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1日，習遠平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習仲勳百年誕辰紀念文章《父親往事》，文中寫道：「父親在深圳蘭園種了一棵榕樹。如今，父親走了，榕樹還在，它在蘭園長大了，根深葉茂，它在父親的第二故鄉，吮吸著故鄉人民給予的雨露甘霖，鬱鬱蔥蔥地生長著。」習遠平感歎，在父親眼裏，這樹何止是南國榕樹啊，那分明就是北方梢林！就是陝甘高原那密密匝匝、漫坡遍野、遮天蔽日、銅牆鐵壁、脊有擔當、愈挫愈勇、與大地同在的梢林

「梢林主義」挽救紅色根據地

秋天的梢林，美麗得讓人留連。「梢林」——中國黃土高原上很特別的樹種群落，是一個獨有稱謂。陝甘人對梢林可一點兒也不陌生。它不張揚，面對白楊、白樺等高大喬木，它簡直就是匍匐在地的。但它接地氣，若置身其中，那是密密匝匝，漫坡遍野，遮天蔽日，銅牆鐵壁，即便高處風狂，卻拿它沒有一點奈何。它很皮實，脊有擔當，愈挫愈勇，環境再「醜勢」（陝北方言：嚴酷），它也能存活，高原上最金貴的是水，可有一滴滴，它就碧透了天涯。它也真的很美麗，春天嫩芽生生，惹人憐愛；夏天豐盈如海；而秋天則姹紫嫣紅，自然之色在天地間揮灑到讓人心醉的程度；即便冬天，它也像森森劍簇，不媚不俗，一身傲骨……

梢林」，在父親心裏，是永遠抹不去的記憶。上個世紀30年代初，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陝甘邊人民，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區紅色根據地，被左傾機會主義譏笑為「梢林主義」。當時，全國的紅色根據地相繼淪陷，可正是「梢林主義」正確政策和策略的選擇，挽救了陝甘邊區這片紅色根椐地，後來與陝北紅色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直至全國解放「碩果僅存」的一塊完整的紅色區域，既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長征的落腳點，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出發點，為中國革命實現歷史性轉折做出了巨大貢獻。

父親認為：「梢林主義」是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馬列主義。我們把蘇區叫做「梢林」，這是碰釘子碰出來的。在敵我力量對比上，革命力量處於劣勢，處於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在平原上對於敵人有利，於我們則是有害。「梢林」距敵人統治中心較遠，其統治力量鞭長莫及，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生長和存在，有利於根據地的開拓和發展。雖然「梢林」人口稀少，經濟文化落後，環境極其艱苦，但是群眾有強烈的土地革命願望。因此，我們總是先進行群眾工作，一村一村做調查，一戶一戶做工作。然後組織武裝，開闢蘇區建立政權。

劉志丹伯伯、謝子長伯伯和我父親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始終不渝地堅持具有陝甘特色的「梢林主義」，父親也正是在南梁「梢林」環衛的陝甘邊區，被選舉擔任蘇維埃政府主席。

「娃娃主席」殺出一條血路

父親在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期間，思想解放，敢闖敢幹，發行邊幣，創建列寧小學，創辦政府機關報《紅色西北報》，處理多民族關係，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制定的各項政策深受邊區群眾的歡迎和擁護，邊區工作有聲有色。一些在白區生活的群眾，都慕名專門跑到邊區來走親訪友，到邊區集貿市場購買商品，甚至參與邊區的各項工作，陝甘邊區成為貧苦大眾嚮往的地方。當時，父親雖然只有21歲，但辦事老練，有板有眼，又能謙虛問政，有思路、有激情，因而深得大家的敬重，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邊區群眾都親切地叫他「娃娃主席」。

