期，整個軍事計畫之嚴密、用兵規模之巨大、部署之細微具體都讓莫雄大吃一驚。莫雄心想：這回中共有麻煩了。

這份作戰計畫是由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制定的。這個賽克特是「一戰」時德軍總參謀長、陸軍上將。計畫名曰「鐵桶計畫」，也叫「鐵桶圍剿」計畫。計畫動用150萬大軍，目標的中心是瑞金，範圍是半徑150公里、面積約5萬平方公里的中央蘇區。賽克特將整個區域畫成一個個網狀圖，每個小格子都標上某個部隊的番號。一旦戰鬥打響，各個部隊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在指定時間到達指定位置，然後要像釘子一樣，釘在那兒不動，以此來達到條塊分割、全盤落子的戰略意圖。如果這個計畫得以實施，紅軍無論是遊擊戰、運動戰還是陣地戰，都將統統失效。

除了作戰計畫，這次「圍剿」的物資保障也是驚人的，用蔣介石的話來說，就是要「畢其功於一役」，把所有家底都用上了。待包圍圈形成後，各參戰部隊每推進1華里（0.5公里）就要布上一重鐵絲網，每5公里就要構築一道碉堡線，計畫每月推進25公里，6個月後，全部參戰部隊將在瑞金會師。而這時瑞金周圍就有了300多重鐵絲網、30重碉堡線，即使有紅軍部隊被打散，也難以逃出這重重包圍。

此外，在包圍圈尚未形成之前，派出12個師的雜牌軍與紅軍糾纏，迷惑紅軍，等到包圍圈一形成，這12個師的雜牌軍立即撤出，同時斷絕中央蘇區與外界的所有聯繫，讓紅軍成為籠中困獸。

這份計畫把莫雄看得脊背發涼，這是他所見過規模最大、手段最辣的作戰計畫。而此時的莫雄可能還不知道，遠在瑞金的中央蘇區恰巧也是一個德國人在指揮紅軍，這人就是中央「三人團」的李德。李德粗暴專橫，他的戰略方針是「分兵把守，全線防禦，禦敵於國門之外」，橫下一條心要與敵人拼實力、拼消耗，把中央紅軍弄得疲憊不堪，連吃敗仗。

莫雄已鐵定了主意，要把這份計畫交給中共。整份計畫檔裝了一個厚厚的卷宗，內有作戰計畫、圖紙、兵力部署等內容，足有一兩公斤重，每份文件都打上了藍色的「極秘密」字樣，並按領用者的名單編號存檔。

會議結束後，莫雄連夜下山。當他回到德安的司令部時，已是半夜時分，他顧不上吃飯，馬上把劉啞佛、盧志英、項與年等幾個核心的中共人員找來召開秘密會議。莫雄把從廬山上帶回的檔一份不剩地交給他們細看。劉啞佛他們越看越激動：面前的這份絕密情報，不就是特科做夢都想得到的核心情報嗎？

劉啞佛急問：「莫大哥，你說怎麼辦？」

莫雄說：「還能怎麼辦？這麼危急，你們馬上拿去送給中央。」

三人聽罷，激動地握住莫雄的手說：「莫大哥，我們代表党感謝你！」

接力項與年

黨組織決定由項與年負責把這份情報送到瑞金黨中央。他們將全套計畫的主要內容，連夜用特種藥水寫到4本四角號碼字典上。第二天一早，項與年裝扮成教書先生，帶上「四角號碼情報」出發了。為減少與敵人接觸，項與年決定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色掩護，避開大路，穿山越嶺，秘密而行。進入泰和山區後，項與年發現敵情遠比預想的嚴重。每個村子都有「進剿」的敵軍，所有進出蘇區的道路都被嚴密封鎖，發現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項與年只得在山林中穿梭露宿，以少量的乾糧、野果充饑。

經過多天艱難跋涉，項與年變得鬍子拉碴、骨瘦如柴，當他到達興國後，發現敵人封鎖更加嚴密，幾乎村村有碉堡，各口有崗哨，青壯年一接近，就立刻被當作「赤匪偵探」抓走。項與年只好再回山裏尋找時機。心急如焚的他已經意識到再沒有耽擱的時間了。他突然把心一橫，雙手搬起一塊石頭，猛然向自己的臉部砸去，只覺一陣劇痛，昏死過去，漸漸蘇醒中發現自己的四顆門牙裹著鮮血流淌在胸前。他隨手抓起一把灰土，向血肉模糊的臉上抹去。第二天，蓬頭垢面的項與年雙腮腫脹，衣服也被荊棘刮得破爛不堪，身體散發著一股股臭氣，完全像是一個精神失常的老叫花子。沿途敵軍崗哨見了他就像瘟疫一樣紛紛躲開。10月7日，項與年闖過無數艱辛，終於到達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駐地，見到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特科最高領導人周恩來。

接到這份情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緊急制定了提前實行戰略轉移的計畫。10月10日，中央紅軍踏上了長征路。中共中央、中央紅軍成功規避了一場滅頂之災。

莫、項二人的功勳沒有被忘記。1949年11月，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應中共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盛情邀請，莫雄從香港返穗，出任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配合解放軍招撫和圍剿北江一帶殘餘股匪，穩定社會治安。此後改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參事室第一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項與年解放後任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

1956年國慶日，項與年與莫雄被接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葉劍英元帥代表黨中央設宴招待兩位功臣，稱讚他們為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莫雄1980年病逝于廣州，項與年1978年病逝于福建。

（常家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