遍地梢林的陝甘根據地到1935年6月，已經在二十多個縣的廣大農村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使遊擊區擴展到三十多個縣，主力紅軍發展到五千多人，地方遊擊隊發展到四千多人，把長期分離的陝甘邊區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面積三萬平方公里、人口九十餘萬的紅色區域。1935年7月、8月、9月的《大公報》，曾經連續報導陝甘紅軍活動的消息。7月23日天津《大公報》報導：「陝北匪共甚為猖獗，全陝北23縣，幾無一縣非赤化……全陝北赤化人民70余萬，編為赤衛軍者20萬，赤軍者2萬。」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正是從《大公報》對於陝甘地區「赤化」情況的連續報導中，產生出將陝甘地區作為長征「落腳點」的構思。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說：這個邊區是土地革命時期留下的唯一的一個區域，保存了幾千幹部。毛澤東認為：劉志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他為父親習仲勳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認為「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這既是對陝甘革命根據地開創者的評價，也是對陝甘革命根據地軍民的評價，對「梢林主義」的評價。

從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娃娃主席」，到主政西北局的書記和軍政委員會主席，到解放後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到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到受康生誣陷銜冤赴任的洛陽礦山機械廠掛職副廠長，再到率先建立特區、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的廣東省委書記、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父親身份在變，但他革命者的品質不變、精神不變、信念不變。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以黨的事業為天職，以百姓安居樂業為己任，從未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父母：如同梢林離不開黃土高原

「梢林」——之於西北父輩那代人，是陝甘精神的象徵，也是革命者美麗夢想的象徵：它所代表的為人民而奮鬥的真摯、快樂、謙遜、踏實、堅韌、坦蕩、包容的美好品性，及與大地同在的頑強生命力，成為一種獨有的精神特質，不僅貫注了父親的全部生涯，也在與父親相濡以沫生活的母親身上、孩子們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母親與父親相識、相愛、也曾並肩戰鬥在梢林。「文革」時，父親含冤入獄，母親在中央黨校被列入500人黑名單，後來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黨分子，蒙受不白之冤。審查、批鬥、關押、挨打，那段磨難重重、動盪不安的日子，是母親一生之中最為煎熬的歲月。一個人撫養四個子女，丈夫又多年生死茫茫、音信全無，中央黨校到處是批判母親的大字報。我特別清楚地記得，黨校北灶食堂門口地上，刷寫著四個大字「打倒齊心」，不光母親的名字倒寫著，名字上還打著很大的「×」，每個「×」足有一米見方。

我那時才只11歲，敏感又脆弱，一看見那四個大字，心裏特別害怕。每次到食堂打飯，能躲就躲。不得已去了，也都半途折回。哥哥姐姐慢慢知道了我驚嚇的原因，都保護我，搶著去打飯。但我永遠記得母親那時的模樣：舊衣上綴著補丁，但很乾淨，頭昂得高高的，根本無視誰鄙夷的眼光，也不在意誰在唾駡，只是一步一步，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軍人的步態，堅定前行。

從父親蒙難到重新出山，風雨16年，母親始終沒有與父親劃清界限，就如同梢林始終離不開黃土高原，但也因此備受煎熬。既不能揭發、交代父親的所謂「政治問題」，也不能為了自己思想過關書寫違心檢討，母親內心痛苦至極。幾乎天天熬夜思考，一天要抽兩包多煙。現在母親身患肺氣腫，就是當年落下的病根。有一次，我和姐姐半夜醒來，突然發現母親不在身邊。姐姐一把拉起我的手說：快走，去找媽媽，別出什麼意外！我們馬上起床，摸黑起來去外面尋找母親。當我們姐弟倆來到黨校人工湖畔的牌坊下，只見母親一個人抽著煙，默默仰望天空，孤獨地徘徊，一圈又一圈走著，蒼白的月光下，母親的身影拖得很長很長。當她轉過身，看到我們姐弟倆，愣住了，一把緊緊抱住我們，淚流滿面。後來母親說，那時，她幾乎快堅持不住了，但是想到父親，想到我們這些幼小的孩子，她不停地鼓勵自己要堅強，要相信黨、相信人民、相信父親。那是一場「高處風狂」的嚴峻考驗，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小家，都必須經受住這樣的考驗和磨礪。

哥哥：要為爸媽爭口氣

河南省西華縣，有大片黃河氾濫留下的鹽鹼地，統稱「黃泛區」，也是中央黨校「五七幹校」的所在地，土地貧瘠、勞作沉重，而幹校改造生活的艱辛，更增加了我一家人的苦難：母親是重點「改造對象」，每天都要參加超出她體力的勞動。即便是千里之外的兩個姐姐來探親時，也不能稍歇一天。兩個姐姐為了安慰、幫助媽媽，也為了有與媽媽更多在一起的機會，探親期間天天陪著母親，徒步去八九十裏外的漯河市，用三台架子車架起十幾米長的電線杆，一步一步拉回來，實在累了，只能露宿在外。

為了省下每一分錢，母親常買食堂最便宜的菜，即便是三分錢一碟的醋溜白菜，也只買半份。苦累不說，可怕的是精神折磨：母親有風濕性關節炎，下田插秧，不得不穿著悶熱的雨靴；我挨蚊蟲叮咬，全身腫癢，母親心疼，給我敷了花露水；晩飯時，一家人用母親自己醃制的胡蘿蔔絲就飯；但這麼幾件事，卻引發軒然大波，幹校農場的造反派大做文章：說母親是「資產階級臭小姐」，頑固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云云。還故意把以「香與臭」為標題的大字報貼到我和母親吃飯面對的牆上。我一吃飯就繃著臉，背對著大字報坐；娘知兒心，母親永遠都是選擇面對大字報的位置坐，面容坦然，目光平靜。

當時，哥哥在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插隊，專程從陝北趕來看望我們，每天也和母親一起下地插秧、勞動。一天，母親早晨天剛放亮就出工，到吃午飯的時間，已將近六個小時，她累得坐在田埂上。平時，幹校指導員對母親就刁難多多，這次又提出無理要求，說，齊心，今天中午的班，你繼續值！哥哥看不下去了，走過去，拉住媽媽的手，說，媽，咱們走，咱們吃飯去！指導員也意識到了自己的過分，悻悻放了一馬，另外安排了值班人員。我記得那時正是「五一」勞動節，下著細雨，在離我們住處不遠的清水塘，哥哥與我有過一次令我終身難忘的談話：這片清水塘，是幹校的大人和我們「五七」中學的同學們共同流血流汗挖掘的。當時河南許昌出了個英雄人物，叫楊水才，帶領群眾開挖清水塘，解決老百姓的吃水澆地難題，同時，弘揚一種 「小車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產主義」的奮鬥精神，這也是我們那一代人當時的強烈嚮往和追求。哥哥那天穿著洗得發白的父親的制服，與我走到清水塘邊，抽著煙，出神凝望著清水塘的漣漣水波，一任雨水淋漓。沉默了半晌，他說，弟，哥不呆了，我也呆不下去！我不忍心看見媽媽忍受的這一切！我明天就走！回陝北梁家河！哥哥要為爸爸媽媽爭口氣，為咱們全家爭口氣！你要好好照顧媽媽。

哥哥沒呆夠請假期限，只五天，就回了陝北。從1968年他被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關押，再到陝北插隊，他已近三年沒和家人團圓了，他這次回家，是帶著濃濃的思念、濃濃的親情來的，卻就這麼短短的相聚，就不得不離開，此情此景，宛如昨日。後來，哥哥在當地農村很快入了黨，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帶領村民率先搞成了陝北第一個沼氣基地，解決了村子裏點燈、燒飯難題，成為人民日報當時表彰的「知青」模範，並以當時所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考上了清華大學化工系。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多麼好的時代啊！為了今天，我們的國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家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嚴酷歲月曾鑄就了我們父輩，同樣也會鑄就我們後人！

2000年春夏之交，受父親囑託，母親曾赴陝甘老區，沿著父親生活、戰鬥過的地方，沿著父親魂牽夢繞的美麗梢林，作了一次訪問。回來後，向父親描述了老區的變化，父親十分動情地說，我要回去，要自己回去看看！但父親竟在2002年5月24日與世長辭，他的這一願望最終未能實現，在父親心裏，梢林是最美麗的。